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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用他自己的经验和洞察将两者组合成了100％的巴菲特式投资风格。
就像美国运通和喜诗糖果一样，巴菲特现在所投资的公司大多都是格雷厄姆不会买但费希尔可能会买的公司。
解读“市场先生”的大脑与巴菲特不同，乔治·索罗斯从来就不是一个天生的投资者或商人。事实上，他在十几岁的时候曾幻想自己成为像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那样的经济改革家，甚至是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
因此，在逃离匈牙利两年后，他于1949年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开始学习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除了最有影响力的凯恩斯主义者之一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也在此任教外，伦敦经济学院与当时其他大多数大学一样是社会主义的温床。（拉斯基是安·兰德最畅销的小说《根源》的主人公埃尔斯沃思·图希的原型。）
但伦敦经济学院也有两位非常反传统的思想家，一位是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哈耶克，一位是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两者都是索罗斯的学习对象，但波普尔成了索罗斯的导师，在思想上对他的一生施加了重要影响。
我用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原本需要三年的学位课程。我只有再当一年注册学生才能获得学位。学校允许我选一名导师，我选择了他（波普尔），因为我对他的哲学深深着迷。我已经熬过了纳粹的迫害。波普尔的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的启发力量让我震撼…它揭示出，法西斯主义与社会组织的各种原理和开放社会的基本原理截然对立。另外，波普尔的科学方法思想对我的影响甚至更大。
索罗斯在波普尔的指导下形成的思想体系后来演化为他的投资哲学和投资方法。
索罗斯将他的各个慈善组织称做“开放社会”基金，也表明他承认了波普尔对他的影响。
但这是后话。在学生时代，他的目标仍是变成一名学者，一名某种类型的哲学家。他开始写一本他命名为《意识的负担》（The Burden of Consciousness）的书。但当他意识到他只不过是在重述波普尔的哲学时，他把这本书抛在了一边，转向了金融生涯。从那时候起，他就将金融市场看成了检验自己的哲学思想的实验室。
“我们的世界观都是有缺陷或扭曲的”
在苦思哲学问题的过程中，索罗斯认为他获得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发现：
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从根本上说，我们所有人的世界观都是有缺陷或扭曲的。于是我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这种扭曲对事件的重要影响上。
将这种发现应用于自身后，索罗斯得出结论说：“我也会犯错。”这不仅仅是一种观察结果，也是他的行动原理和最高信念。
大多数人都同意其他人会犯错。大多数人也承认自己犯过错…在过去。但有几个人会在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公开承认他也可能犯错呢？
寥寥无几。索罗斯在对他的前合伙人吉姆·罗杰斯（Jim Rogers）…基金经理和《投资骑士》（The Investment Biker）的作者的评论中就暗示了这一点：
我和吉姆·罗杰斯的最大区别在于，吉米认为流行观点总是错误的，而我认为这种判断可能也是错误的。
当索罗斯在投资竞技场中采取行动时，他始终明白他可能会犯错，而且会批评他自己的思考方法。这给了他无人可以匹敌的思想适应性和灵活性。
信念和后果如果每个人的世界观都像索罗斯所说的那样是“有缺陷或扭曲的”，那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必然是不完全的，而且常常是错误的。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当哥伦布为寻找印度而扬帆横渡大西洋时，每个人都“知道”大地是平的，而他将从世界的边缘跌下去。
这种信念让哥伦布很难找到支持者…为他的船配齐水手甚至更难。毕竟，他所需要的不是那种只会凑凑热闹的支持者。
当欧洲海员们只敢靠着海岸航行，没有这种信念的波利尼西亚人却划着他们的独木舟进入茫茫太平洋，到达了像斐济和夏威夷这样远的地方。这可能是后人永远也无法超越的航海奇迹。
索罗斯将“人对现实的理解不完全”这种认识转化成了一种强大的投资工具。当他看到了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比如，当他们被他们的信念蒙住眼睛的时候），那是因为他坚持了自己的基本信念。
