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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宗元佑年间，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完全恢复了旧政。这时，吕汲公、梁祝之和刘器之等王安石革新派三十多位变法人物遭到严厉的打击，有的被贬，有的监禁，同时朝廷还将他们的名单公布于世。
这时，范纯仁上疏给皇帝，认为镇压罪魁就可以了，对协从者应不予问罪，但是没有被采纳。他叹息着对同僚们说：“这样下去，我们这些人也免不了要遭到报复。”
后来形势急转直下，革新派重新掌了权，果然如范纯仁所预料的那样，对旧党的处理更加严酷。
王樊在《野客丛谈》中说，君子治服小人不能做得太过分，如果无节制地打击他们，将来他们的报复也一定很残酷。
处置对手太过苛刻，则对方也用恶行来对付我们。所以，不能只知道尖锐凶猛地攻击，图一时的痛快，更要认识到其中的危害。
过分的宽大仁慈容易使人误以为软弱，从而得寸进尺，变本加厉；过分的威猛严厉容易导致残暴，从而引起强烈反抗，法纪大乱。所以，宽与猛互相补充调节，可以避免走极端造成的不良后果，让人们心服口服地遵纪守法。
因此，在特定的环境下，从宏观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是必要的，对于非原则问题，能够放过去的就放过去。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大戴礼记·子张问人官》）也就是这个意思。
班超因在西域很久，上书给朝廷说，自己希望能活着回到玉门关内。于是朝廷召回班超，派校尉任尚代替班超的职位。
在交接工作时，任尚对班超说：“您在西域干了三十多年，现在我来接替您的职务。我担当重任而思考问题却很浮浅，请您多多指教。”
班超说：“塞外的官吏士兵，本来就不是孝子顺孙，而是因为犯罪才来屯田戍守边疆的，而那些部落又常常怀着侵占边疆之心，对他们更是难以安抚和团结。我看您的性情过于严厉和急躁，水太清澈，鱼就难以存在，政事上要想明察，处理问题就要平和，希望您开郎简易，尽量宽恕别人的小过错，只要掌握大原则就可以了。”
班超离去后，任尚私下对亲近的人说：“我以为班超君有什么超人的奇策呢，今天听他讲话也都是平平常常的道理。”后来，任尚在西域数年后，那里就发生了叛乱，正如班超所告诫的和预料的那样。
莫把人逼到墙角
有诗云：宜将剩勇追穷冠，莫使沽名学霸王。这种斩草除根，不给对手喘息机会的的策略，在你死我活的战争中是不可缺少的。
但是在和平岁月，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少之又少，如果凡事一定要把对手置之死地而后生，那么对手就会困兽犹斗，就可能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治事智谋第11章 掌握分寸的智谋（6）
困兽犹斗是说野兽即使在被围困时，仍要拼死搏斗，不甘束手就擒。因为兽都有其勇猛的本性，搏斗也就是其专长。这不仅是大自然中的一种现象，在政坛和生意场上也随处可见。
这时，我们就必须学会网开一面的策略，避免把对手逼入墙角。
宋仁宗时，宰相富弼采用朝士李仲昌的计策，从澶州商湖河开凿六漯渠，将水引入横贯陇西的故道。
北京（大名府）留守贾昌朝素来憎恶富弼，私下与内侍武继隆勾结，命令司天官二人，等到朝臣聚会时，在殿廷提出抗议，就说国家不应当在京城的北方开凿渠道，这样会使皇上龙体欠安。
几天后，两个司天官听从武继隆的主意，向皇上上书，请皇后与皇上一起出来听政。
史志聪将他们的奏章拿给宰相文彦博，文彦博看后藏在怀中。他不慌不忙召来两个司天官：“日月星辰、风云气色的变异，才是你们可以说的事，因为这是你们的职责。为什么胡言乱语干预国家大事，你们所犯的罪有灭族后果。”
两个司天官十分恐惧。文彦博又说：“看你们两个也是狂妄愚昧之极，今天不忍治你们的罪。”二人走了后，文彦博把他们的奏章拿给同僚们看，富弼等人十分愤怒地说：“奴才们胆敢如此胡作非为，为什么不斩了他们？”
文彦博说：“斩了他们，事情就公开化了，宫中会闹得不安宁。”过了不久，大臣们又决定派遣司天官测定六瀑渠的方位，文彦博还是派那两个人去。这二人怕治他们的前罪，就改称六漯渠在京城东北，而不在正北。
就是示之以威，而后网开一面，从而造成威慑的例子。而将此一策略运用得出神入化的，则当属宋朝赵鼎。
