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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称“同”吗？汉语诗文也说“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意思相近，角度不同，都表达出对人生“事像”、“记忆”与“遗忘”彼此关联的领悟，略微的感伤中体现出对世事的洞察与超越。
“僰人”踪迹
宜宾城依江而造。如今的市区高楼耸立，街道纵横，从来来往往的公交巴士和装修时尚的店铺中已看不出多少往日的遗迹。不过就在江岸新建的街边花园处，我们一行与会同人却无意见到了一座引发怀古之情的雕像。
雕像以花岗岩造成，雕的是造型夸张的男女头像；从二人的装饰特征看，像是某一少数民族。人群中有学者凭自己的地方知识判断其为“僰人雕像”。“僰”念“伯”（Bo），指一个在今天的“民族大家庭”中已不见经传的古代族群。可惜不仅久远陌生，且口读不见，在场的多数同伴想必听了也不得要领。还好，领队的主人对此判断予以了证实，并且解释说“僰人”原是宜宾最古老的土著，他们从历史上“忽然”消失的原因，传说是由于明朝军队当年“斩草除根”式的剿灭。后来，同样的传说又在当地的其他场合多次听到。
返回成都后检索有关资料，发现其实连供游客浏览的简易手册也刊登有类似的记载，只是未身临其境的读者通常难以留意罢了。比如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的《巴蜀旅游文化》就写道：僰人是战国至元、明时代居住在川南一带的少数民族，在历经各代统治阶级的压迫征剿后，到明代仅变为缩居南广河流域的一支。明万历元年（1573），朝廷借镇压叛逆的名义，对僰人发动围剿，不但大肆屠杀，而且搜捕逃匿者，“此后，宜宾一带的僰人便从历史上消失了”。所幸的是，“消失的族群”并未从人们的记忆里全然逝去，而是凭借多种方式顽强地存留在别样的历史之中。前引同一读物继续写道：“（消失的僰人）在依山临水的悬崖峭壁上留存下来数百具古老的悬棺和许多可歌可泣的传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宜宾地区的“僰人悬棺”因其独特、集中并伴有丰富多彩的岩画，一度成为新闻媒体的关注热点，1988年被公布为“国宝”文物（即“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僰人悬棺”获得了政府的正式承认不说，它还演变成当地进行旅游开发的丰厚资源。
到了九十年代，川省史学界集体编撰的《四川通史》（1993）首卷便有对僰人的叙说，并把以“杜鹃啼血”闻名于世的蜀王杜宇（约公元前1l世纪）推断为“僰人”，同时引文献指出“僰于夷中最仁，有人道，故字从人”；后来因“汉民多，渐斥徙之”（第255～256），进一步探询了僰人兴亡的历史踪迹。
那么，僰人究竟哪儿去了呢？他们真的消亡了吗？1996年出版的“战国历代民族史丛书”另有解释，答案是“僰人”其实变成了后来的“白族”——因受旧时“大汉族主义”的影响，“僰人”的称呼在明以后的记载中被该族的学者改写，后者将带有“西南夷”之类贬义性质的称谓记忆有意抹去，换以相对平等的“土民”或“白人”来替代。（《明代民族史》，第413～416页）如此一来，作为族名的“僰人”就从史册上逐渐隐退，而作为实体的族群却改以新的名称存在下去。可见非但族群的聚合兴衰事关重大，就连族别名称的不同取舍也非同小可。前引《四川通史》一书业已指出：古代“蜀人”之“蜀”，本指“毒虫”，是殷人发明的一种“他称”和“贱称”，不能与本土人民的原初自称相提并论。（第36页）中国古代与“僰人”、“蜀人”相似的族群记忆还有很多，面对今人新创的历史叙事，看来还将引出各种版本的“故事新编”。
费孝通先生在论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时，分析了中国古代的民族交往关系，指出：作为“核心”的华夏族在向外扩展时，对周围的“蛮夷”族群采取了“逐”和“变”的策略。大多数既逐不出又变不了的“非汉民族”“只有走到汉族不愿去居住的地方”，继续留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这一地理上自成单元的东亚地区，也就是如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范围里。费孝通先生进一步阐释说，这类“非汉民族”中的绝大多数“一直坚持到今天，在中华民族的一体中保留了他们的民族特点，构成多元的格局”。（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这样说来，“僰人”成了“白族”倒还不错，可是古代蜀国的主体“蜀人”呢，其命运又该如何追溯？对于今天的川省，许多人仍习惯用“蜀”为其简称，可内中的演变却或许少有人问了。