在创建量子基金（前身是双鹰基金）之后，索罗斯通过研究其他人未曾注意到的市场当前趋势或将要发生的突变检验了他的理论。
他在银行业就发现了这样一种趋势变化。
自20世纪30年代被加以严格管制以来，银行一直被看做呆板、稳健、保守和无趣的投资对象。热衷于谈论银行业的华尔街分析家是没有前途的。
索罗斯感觉到这种状况将会改变。他发现老式的经理正在纷纷退休，有MBA学位、充满进取精神的新经理正在取而代之。他觉得，这些新一代管理者将以盈利为中心，唤醒整个银行业。
1972年，索罗斯发表了一篇题为《成长银行的状况》（The Case for Growth Banks）的报告，预测说银行股即将起飞。他推荐了一些管理有方的银行。最终，银行股开始上涨，而索罗斯收获了50％的利润。
对价值1美元的东西，巴菲特想用40或50美分买下，而索罗斯愿意支付1美元甚至更多，只要他能看到一种将把价格推高到2~3美元的未来变化。
信念如何改变现实在索罗斯看来，我们的扭曲认识是影响事件的一个因素。用他的话说，“信念的作用是改变现实”，在《金融炼金术》一书中，他把这称做一种反身性过程。
在某些人眼中，《金融炼金术》是一本了不起的著作。交易商保罗·图德·琼斯（Paul Tudor Jones）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写道：它是“革命性的”，将“一些看起来无比复杂和难以抗拒”的事件阐释得一清二楚。通过这本书，索罗斯还结识了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德鲁肯米勒在读过这本书后拜访了索罗斯，并最终接替索罗斯担任了量子基金的经理。
然而，其他人却大多认为这本书是令人费解甚至不值一读的，也没几个人领会了索罗斯想要传达的反身性理论。事实上，就像索罗斯在该书平装版的前言中所写：
根据公众的反应来判断，我在证明反身性过程的重要意义上并不成功。被接纳的似乎只是我的第一个观点…流行偏颇① 影响市场价格。而第二个观点…“流行偏颇在特定情况下也会影响所谓的基本面，而且市价的变化会导致市价的变化”，似乎被忽视了。
市价的变化导致市价的变化？这听起来很荒唐。
但这并不荒唐，只看一个例子就知道了。当股价上涨，投资者们感到自己更富裕了，于是会花更多的钱。结果企业的销售额和利润都上升了。华尔街分析家们会指出这些“改善的基本面”，鼓励投资者们买入。这会让股价进一步上涨，让投资者感到自己更富，于是他们的支出又会增加。这个过程会持续进行下去。这就是索罗斯所说的“反身性过程”…一个反馈环：股价的变化带来企业基本面的变化，继而带动股价的进一步变化。如此循环往复。
你肯定听说过这种特殊的反身性过程。学者们曾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就连美联储也就此发表了一篇论文，名为《财富效应》（The Wealth Effect）。
反身性过程是一个反馈环：认识改变现实；而现实又改变认识。泰铢在1997年的崩溃就属于这种情况。
1997年7月，泰国中央银行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它估计泰铢会贬值20％左右，但到12月，泰铢对美元的汇率已经从26∶1上升到了50∶1，贬值幅度超过了50％。
泰国央行曾计算出泰铢的“真实价值”是32铢兑1美元。也许这非常符合货币估值的理论模型。但泰国央行没有想到的是，泰铢的自由浮动引发了一种让它狂贬不止的自我支持性反身进程。
泰国是“亚洲虎”之一，是一个正快速发展的国家，人们认为它正走在日本那样的崛起之路上。盯住美元的泰铢曾被视为稳定的货币。因此国际银行家们欣然借给泰国企业数十亿美元的资金。而泰国也乐于接受这些贷款，因为美元的利率相对较低。
当泰铢崩溃，泰国企业的债务规模骤然膨胀…如果以泰铢衡量的话。基本面变化了。
目睹这一切，投资者们狂抛泰国股票。在他们撤出的同时，外国人也将泰铢兑换成美元带回了家中。泰铢进一步贬值。看起来永远也无力还债的泰国企业越来越多。泰国人和外国人都在不停抛售。
泰国企业开始削减成本，大量解雇工人。失业率急剧上升，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减少，而那些仍有钱可花的人也出于对不确定性的担心而持币观望。泰国经济迅速衰退，许多泰国大企业，甚至是那些没有太多美元债务的企业，也开始显得越来越岌岌可危。
随着泰铢的贬值，泰国经济陷入了低迷，于是泰铢继续贬值。市场价格的变化导致了市场价格的变化。
应用反身性（1）对索罗斯来说，反身性是理解盛衰过程的关键。事实上，他曾写道：“只有在市场价格影响了被认为反映在市场价格上的所谓基本面的时候，盛衰过程才会出现。”
他的方法是寻找“市场先生”的认识与基本现实大相径庭的情形。如果索罗斯发现了正控制着市场的反身进程，他就会确信这种趋势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而价格将变得比大多数人使用标准分析框架所预测的价格高得多（或低得多）。
索罗斯早就用他的市场哲学辨明了市场趋势，在其他人跟风之前就布置好了自己的阵地。
1969年，一种新金融工具…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