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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保尔要求马上给他分配工作。阿基姆摇头拒绝说：“这可办不到，保尔。我们这
儿有医务委员会和党中央的决定，上面写着：‘鉴于病情严重，应送神经病理学院治疗，
不予恢复工作。’”
“他们什么不能写呀，阿基姆！我求求你——让我工作吧！老是跑医院，有什么
用！”
阿基姆还是不同意。
“我们不能违反决定。你要明白，保夫鲁沙，这样对你更好些。”
但是，保尔一再坚决要求，阿基姆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他。
第二天，保尔就到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机要科上班了。他本来以为，只要一开始工作，
失去的精力就会恢复。但是第一天他就发觉自己想错了。他在科里往往一坐就是八个小
时，饭也吃不上，因为他没有力气从三楼下来，到隔壁的食堂去吃饭。不是这只手，就
是那只脚，经常麻木。有的时候，他全身都不能动弹，而且发烧。到了上班的时候，他
常常会突然起不来床。等这阵发作过去，他才绝望地发现已经迟到一个小时了。他终于
因为经常迟到而受到了警告，这时他才意识到，他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开始了——他要
被迫离队了。
阿基姆又帮了他两次忙，调动了他的工作。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过了
一个多月，保尔又卧床不起了。这时候，他想起了巴扎诺娃临别时的叮咛，于是给她写
了一封信。她当天就来了，他从她那里了解到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他不一定非住院
不可。
“这么说，我已经健康到不值得一治了。”他本来想开个玩笑，但是这个玩笑并不
显得轻松。
体力刚刚有些恢复，保尔又来到中央委员会。这一回阿基姆怎么也不肯通融了。他
斩钉截铁地要求保尔去住院，保尔闷声闷气地回答说：“我哪儿也不去。住院没有用。
这是权威人士的意见。我的出路只有一条——领抚恤金，退休。但是我绝不走这条路。
你们要我脱离工作，这办不到。我才二十四岁，我不能拿着残废证混一辈子，明知
没用还到处去求医问药。你们应该给我找一个工作，适合我的身体条件。我可以把工作
拿回家做，或者就住在机关里……只是别叫我当个光管登记发文号码的文书。给我的工
作应该使我内心不感到孤独离群。”
保尔越说越激动，声音越来越响亮。
阿基姆了解这个不久前还生龙活虎一般的青年的感情。
他了解保尔的悲剧，知道对他这样一个把自己短暂的生命献给了党的人来说，脱离
斗争，退居大后方，是非常可怕的。因此阿基姆决定竭尽全力帮助他。
“好吧，保尔，别着急。明天我们书记处开会，我一定把你的问题提出来，保证尽
我的力量给你想办法。”
保尔吃力地站起来，把手伸给他。
“阿基姆，难道你真的以为，生活会把我赶到死胡同里，把我压成一张薄饼吗？只
要我的心还在这里跳动，”他一把抓过阿基姆的手，紧贴在自己胸膛上，于是阿基姆清
晰地感觉到了他的心脏微弱而急速的跳动。“只要这颗心还在跳动，就绝不能使我离开
党。能使我离开战斗行列的，只有死。你记住这个吧，我的老大哥。”
阿基姆没有做声。他知道，这不是漂亮的空话，而是一个身受重伤的战士的呼喊。
他理解，这样的人不可能说出另外的话，不可能有另外的感情。
两天以后，阿基姆通知保尔，中央机关刊物的编辑部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可以让他做，
但是要考核一下，看他是不是适合在文学战线上工作。保尔在编辑委员会受到了亲切的
接待。副总编辑是个做过多年地下工作的女同志，现在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
主席团委员。她向保尔提了几个问题：“同志，您是什么文化程度？”
“小学三年。”
“上过党校和政治学校没有？”
“没有。”
“啊，那没什么，没上过这些学校也可以锻炼成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这种事是有的。
阿基姆同志向我介绍过您的情况。
我们可以给您一个工作在家里干，不一定到这儿来上班，总之，可以给您创造各种
方便条件。但是，干这一行需要有广泛的知识，特别是文学和语言方面的知识。”
这些话对保尔来说是一个不祥的预兆。经过半个小时的谈话，证明他的知识不足，
在他写的一篇文章里，这位女同志用红铅笔划出了三十多处修辞上的毛病和不少拼写错
误。
