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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笔者尚在工作岗位上，又住于郊外的北大宿舍，先父当年是怎样“过目”，又是如何“审改”，笔者均不及见，故不能置一词。可以一说的是，当时先父已届垂暮之年（92岁），头脑尚清楚（临终时犹如此），每日必翻阅书报，却无奈精力不济，精神集中难持久，伏案工作早已停止。对文字的推敲修改，先父一向极为认真仔细，总是字斟句酌，但此时对这十章的审改似难以再如此讲求。设若不然，那为何一些明显差错竟未发现。
此书第七章《错误始末与闭门思过》（内容为1953年之事前后经过），据说因事关“敏感”，写定最迟，送来也最晚（1987年初）。恰好笔者于是年退休，得常去先父处，并有时留住，因此有机会参与此章的审改事。审改的进行由笔者先作初步涂改，然后逐段与先父商讨改定；如此分三次完成。据笔者日记，改毕之日为1987年3月13日。不过，待此书问世，将书中第七章与笔者保存的有涂改之原件（复印件）相对勘，修改意见被采纳者是有限的。
书中“失真”存在的缘由，就笔者所知，仅限于如土所述。
严重失实引发“空穴来风”
因记述严重失实，而审改又失察之一事，有必要一说。
此书旧版第九章最末的“问”与“答”中，以梁漱溟的“语气”，不点名地批评了“北大某教授”，引起冯友兰先生家属的强烈不满，很快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以委婉的语气，指出先父有“记忆果然移形若此”的错误。不满是理所当然，因为所记冯梁二位这次“会见”的前前后后，失实严重。失实之处主要有三：
首先，“会见”时间完全搞错了。“会见”明明白白是在1985年12月24日，却写成了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即1973年～1974年），前后相差竟达十年以上。
其次，“会见”的由来写错了。是1985年尾，冯先生邀请先父出席其九十寿宴，为先父所拒绝引起的，而书中所写，是由于先父“写信批评”冯先生，并要冯先生“答复我何以这么作”所致。对于冯先生于“批林批孔”运动之所为，先父无法理解，确实极不以为然，但他从未在任何场合发言，批评过冯先生。学习会上“学习”冯先生的批孔文章时，对这是否是冯先生的真心话，仅流露过怀疑之意，并在日记上写下“可叹！”两字而已。如有严厉的表示，也仅限于因友人询问而在信函中，写上一两句。背后议论他人短长，说三道四，先父一向无此“习惯”；虽与家人之间，亦不例外。事实是自“批林批孔”运动开始，直至“最后一次会见”，前后有约十年间（1974年…1985年），二人无任何往来，以书信或当面口头批评冯先生之事又何由发生？可见二人“最后一次会见”说是因“写信批评”所引发，只能是一种子虚乌有的事了。
再其次，“会见”经过写得明显失实。冯先生父女二人“乘北大汽车处的车”，前往木樨地22楼先父住处，却写为“悄悄的”去会见。至于意见的交换，实际早已见之于临“会见”之前三两次往来的书信中，而且，“会见”前数日冯先生寄赠的《三松堂自序》一书，先父已过目，其中冯先生自我剖析应“修辞立其诚”的话，自然也已了然。相见时，冯先生表示“批孔”中之事，书中已说清，看了自可明白。对此，先父只是静听，未做任何表示。此后，二人遂转入其它话题，未再涉及“批孔”一事。倒是宗璞女士十分认真，就冯先生于“批孔”中之所为及有关情况，作了若干说明与解释，谈话颇多。而书中所写“叙述他的理由，包括他的苦衷”等，均未曾见于“会见”中。
因记述严重失实，由此竟引发了类似于“空穴来风”效应。于是冯梁二人的“最后一次会见”，一时成为人们议论不少的话题，竟先后有多篇文字发表于报刊；文中或由于虚实难辨，而表示“迷惑”、“费解”之意，或因以虚为实，而流露“惋惜”、“遗憾”之情。这自然都是失实引起的。
笔者有感于已造成失实，无论是因未审而未改，或审而未改，审改者总应负一定责任，特写出《冯友兰先生与先父梁漱溟交往二三事》（《博览群书》2002年9月），将二人交往经过，自1917年初次相识说到“最后一次会见”，以正面纪实，澄清记述失实，其主要用心在使人们明了事实真相，不再为此枉费笔墨，或浪费感情。
如今此书作者写有《冯友兰与梁漱溟》一文，以“补遗”形式增补于此书新版，也是一种更正的表示吧。同时此书旧版第九章最后以先父语气写成的那段“答”话，作者也依照事实作了不少修改，只是令人不无遗憾的依旧保留了，以先父的语气说的一句话“冯先生如今回头来看看，应该说可以做出一个他自己满意，别人亦认为公正的答复了。”这话在二人“最后一次会见”前是不会说的（他只是说过“可叹！”）；而在“会见”后又何须再说什么。
“独家旧闻”与“有心之人”
如本文标题所示，《梁漱溟问答录》是一本瑕瑜互见的著作。这是笔者的浅见。以上笔者着重陈述了书中存在的诸多瑕疵，及其产生的原由，但终归是瑕不掩瑜。所说之“瑜”，即笔者称之为“独家旧闻”的那些内容。这是此书最可贵的部分。
