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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希圣与鞠清远合著的《唐代经济史》出版；1936年，陶希圣与沈巨尘合著的《秦汉政治制度》出版。出版社都是商务印书馆。
其实他们还有大量的工作成果未能广泛传播。以唐代经济史为例，他们当时按照分类主题整理出八大册资料，后来只有“土地问题”、“寺院经济”和“唐代交通”这三册得以出版，其余的后来都毁于战火。又比如他们曾经系统整理了辽代经济史的史料。德裔汉学家魏特夫与北大有密切合作，很早和陶希圣熟识。陶希圣自述说，后来魏特夫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与冯家升合作，完成了英文版《辽代经济史》，该书1949年出版。
陶希圣另一项要被人记住的工作，就是他创办了《食货》杂志。在《食货》之前，北京社会调查所创办了《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后来长期由陶孟和与梁方仲打理，在学界颇有一些影响。可是它半年才出一期，无法满足众多学者的要求。所以陶希圣决定自己办刊。1934年11月14日，陶希圣在《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周刊》发布《（食货半月刊）宣言》，阐述《食货》半月刊发刊缘起、旨趣与办法：“这个半月刊的意思，在集合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料的人，把他们的心得、见解、方法，以及随手所得的问题、材料，披露出来。大家可以相互的指点，切实讨论，并且进一步可以分工进行。这个半月刊的意思只是这样，并不像过去所谓的中国社会史论战那样的激昂，那样的趋时。”
是年的12月1日，《食货》半月刊正式发行。
陶希圣后来说，“我主编《食货》半月刊，要把这个研究，从政争扭转到史学”。另外，也是给他和他的学生的研究成果，寻找一个表达的空间。他自己每个月要给《食货》补贴100块钱，《食货》也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盈利。
同样是在1934年，顾颉刚和谭其骧创办了《禹贡》半月刊，专门刊发历史地理的论文，与研究经济史和社会史的《食货》可谓一时瑜亮。陶希圣表示，他们收到与历史地理有关的史学论文就推荐给《禹贡》，反之亦然。钱穆回忆说，当时还有学生劝他再办一份《通典》，专门讨论制度史，可以与《禹贡》和《食货》鼎足而三，但被他拒绝了。其实，《禹贡》杂志的发行量从来没有超过1500份，而《食货》很早就超过了4000份，在学生中间拥有更大的影响。
《食货》汇集了当时最有研究能力的经济史学者，包括王宜昌、梁园东、马乘风等等。还有更多尚未成名的年轻人，除了前面所说的武仙卿、鞠清远等一班陶门嫡系以外，还有如吕振羽、傅衣凌、马非百、齐思和、周一良、李文治、王毓铨、杨联陞、何兹全等人，日后都成为影响极大的学者。
《食货》的内容是极有特色的。陶希圣首先想到的是编辑当时所有中国经济社会史论文的索引，为学者提供深入研究的基础平台。他在“编辑的话”里说，《食货》要尽力沟通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人们的消息。所以不遗余力地介绍年轻学者们的工作单位、研究兴趣和研究方法等，免得人们闭门造车。而且，他还想组织成立“食货学会”，确定会籍、征收会费、召开会员大会等等。他说，“倘使大的学会的发起，能成事实，那便有划时代的成效了”。但是，因后来抗战爆发而未能如愿。
其次，陶希圣提出了“搜读地方志”的倡议。陶希圣在《食货》第1卷第2期里就说，希望大家先读有大都会的地方的县志，再以分工的方法，本省人读本省的县志。逐渐积累材料。
《食货》身体力行。陶门弟子鞠清远发表了《地方志的读法》，详细谈论了自己的学习体会。陶希圣又继续刊发了瞿兑之的《读方志琐记》一文。瞿兑之是“笔记”名家，常为小报撰写掌故短文，许多学者对他不屑。可陶希圣认为瞿兑之多年来读史之余摘录的户口、实业、赋税、医药、宗祠等方面的史料，看似琐碎，对我们认识经济社会史实在有极大帮助。后来，瞿兑之就把这些资料编为《中国社会史料丛钞》出版，颇有仿照《容斋随笔》的架势，大受好评，上海书店在1985年也重版过这套书。
陶希圣还想利用《食货》，在理论引入方面做一些工作。他特别重视理论和方法关系的讨论文章，据统计，《食货》里这方面的论文占文章总数的五分之一以上。他专门强调在《食货》里选译西方和日本的经济史名著，要求“里面所叙述或讨论的具体现象（制度或思想或政策等），是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必须的比较或指示”。
可惜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食货》在7月1日刊出第6卷第1期后停刊。这两年半里，《食货》总共出了61期，刊发一百五十多位作者的论文345篇，其中陶希圣一人就在《食货》上发表论文36篇，其他7篇，翻译2篇，共45篇，居作者之首。在抗战前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是他这个阶段教书和研究的全面总结。
