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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团的延安人能够给司令部发送已经翻译和缩微的缴获的密码文件。日本人交替使用各种密码。在华北，野外电台大部分使用的暗语系统是数字的，包括使用旗语、信号灯和信号板。不过日本人没有使用这些来给即将到来的空袭发出警报。只要一有空袭警报，他们关闭电话网与其他联系的所有重要干线而优先发出空袭警报。
美国从一份缴获的文件上知道日本的空袭警报系统。该文件命令军事电台要在看到敌人飞机的3分钟内发出警报，包括解码的时间。商业电台也要向民众传送这种警报，在北平和其他大城市的电台发出警报，宣布敌人飞机的接近，并敦促居民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
根据杨将军的话，敌人的有些主要机场都有安装在高塔上的像〃机器耳〃的声音探测器。它们能够探测100公里外的敌人飞机。当杨将军被问到这些〃耳朵〃是否可能是雷达时，他说他觉得它们更可能是声音探测器，因为杨和他的人都不知道雷达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安装的雷达看起来像什么。
铁路安全给日本人提出了特殊的难题。火车在华北的主要铁路系统运行的过程中没有与火车站的联系。很多情况下，盟国军队截听到火车离开一个车站，而在火车离开之前没有关于其方位的消息。
中国密码的安全性让美国有点担心，但它们一般来说是可靠的。在观察团成员在敌后活动的消息发出后，美国人关心密码的安全性，因为抓到军事观察组的成员会得到日本人的重赏。而且，有关飞行员在虎口跳伞的消息总是发给延安，结果，这些人总是安全地疏散。
要进行〃迪克西使团〃时期华北情报搜集网络的总体评价，必须对中国共产党的效率和〃延电4号〃计划进行评估。鉴于过时的方法和设备，中国人的成绩是巨大的。他们在中国的沿海活动。理论上说，从广东或海南通过电台、信使或其他方式传递信息是可能的。没有可靠的方法来检查这种信息的存在，不过，有时候，无线电的消息意义含混，时间太迟而没有多大作用。〃延电4号〃一直计划要纠正这些问题。要是战争再持续长一点，〃延电4号〃投入运行就会提供更完整的信息。
不过，中国共产党越来越感到他们的努力没有得到承认，而且在决定中国未来的进程中不会有自己的声音。这样，他们越来越不愿意参加他们原来相信不只是自己受益的项目，一个美国原先计划而没有完全告诉中国共产党如何使用的通讯网络扩建项目。
1945年8月8日，伊顿那时是〃迪克西使团〃的头，他给叶剑英将军送去两个计划以〃增加情报传送的数量和质量〃。这个马上扩建通讯网络的计划被标为蓝色因此被称为〃蓝色计划〃。另外一个计划是时间更长的〃红色计划〃，它建议美国继续留在华北。提供的马上扩建通讯网络的蓝色计划包括增加两到五个发报员和修理员，并认为建立新站要更多的人。其他服务机构，像空地救援队，随着他们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也需要更多的人员。备忘录的末尾给叶剑英将军描述了两个计划，伊顿的计划暗示蓝色计划将使情报数量和敌人重要情报的传送速度开始有重要的提高。他强调蓝色和红色计划的起草是根据击败日本的要求来进行的，既没有计划的也没有谋划的背后或破坏活动。 ＇返回目录＇
第四章 通讯联络 通讯联络（6）
蓝色和红色计划的筹备正好与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和亚洲战争的结束同时进行。上述活动消除了进一步扩大网络或继续进行情报搜集活动的需要，而这正是扩大的首要目的。第十气象队也被命令缩减人员到最小限度并使用中国的发报员。美军航路通讯系统隶属人员被要求将其所有的设备交给任何一支美国部队管理，自己收拾行装，乘下一架飞机离开。与上海和北平的日常无线电联系仍旧维持，即使在所有的设备都转交给中国共产党后，美国人仍继续操作电台。
最后，90多箱设备都躺在库房里，都是手动的野外发报机。〃迪克西使团〃当时的团长杨照辉请示战区怎么处理它们。他还需要处理给飞机导航的发射机、照相机和信号设备、发电机以及车辆。
到结束时，〃迪克西使团〃有两辆战车、两辆吉普车以及载重吨的卡车和上面提到的一些东西，还有山顶的雷达气象设施。战区指示杨照辉拆卸雷达，并自己处置这些东西。由于杨照辉需要飞机将这些东西运走，这些东西的运费可能比它们本身花费更大，所以他把除了雷达之外的所有东西都送给了中国共产党，他们高兴极了。战略情报局在这些机器上训练了他们，他们熟悉它们。这是美国直接送给他们的惟一设备。 ＇返回目录＇
第五章 外交、分歧与赫尔利 外交、分歧与赫尔利（1）