会议结束，我们本已商量好去珙县看“僰人悬棺”，不料打听下来，从宜宾去往珙县，乘车单程就要四五小时，当天不能返回；而次日众先生们都有课在身，故只好作罢。这样，返回途中，带着心中未竟的感怀，便在单调催眠的高速公路上遥想出了这些不相连贯的片段。
“酒乡”今昔
对于久远的历史，后人不可能也不会逐一记忆，而总是通过精心安排的方式加以取舍。古代常见的办法不外是编史、刻经、修志一类，而举办各种专题的陈列展览，则已成为现代社会更为普遍和有效的方式。
宜宾也不例外。仅市内风景区翠屏山一地，我们此次前往的时候，就有不下五处专题各异的展览遗迹：“哪吒庙”述说本地同古代传说的关联；“玄祖殿”突出道教传承的往日风采；“人物事迹陈列室”则力图让人对宜宾名流留下印象……不过，走马观花式的浏览间引起我注意的是“博物馆”内夹在“秦、汉……明、清”正史框架中的几件民族“文物”——本地“土著”使用的漆杯、漆壶和漆碗。展览虽然没有对这些器物详细解说，但把它们与汉族主流相提并论的做法本身就已体现了历史叙事的时代更新。只有在文化传统“多元”和“多源”的意识下，族群记忆的历史并置才成为可能。当然对展览者来说，倡导此举的动机或许还出自效益考虑。例如，宜宾博物馆门票“简介”上对该馆的介绍只有一句话：“藏品丰富，陈列富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专题性展览”。
不过，就宜宾的地方与民族两重“特色”而言，展室内漆杯、漆壶和漆碗则触发了我对“酒”的联想。酒，在西南族群的文化传统中，自古就是日常必备的生活用品。这不但与世袭的社会习俗有关，而且同特定地理生态相联系。对此，旧时汉籍所记的史料多有提及。《新唐书·南蛮传》说这一带的土著“男女衣皮，俗好饮酒歌舞。”嘉庆《马湖府志》曰：“夷俗尚巫信鬼……相引百十为群，击铜鼓，歌舞饮酒，穷昼夜以为乐，储弗尽弗已。”宋代文人黄庭坚则以自己遭贬复醉的经历解释说：“老夫止酒十五年矣。到戎州（宜宾旧称）恐为瘴疠所侵，故晨举一杯。”（《醉落魄·陶陶兀兀》）照今人的说法，所谓“瘴气”，指包括疟疾、痢疾等在内的热带疾病。西南山多地潮，时有此疾发生；而酒有杀菌、挥发作用，若每日饮之，多能缓解防治。故对于世代居此的各族民众来说，饮酒之俗便不仅只是提供感官享受，而且是“生存斗争之必需”（凌受勋：《金沙江·马湖江》，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可是，时过境迁，史随人变。宋代以后的人们谈论宜宾的“酒文化”时，目光更多转向了黄庭坚等名士留下的种种名胜，而对原本存在的土著业绩，则不是视而不见便是将之归入奇风异俗式的陪衬行列。如今的宜宾市区里，为数不多的景点中就有专门的一处“流杯池公园”，纪念仅在此地“客居”三载的黄庭坚残留的饮酒遗迹。在这种追古攀名的风气之下，后世人们对黄氏与酒相关的诗词倍加传诵，同时却对当地土民们更具地方、民族特色的口传“酒歌”感受若无。
这种因记忆错位而形成的文化反差，到了步入位于宜宾、如今堪称川省造酒行业之龙头老大——“五粮液”总部，参观了气势辉煌且精心布置的现代酒展后，令人体会得更为强烈。酒展设在楼房式的巨型“厂门”内。“展”“门”一体，“财”“文”结合，仅建筑造价据说就高达千万，而室内陈列的主要是本厂生产的名酒品牌。在一盏盏光亮刺眼的灯光下，透过富丽豪华的展览语言，人们已觉察不到多少本土传统中多元淳朴的酒乡古迹，更难以体会“饮酒以为生存斗争之需”那样的文化底蕴了。
“竹海”风光
今日宜宾，地处川南，辖地万里。“竹海”在其中部长宁县内，因有七万余亩楠竹景区而得名。如今的旅游材料宣传其“莽莽苍苍，无边无际。荫覆着大小二十八座岭峦，五百多个山丘”；而最为突出的是“挺拔参天的楠竹根连枝叠，拥青泻翠，郁郁葱葱”，被称为中国“竹文化”研究中心……因此“既有旅游审美又有科学研究的价值”。这样的宣传虽然文辞美溢，却并非自我标榜，毫无凭据。1986年底的时候，这里就由外地机构出面，列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获得了风光凸现的新式头衔和增添财运的无形资本。
如果说以往风景名胜的产生，要靠长时段历史过程的“约定俗成”；定了、成了，还不见得人人接受。而如今的“约定俗成”却可以通过权威机构（乃至经营商家）发文颁布。不管是否愿意，事情反正就这样变化了。不过倘若深究下去，人们会发现真正的“赢家”其实是掌管“魔杖”的这些机构本身。忽而“某协会”，忽而“省部级”；接着又是“联合国”、“世界杯”……它们走南闯北，点石成金，把各地之间或类型之间的差异认定为优劣美丑的不同等级，不仅使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