陶希圣在北大站稳脚跟以后，与政治的关系又逐渐密切，时事也在发生变化。1937年，蒋介石分批邀请全国各党各派代表、无党派知名人士以及大学校长等计二百余人，于牯岭举行庐山茶话会，意在共同商榷对日外交等问题，陶希圣与胡适、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等人一同出席。
抗战爆发后，陶希圣弃学从政，担任国民参政会议员。随后又与周佛海在汉口组织“艺文研究会”，陶任组长。他的一班学生如鞠清远、武仙卿、曾謇、沈巨尘等也都到“艺文研究会”工作。这段时间里，他与汪精卫越走越近，还跟随汪精卫远走河内，但两人对抗战态度的分歧也日益明显。
1939年8月，汪精卫等在上海召开所谓“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定周佛海为“中央”秘书长，梅思平为组织部长，陶希圣为宣传部长。可是陶并不愿意参加“对日谈判”。到1939年底，汪精卫秘密签署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1940年初，陶希圣与高宗武携带密件冒险偷逃至香港，在《大公报》上披露了汪日密约，震惊海内外，史称“高陶事件”。
太平洋战争爆发，陶希圣辗转来到重庆，受到蒋介石器重，担任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少将组长。署名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就出自他的手笔。1943年起，陶希圣担任《中央日报》总主笔，三年里写社论四百篇以上，还编辑、翻译了不少军事著作。
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陶希圣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立法院立法委员。1949年去了台湾，后来主要工作是主持《中央日报》。
1971年的时候，陶希圣曾与他的四子陶晋生院士在台北复刊《食货》，改为月刊，重新竖起“食货”的大旗。可惜他早年精心培养的学生多半在四五十年代凋零，只有少数在外求学的学生如全汉升、何兹全等有机会做出一些成绩，延续了他的经济社会史的传统。
有更多年轻人其实并不认识陶希圣，只是读了《食货》杂志以后深受影响，从而走上学术道路。其中就有唐德刚。他把陶希圣称为“未见面的老师”，称自己年轻时第一篇《中国郡县起源考》即是受《食货》影响而写。《食货》半月刊只存在了两年半，但它的影响仍在持续。
1988年，陶希圣在台北去世，享年八十九岁。
（《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陶希圣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6。20元；《高陶事件始末》，陶恒生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版，35。00元）
哲学之“锐气”久而弥笃
叶秀山
以梁存秀学兄主编（主译）的五卷《费希特著作选集》终于由商务印书馆出齐了。这个选集从1986年开始翻译，到2000年第五卷译毕，已经是15年的时间，而第五卷的出版，更是2006年的事情了。因此这个选集，从选题、翻译、校对到出版、发行，可以说的上是精雕细刻了！
大概是出到第二卷的时候，我深受梁兄那种认真负责、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之感动，贸然说了一句，“等五卷出齐，我要写一篇书评”，实际上，我明知自己是不够格的书评作者，出自对于主编和译者们严肃认真学术精神的敬佩，也出于我对包括费希特在内德国古典哲学家的思想的兴趣，在书出齐后，写这篇文章，只是我的一个学习心得。
在中国做哲学的都知道费希特的重要性，但是专门研究的并不多，一来是过去只把他看作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过渡环节，而且把康德的一点点唯物主义因素给消解了，也就是从费希特开始更坏了，何必去研究他呢；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费希特著作中译本太少，学子们难以入门。现在，这两个障碍可以说都到了消除的时候了。
费希特哲学当然不是能被当作一个“过渡环节”，马马虎虎就“过渡”掉了的，它有自身独特的哲学体系和独立的哲学价值，既不是康德哲学，也不是黑格尔哲学所能囊括、代替得了的。在这一点上，哲学有点像艺术，大哲学家犹如大艺术家，历史上一座座的丰碑，其间当然有许多继承的关系，但自身都是创造性的成果，谁也代替不了谁。
《费希特著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是《试评一切天启》，文章的背景在书后“译者注释”中有详细的介绍。这是费希特为晋见康德在一个月内写成的长篇大论，据说康德读了很快就接见了他，而且不久还在费希特经济困难时写介绍信给予帮助。这篇文章因发表时漏印作者名字，而其用语和思路绝类康德，被普遍误认为是康德所作，于是康德不得不作出声明，指出真实作者，据说费希特由此名声大作。
然而，就在这篇充满康德哲学气息的文章中，似乎也可以看出费希特自己的哲学思路的特点，而不同于康德。
不可否认，费希特哲学的切入点当是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