正如前面所说的，美国并不总是认为蒋介石是一位最满意的战时盟友。蒋与毛泽东之间的长期分歧清楚地表明：一俟抗日战争结束，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内战将是不可避免的。
蒋介石与史迪威将军也发生了争吵。1944年7月，他越过史迪威将军请罗斯福总统派一位有影响力的人来中国，该人要享有总统的充分信任，蒋介石本人能够与他在所有的政治和军事问题上进行合作。蒋介石需要一个富有远见、有政治能力和想像力的人，因为他相信军事合作必须建立在其他领域合作的基础上。
直接联络的建议与罗斯福通过个人代表处理事务的爱好是相违背的。罗斯福5月份就曾经告诉*，他相信美国的调停者能够〃与其他人一起商量〃并达成政治妥协，罗斯福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这样做。罗斯福担心假如中国发生内战，俄国人可能会乘机夺取中国东北。
8月10日，罗斯福总统通知蒋介石，他挑选了赫尔利少将担任这个工作。61岁的赫尔利将军是一个来自俄克拉何马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律师兼投资人。他自命不凡，自以为具有高超的谈判能力。事实上，战前，他曾经在与墨西哥的谈判中为辛克莱尔（Sinclair）石油公司争取到有利的结果。与赫尔利将军同行的是唐纳德·纳尔逊（DonaldNelson），此人是美国前战时生产局局长，被派往重庆协助中国政府计划和组织生产。
赫尔利的挑选缘起于陆军部。起初，关于使命的目的，在他和陆军部或国家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别。与中国战区的其他许多美国军官形成反差，他们的语言能力和文化知识致使他们在中国国内问题上选择支持某一方，赫尔利则把自己看成是只代表美国的利益和目标，他努力从这个立场而不是个人信念来行动。
根据赫尔利将军给国务院的报告，白宫8月18日给他的指令如下：
充任美国总统向蒋委员长派出的私人代表；
促成蒋和史迪威将军之间的和谐关系，并协助史迪威将军对自己麾下的中国军队行使指挥权；
完成一些与军事供应有关的其他任务；
保持与大使高思的密切联系。
一旦蒋介石同意接受赫尔利将军和唐纳德·纳尔逊担任罗斯福总统的发言人，罗斯福将向委员长施压，让史迪威将军指挥蒋介石麾下的全部中国军队。在马歇尔8月12日提议、8月23日发出的一个信息里，罗斯福催促蒋介石尽可能〃根据军事状况的严峻性，根据慎重考虑、周密的安排尽早采取行动，以产生决定性的结果〃。罗斯福总统明白在渴求的指挥岗位上安排一位美国军官的政治困难，但他确信赫尔利将军、史迪威将军和他们两人之间能充分理解这个政治难题。
赫尔利将军在中国的旅途是1945年8月18日以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开始的。他和唐纳德·纳尔逊经由莫斯科飞到重庆，在莫斯科，他们与俄国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交换了中国的情况。按照唐纳德·纳尔逊的解释，他在中国的主要事情是中国的经济事务，而赫尔利将军则是军事事务。因为同中国在战时的合作是〃至关重要的〃，要取得这种合作，美国政府必须支持委员长并促成中国的完全团结。
唐纳德·纳尔逊问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莫洛托夫回答说，中国对加强与苏联关系的兴趣不大，中苏关系近年来恶化了。莫洛托夫接着说，时下中国人民的状况是，有人错误地将那些仅仅对自己的经济状况表示不满的人称为共产党。当他们的状况改善后会忘记这种政治倾向。莫洛托夫说，苏联政府不应该与〃这些共产主义分子〃牵扯在一起或因此受指责。实际上，假如美国帮助中国统一、改善他们的军事和经济状况，并为此选择最好的人，苏联将很高兴。莫洛托夫很清楚地表明，蒋介石在努力通过改变政策来改善中苏关系，苏联对中国政府的事情不感兴趣。
正如后来赫尔利在报告中反复提到的，这个谈话对他的地位非常重要。他对中国内部纷争的处理表明他的这种信心：没有苏联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将会积极响应创建联合国民政府的倡议。他相信，假如苏联人支持蒋介石或至少旁观，中国共产党将会被劝说不奉行激进的革命路线。蒋介石会觉得安全并准备接受与中国共产党的有些具有实质意义的妥协。
赫尔利将军于9月6日到达重庆，并在10月中与谢伟思进行了简短的谈话。赫尔利将军从未读过谢伟思的任何报告，又不愿意听取外交人员的意见。不久后，谢伟思前往华盛顿参加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