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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许多外币，如德国马克、英镑和瑞士法朗，但那时没有日元”。
大崩溃
在1987年大崩溃中，哈佛指数下降了13％，而标准普尔指数下降了21。6
％。它是怎样化解这场灾难的呢？
“在春季，股权比例大约为73％。在春季和10月份之间，在一系列因
素的推动下，降到了40％。由于8月末市场回升，这是一次并不愉快的交易。
然而，受卓越成绩的推动，许多货币经营者为10月份的崩溃充分投资，他们
害怕失去些什么。”
“在1987年10月份，我认为我们在现金交易市场没有出售大量股票。
然而，我们在期货市场上充分利用了我们专家的才能。我们认为这一点有助
于我们提高在股市衰落过程中的业绩。拥有大量内部资产的好处之一是，你
可以通过董事会有所作为，而如果你主要和外部经理打交道的话，是不能拥
有这一权利的。在那一段时期，我们购买长期债券，在日本股票市场上做空
——但结果证明是一种错误——我们卖空我们的私人证券投资。换句话说，
我们通过控制这种状况，使我们在应付风险方面比仅通过中间商来运作的人
更能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每天早晨，我们都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我们能
控制住整个事态的发展。”
关于这一点，另一位内部人士补充道，“那是乔治·西格勒问题的另一
面，多亏有他，哈佛在发展期权交易管理的内部资本方面已走在前面。因此，
当大规模的、迅速的移动成为需要时，哈佛当时做到了这一点。那曾经在1987
年10月拯救了公司，这一点无可怀疑。”
概括
这些不同的方法和策略在实践中是如何实施的呢？
答案是，如同一位资深投资人可能预见到的那样。不求最优，次好即可。
优秀投资人是通过恰当地理解主题而后在被忽视的地方下赌注从而做到尽善
尽美的，或者通过逐步在期货业里的成功参与。哈佛的方法是：以大量小交
易为基础，然后几乎与华尔街的人们同时，以几乎相同的方式进入各种各样
的珍品世界里。
第二个问题是，监视大额资本的人们的职责是考查，判断，更换运作资
金的经理；哈佛管理公司不应被要求独自去做这件事。关于这一点，在1987
年10月26日的《幸福》杂志上，比较了7家最大基金3年的业绩。其中2
家很突出：耶鲁每年19。7％的平均收益率，普林斯顿的为17。7％。剩下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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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集中在16。4％和16。9％之间，哈佛居中，为16。7％，明显地落在了带头
者的后面。
对23家美国最大的养老金和捐赠基金（一个懒散集团）的业绩评估显
示，截止到1988年6月30日的5年里，哈佛的复合年收益率为15。3％，而
排在第一位的基金为18。9％，在中位数的基金为12。1％，这个相对不错的成
绩的取得，是与哈佛在1987年大量降低股本金风险分不开的。
《幸福》杂志请了一大批专家对哈佛的管理方法进行评论。总起来一点
是多样化经营。《幸福》举了乔治·基恩的例子。他掌握着普通基金：“他
补充道，头脑里要想着哈佛的方法，‘我们无法想像对于10亿美元来说只有
一个经理。’”问题是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如果受
托人委员会有一个能干的投资委员会，可以监督外部经理人员，他们将能够
使这些经理们保持活力。一位专家告诉 《幸福》杂志，“他选择了小型货币
经理公司，合伙人有利益在里头。”他们将很努力。但如果内部管理人员运
转了几乎全部的基金，受托人又不是足够的强大，那么操作者将寻找舒适的
存在方式，以成功的费用为基础。
下面是《幸福》杂志几次指出的一个观点：
本世纪20年代的繁荣带来了一个令人眩晕的牛市，后来，普林斯顿大学投资委员会的主席，
一位名叫迪安·马太的银行家，认为股市的高价位不可能持续太久，他偷偷地把学校基金从股票转
换成债券。但一年过去了，他的决定被证明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市场再创新高。然而崩溃来临了，
随之是大萧条。马太的转向债券——通货收缩的保障——之举，被证明是正确的。
14年后，股票市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萎缩，马太又行动了，卖出大学债券的80％，转换
成股票。受托人的金融委员会主席指责马太不负责任，宣称大萧条带给人们的很大一个教训是：对
于大学捐赠基金而言，债券是惟一稳妥、保险的投资。马太被迫为将再次证明为成功的这次努力进