宋高宗时，刘豫在山东张榜，狂妄地要求天下给他这个皇上进奉药物，太监冯益恰好派人去收买飞鸽，山东境内传播着许多流言。泗州知州刘纲将情况上奏朝廷，枢密使张浚奏请皇上，要求斩掉冯益以消除流言蜚语。
赵鼎继而上奏：“冯益的事确实十分暖昧不清，值得怀疑。此事有关国家大体，朝廷如果忽略了不加处罚，外面的人必然认为是皇上派他去的，有损于圣德。不如暂时解除他的职务，派到外地去任职，以清除众人的疑惑。”
高宗欣然应允，将冯益调往浙东。张浚认为赵鼎与自己在唱对台戏，十分生气。赵鼎说：“从古以来，凡是想处置坏人，搞急了，他们的朋党会互相勾结，反而招致大祸；缓一缓，他们之间就会互相挤兑，不攻自破。现在冯益犯了罪，宰掉他，并不足以叫天下人拍手称快。但是一杀他，众太监们会害怕皇上宰了一个，就会想宰第二个，必然会竭力争取减轻冯益的罪责。不如贬谪他，将他放到远离京师的地方，既无损于皇上的尊严，冯益自己看见受的处罚很轻，也不会花费心机去求人，争取回到原来受宠的地位。他的同党见他被贬，必然会伺机窥求上进，哪里肯让他再进宫呢？如果我们着力排挤他，他的同类必然会因此而畏惧我们，他们勾结得愈发紧密，我们就无法攻破他们了。”
张浚听了赵鼎的分析，不得不叹服。
明代的罗通曾以御史的身份出任四川巡按。当时蜀王十分富裕，财力物力都在其它郡王之上，出入都僭越地位使用国君所乘的车马仪仗。罗通心里很想稽查制止他。
一天，蜀王带人经过御史台，罗通突然派人收缴了蜀王所僭越的仪仗，蜀王生气地走了。
事后，按察使、布政使及两司官员都前来观看，打听情况。并且说：“听说蜀王会有意料之外的举动，现在该怎么办呢？”罗通说：“如果是这样，你们都考虑一下吧。”
第二天，众官员又都来了。罗通说：“这件事好办，最好是悄悄告诉蜀王，只说黄屋左纛是过去玄元皇帝（玄宗皇帝逃难到四川时，奉老子为始祖，尊封他为玄元皇帝）时期的器物，今天重新还给你。”
手下官员依计行事，蜀王果然没有借机生事，从此也有所收敛。
治事智谋第12章 韬光养晦的智谋（1）
鹰立如睡，虎行似病，正是它的出击准备。故君子要聪明不露，才华不逞，才有肩鸿任鉅的力量。
举世皆醉 何以独醒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锋芒毕露的人很容易遭到别人的非议和敌视，唯有韬光养晦，善于保护自己，避凶就吉，才能养精蓄锐，待机而动，成就一番事业。《周易·系辞下》：“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据，以存身也。”
在历史上，有多少大英雄不明白这一点，最终玉石俱焚，为后人留下无穷的遗憾，岳飞就是这样一位。
岳飞，字鹏举，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少见的文武双全的儒将。曾有人把他和范仲淹并提，称赞说：文人如范仲淹，始足以讲武；武将如岳鹏举，始足以谈文。
提到岳飞之死，人们没有不归罪秦桧的。在西子湖滨岳飞的坟墓旁边，就长跪着秦桧的铁像，并写有一副对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但实际上，秦桧比岳飞还冤枉。岳飞的死，我们第一要骂宋高宗自坏长城，第二要从岳飞自身找原因，第三才轮得到骂秦桧这个帮凶。下面我们从岳飞和韩世忠等将领的比较来分析一下。
宋高宗自毁长城，并不是头脑发昏，而是由宋朝重文轻武的政治传统决定的。宋代吸取唐代武将拥兵自重、导致安史之乱的教训，开国后即以重文轻武为传统。北宋如此，南宋亦然，虽经靖康之祸，充分暴露出这种政策的缺点，宋高宗并不觉悟，对一般武臣反猜防得更厉害了。
在这种传统政策之下，像岳飞这样特出的人才，正是当道者所特要防备的。另一方面，岳飞不懂得在当时政治环境下知非不处的策略，处处为宋高宗所不容。即使没有秦桧，岳飞仍将屈死，因为他不自觉地身处举世皆醉唯我独醒的危险之中。
岳飞不贪财。宋代的将领，很少不贪财的，特别是南宋初年的大将，差不多个个都贪财，只有岳飞是例外。宋高宗经常纵容诸将都贪财，奖励诸将贪财，用意在使诸将腐化而丧失政治上进取的志向。
贪财成为风气，就是名将韩世忠也未能免俗。
韩世忠被罢官之后，杜门谢客，绝口不再谈打仗问题。他常常骑着驴、带着酒，后面跟着一两个童仆，在西湖一带游乐，并找人商议买新淦县的官田营利。宋高宗闻之大喜，就把这田赐给他，并御笔亲书，并给他的村庄起名叫旌忠。
每一个看到这一幕的人都会心微笑，因为每个人都明白韩世忠的买田的用意：高宗不能同英雄豪杰推心置腹，颇疑诸将有野心，有功之臣如果不能顺从他的心意，就难免杀身之祸。
韩世忠能够仿效别人买田宅，塑造一个求田问舍的形象，但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