“柯察金同志！您的根底很厚。要是再好好进修一下，您将来可以成为一个文学工
作者，但是您现在写的东西还不够通顺。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您还没有掌握俄语。这
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您一直没有时间学习。非常遗憾的是，我们还不能任用您。我
再说一遍：您的根底很厚，您写的这篇东西，只要在文字上加加工，不用改动内容，就
可以成为一篇很好的文章。可是，我们需要的是能修改别人文章的人。”
保尔拄着手杖站了起来。右眼眉一下下地抽动着。
“就这样吧，我同意您的意见。我能成为什么文学家呢？！
我以前是个好火夫，也是个不错的电工。我骑马很内行，很会鼓动共青团员，但是，
在你们这条战线上，我是个不称职的战士。”
他告别之后，走出了房间。
在走廊拐角的地方，他差点跌倒。一个提公文包的女同志扶住了他。
“您怎么啦，同志？您的脸色很难看！”
保尔镇定了片刻，然后轻轻挣脱那位女同志的手，用力拄着手杖走了。
从这天起，保尔的健康每况愈下。恢复工作是根本谈不上了。越来越多的日子是在
病床上度过的。中央委员会解除了他的工作，并且要求社会保险总局发给他抚恤金。他
拿到了抚恤金，同时还领到一张残废证。中央委员会另外又发给他一笔钱，个人档案也
交他随身携带，他可以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玛尔塔这时来了一封信，邀请保尔到她那
里小住和休养。保尔本来就打算到莫斯科去，他仍然怀着一线希望，想在联共中央委员
会找到幸福，也就是说，找到用不着走动的工作。但是在莫斯科也一样，大家都劝他治
疗，并且答应给他找个好医院。他谢绝了。
保尔不知不觉在玛尔塔和她的女友娜佳·佩捷尔松的寓所里住了十九天。他整天一
个人待在屋子里。玛尔塔和娜佳一早就出去，晚上才回来。保尔如饥似渴地读着书，一
本接一本——玛尔塔有很多藏书。晚上玛尔塔的许多女友常来看望，有时也有男同志来。
从港口来了几封信。丘察姆家邀请他到她们那里去。生活的绳扣拉得越来越紧。她
们盼望着他的帮助。
一天早晨，保尔离开了鹅舍胡同那座宁静的寓所。列车载着他奔向南方，奔向海洋，
躲开潮湿多雨的秋天，奔向克里木南部温暖的海岸。他看着电线杆在窗外飞过。他的双
眉紧锁着，两只近乎黑色的眼睛里隐藏着顽强的毅力。
第八章
海浪在他脚下拍打着岸边的乱石。从遥远的土耳其吹来的干燥的海风，吹拂着他的
脸。这里的海岸曲折地弯进陆地，形成一个港湾，港口有一条钢骨水泥的防波堤。蜿蜒
起伏的山峦伸到海边突然中断了。市郊的一座座小白房像玩具似的，顺着山势向上，伸
展到很远的地方。
古老的郊区公园里静悄悄的。很久没有人收拾的小径长满了野草。被秋风吹落的枯
黄的槭树叶，慢慢地飘向地面。
一个波斯老车夫把保尔从城里拉到这里。他扶着这位古怪的乘客下车的时候，忍不
住问道：“你到这儿来干吗？没姑娘，也没戏院，只有胡狼……真不明白，你来干什么！
还是坐我的车回去吧，同志先生！”
保尔付了车钱，老车夫也就走了。
公园里一个人也没有。保尔在海边找到一条长凳，坐了下来，让已经不太热的太阳
照着他的脸。
今天，他特意到这僻静的地方来，回顾他的生活历程，考虑今后怎么办。该是进行
总结，做出决定的时候了。
保尔第二次到丘察姆家，使这一家的矛盾激化到了极点。
老头子听说他来了，暴跳如雷，在家里大闹了一场。领着母女三人进行反抗的，当
然是保尔了。老头子没有想到，妻子和女儿会给他这样有力的反击。从保尔来到那天起，
这一家人就分开过了，两边的人互相敌对，彼此仇视。通向两个老人房间的过道钉死了，
把一间小厢房租给了保尔。房钱是预先付给老头子的。他似乎很快也就坦然了：两个女
儿既然同他分了家，就再也不会向他要生活费用了。
从外交上着想，阿莉比娜仍然跟老头子住在一起。老头子不愿意同那个冤家照面，
从来不到年轻人这边来。但是在院子里，他却像火车头一样喘着粗气，表示他是这里的
主人。
老头子没有到合作社工作以前，会两门手艺——掌鞋和做木工活。他把板棚改成了
作坊，抽空捞点外快。现在，为了同房客捣乱，他故意把工作台搬到保尔的窗子底下，
幸灾乐祸地使劲敲钉子。他非常清楚，这样一来保尔就看不成书了。
“等着瞧吧。我早晚要把你赶出去……”他低声嘟哝着。
在接近地平线的远方，远航轮船吐出来的黑烟，像乌云一样在渐渐扩散。一群海鸥
尖叫着，向海上飞去。
保尔双手抱着头，陷入了沉思。他的一生，从童年到现在，一幕幕在他眼前闪过。
这二十四年他过得怎样？好，还是不好？他一年又一年地回忆着，像一个铁面无私的法
官，检查着自己的一生。结果他非常满意，这一生过得还不怎么坏。
当然也犯过不少错误，有时是因为糊涂，有时是因为年轻，多半则是由于无知。但
是最主要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