行辩护，他写道：“稳妥的唯一证明方式是在未来是正确的。”
《幸福》杂志引用普林斯顿基金经理的话：“对于机构来说，成功的秘
密在于拥有毅力、勇气、智慧和发现迪安·马太及特德·克罗斯的运气，在
投资委员会里有聪明人能理解、评判他们——如果他们搞糟的话，砍断他们
的腿并关进密室。”
这种方式的基本原理被沃伦·巴菲特进入大学基金董事会这一事件所证
实。1968年，巴菲特成为格林尼尔大学的受托人，希望能有助于他们的投资
业。下面关于巴菲特的描述来自我最近出版的一本书：《迈达斯之触》：
1976年，巴菲特出席在新奥尔良举行的一次报纸业经济状况会议，他在会上发现艾科公司准
备出售自己的电视台。按照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规定，巴菲特不能为伯克希尔·哈撒威购买电视台，
因为他在《华盛顿邮报》拥有电视股份。因此他建议……格林尼尔大学以低价购买它们中的一个。
他的第一选择是购买辛辛那提的电视台。不幸的是，格林尼尔大学委员会在如何购买上迟迟不决，
最后是多媒体而不是格林尼尔买走了电视台，价格为1600万 （这个举动促使格林尼尔购买了多媒
体价值31。5万美元的股票，它们不久就升值了）。
巴菲特第二个想法是买下艾科的戴顿电视台。这次他决定先竞价，之后再进行相应的财务安
排。他在1976年出价1290万美元，相当于电视台总收入的 2。5倍。他赢了。1984年格林尼尔又
出售了这家电视台，买主是赫斯特公司，价格为 5000万。这次交易使格林尼尔基金总值增加了一
倍，每个学生平均 12。7万，哈佛每个学生为18万，耶鲁为12。1万。
哈佛管理捐赠资产的方式是新式的，甚至一定程度上成为趋势，它有一
个令人尊敬的成绩。通过发展起一支对价值有着很好理解的队伍，哈佛基金
应该能避免福特基金在70年代所遇到的那种大灾难。通过保持多样化经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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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投资技巧，哈佛应该能免遭那些不愉快的遭遇。但是在现在的情势下，
要想有非凡的成就是很困难的，因为它已不再适应大规模的长期投资——在
1987年，哈佛基金成功地降低了权益风险，这是一次有趣的探索。石油变成
了可靠的赌注，但不是大赌注。大型的、成功的举措需要勇敢的熟练的经理
——很少是大学毕业生。
卡伯特观察到，如果哈佛做得非常好，它将会集中在私人领域而不是它
的组合投资领域，这很可能是真的；然而，主要证券组合投资仍占用了85％
的捐赠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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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彼得·林奇——不懈的追求者
就一个人，没有助手班子，该怎么样来管理一笔数目巨大的资本 （100
亿美元的麦哲伦基金）？也就是说，彼得·林奇是怎么样比他在哈佛管理公
司的同仁们干得还要出色的呢？
最主要的就是要有一位特别有才能的人。彼得·林奇就是这样一位天才，
他轻易地战胜了哈佛管理公司的大型委员会。惠灵顿从来没有吃过败仗，也
从未举行过军事会议；拿破仑经常说，对于一支军队而言，一位将军已经足
够了。换言之，在投资和战斗这两种竞争性的比赛里，其秘诀是发现一位最
有才能的领导，并给他以权力。如果他不是那种最有才能的领导，那就撤掉
他，但别指望用一群能力稍次的人来取代他。人们通常会在棋盘上领悟到这
个原则：一位特级大师往往能同时跟一家象棋俱乐部的二三十位成员对弈，
他走到每个棋盘前，稍作停留后，走完一步，然后到下一位对手跟前。通常
除了与一两位最强劲的对手握手言和外，他将大败其他所有棋手。在大多数
比赛中，决策时的专心致志是取得最好结果的关键。彼得·林奇有两位研究
助手：一位搜集华尔街的新闻，出席公司展示会；另一位负责给各公司打电
话并参加研究会议。当问他是否想再找一位时，他含糊其辞地回答：也许……
有一天……你会花费很多时间跟他们谈话。
这也使报酬更加灵活自由。彼得·林奇是位受雇者，但他知道自己的价
值；而他的雇主，富达管理公司一年付给他几百万美元，这个数目大约相当
于哈佛管理公司那些最出色炒手所得的10倍。彼得·林奇是世界上薪酬最高
的有价证券投资雇员之一。而且他的价值远远不止这个数目。
为什么这样说？要知道，事实上，自彼得·林奇1977年创建麦哲伦基金
起，麦哲伦基金已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互助基金，1987年其资产达到顶峰时
有120亿美元，1988年3月31日为84亿美元，它的股东超过了100万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