听说过有“独家新闻”；“独家旧闻”则是笔者的杜撰。“独家新闻”出自捷足先登的记者，其本领在“抢先”，“独家旧闻”则出自别具慧眼的“有心之人”，其所长在“抢救”。“抢救”这些“旧闻”的“有心之人”即本书的作者汪东林先生。
如作者所自白：他自1963年至1983年问，除“文革”中政协被“封门”的四年外，“梁先生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到全国政协参加会议和一些活动，尤其是参加作为政协重点工作的学习改造，每周有两三次，我正好是他所在小组秘书。”“他在这20年间政协大小会议上的言论，大部分都由我直接参与记录、整理、写简报。”而这些记录等均在作者所“保存至今的近百本会议记录本”中。（以上均引自《20年难忘写梁漱溟》）
正是作者以其所拥有的这些第一手资料，以及当年其现场见闻为素材，在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起，陆续披露了许多“独家旧闻”，如《梁漱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团结报》1986年）、《梁漱溟与毛泽东》（《文汇月刊》1988年1月）等。随后又于1988年4月出版了《梁漱溟问答录》，对这些“独家旧闻”作了集中披露。由于当年这类“旧闻”不得外传，均属政协“内部消息”，如今一旦披露，即具有闻所未闻的轰动效果，引起人们极大兴趣。
至今，已问世的有关先父梁漱溟的传记作品约有十种以上，其中以《梁漱溟问答录》为最早，其余的均在进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才陆续出版，而这些后续的传记著作，为描述传主解放后，特别是“文革”时期的言行与处境，均莫不引用《梁漱溟问答录》中所披露的那些“旧闻”中的某些内容。之所以如此，正表明了这些资料是为其“独家”所拥有之故。
说“独家”拥有，还有一层意思。关于这些“旧闻”就是先父本人亦极少有文字留存下来。在他的日记里虽有只字片言，亦难知其详。例如“考虑宪法意见写出两条”（1970年7月26日）“到政协讨论宪法，对第三章只提一条意见。”（1970年7月29日）如此记载，又怎能寻得提了什么意见。虽笔者作为亲人家属，亦难说清楚，因为先父从政协参加会议归来后，从不以会内见闻或个人发言为谈资，与家人闲谈。所以关于先父梁漱溟对1970年“宪草”曾提出过无人敢提的那两条意见，家人了解其内容，也同样是在读到作者所披露的“旧闻”之后了。“旧闻”其他内容，其作用对笔者来说也多与此类似。
先父曾说，他是一个有思想，且又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他又曾说过：“因为我对于生活如此认真，所以我的生活与思想见解是成整个的，思想见解到哪里就做到哪里。”可不幸的是他最后的三十多年，却生活在一个思想受禁锢的环境里。而“文革”十年，黑白混淆，是非颠倒，更是令他陷入困厄之中。而他又坚持“遇到问题要独立思考，以自觉自愿行之。”那么，他将心怀何种理念直面思想禁锢？他将秉持什么态度去面对无理责难与围攻？他的回答是：“我的态度是独立思考和表里如一，无所畏惧，一切听其自然发展。”（《致香港友人周植曾》1975年3月28日）这需要具体生动的事实来为之作说明。而能提供这种具体生动事实的，正是那些“独家旧闻”。由此又可见出这些“旧闻”之可贵了。在此可补充一句话：这些“旧闻”不仅对了解与研究先父梁漱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史实，而且对了解与研究上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也未尝没有重要意义。
“你的书（指《梁漱溟问答录》——笔者）特别留下了他在解放后四十年的许多珍贵资料，有意义啊。你是个有心之人，能随时注意积累资料，值得我学习。”（见此书“补遗九”）这是赵朴初老先生的话。赵老这话不是随便说的，是很有分量的。
赵老与此书的作者相识，更与先父梁漱溟有“同窗”之谊。他们二人一个时期曾同在一个学习小组，一同参加运动，有关先父当年在政协活动中的言行，赵老自然是知情人，即对“旧闻”中所记录的那些内容有亲历直接的了解，故深知其可贵。赵老的话正是由于有如此深刻了解，才这样说的。因此，笔者愿借赵老这句话作为对此书评说的结束语。
（《粱漱溟问答录》，汪东林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版，25。00元）
周作人佚函笺释
张 霖
随着“十七年”文坛研究的深入，了解五四以来的作家、学者在建国之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