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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美国根深蒂固的进口增势，而不能说是出口不振造成的。被根深蒂固的进口增势所掩盖的、并不引人注目的是1987 年下半年以后，美国的出口在数量上呈增势。这一增势是在1988 年开始出现于贸易收支中的，这一年美国贸易收支赤字缩小到1370 亿美元也是事实。美国1987 、1988 年的出口增加甚至被称为出口小高潮。其特点第一是中小企业主导地位型，第二就是美元贬值带来的出口价格效应。
所谓中小企业主导型，如同这一提法并非广为人知一样，正是那些个人经营的中小企业的不起眼的小宗出口汇成了引人注目的潮流。这些中小企业善于捕捉时机并且行动敏捷，出口积少成多时便也成了气候。同时，这些中小企业群体还是美国商业部周到的出口鼓励政策扶持的对象。
因此，美国中小企业形成的出口对那些开展跨国业务的大公司的出口所发挥的拉动作用是毫无疑问的。这在某种意义上被说成理所当然。跨国公司在其跨国境的经营网络中竭力寻求最佳方式、追求最佳效益，使人们长久以来几乎丧失了关心美国本土生产的出口商品的动因。例如〃汽车零件〃一项，根据相关统计，美国汽车及零部件贸易赤字1988 年创600 亿美元记录，而其中60 亿美元是美国厂家在日本进口的整车上标上自己的商标、作为美国车出售而获得的。
就是说，在出口行为上，美国企业可大致分为两种。而只要在出口行为中中小企业仍占主体，上面所说的出口小高潮，就只能是势单力薄的。
其次应该指出的是，关于美元贬值给价格竞争力带来直接好处的部分。就一般工业品而言，使用纸浆、一次性金属、化学品、纺织品、橡胶等非耐久性〃工业用原材料〃进行简单加工的生产企业，在增加出口中发挥的拉动作用十分引人注目。
1988 年底的调查表明，美国全制造业设备开工率平均为85％ ，在这一较高的平均水平当中，上述一般工业品生产企业的设备开工率已经达到90％ ，几乎是满负荷运转。当然高开工率也就全面带动了出口的增加。
而这些企业的出口增势在1989 年以后的美国贸易收支中开始呈下降趋势，说明美元贬值带来的出口效应告一段落。同时也可以看出，进口动态直接影响着美国贸易收支的月统计数字，赤字或缩小、或扩大，周而复始。
于是广场协议〃以后美国的〃进口〃仍有增无减，上述情况便是其重要根源，而美国市场对汇率变化当然也就表现不出应有的反应。这一性质很成问题。下面笔者将就此问题，主要通过日本企业的所作所为展开分析。
克尔古曼的理论
前一章中笔者曾根据学院式的理论提到过，当贸易收支出现不均衡时，应该通过外汇汇率的自由变动在市场机制下进行调整。
为什么日元大幅度升值并没有明显地推动美国的出口，同时日本对美国的出口竟毫无下降趋势？对于这个看上去不够合理的现象，经分析，我要说明的是，这可以说是国际经济学的重要课题。对此，美国国内也是有过形形色色的议论的。其中，颇为引人注目的尝试之一，是1987 年〃卢浮宫协议〃（译注21）后，美元的急剧贬值告一段落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保罗？克尔古曼（Paul Krugmon） 等人展开的〃贸易当中的过程效应〃假定说的研究。
〃Hysteresis〃常被翻译为〃过程效应〃。它原本是物理学用语，特指障碍被消除后，其对象仍无法恢复以往平衡状态的现象。
80 年代前半期，在美元坚挺的情况下，美国从日本的进口急剧增加，成为美国贸易收支赤字扩大的主要原因。克尔古曼假设理论将这种现象解释为，日元增值仍不能使美国减少贸易收支赤字，具体说就是消费者已十分适应了以往美元坚挺时期非常廉价的日本商品，并不打算与之告别，同时赢得了过高利润的日本对美出口企业把美国消费者的如此心理当做〃缓冲装置〃并不准备采取撤离美国市场的合理行动。他们仗着在美国市场积蓄的实力，决计继续闯市场拼体力，维持销售，等等。
进入90 年代，克尔古曼与威廉？科林（William Cline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主任研究员）等人合作，在他的假设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汇率与国际收支调整的所谓〃马萨诸塞道路模式〃（MA 模式，译注22） 。
MA 模式认为，汇率并非不能调整贸易收支，只不过现实中的日美贸易收支，由于美元坚挺时期的〃扭曲状态〃还有残存，所以汇率调整收到效果需要时间。他们甚至非常具体地估算出了所需要的〃时间〃约为2 年。
MA 模式虽然在理论上还很粗糙，但由于它具有相当的〃可操作性〃所以往往可对政策当局发挥强大的影响力。当克尔吉曼主张〃美国若要收复已经失去的市场，仅使美元恢复到本来的水平是不够的，还需要一段定值过低（即过度的美元贬值）的时间予以填补想必是下决心设想出了利用美元贬值的出口攻势战略。这一设想是为了美国的利益，事实上是想继续自由自在地操纵世界货币美元。美国手里的这张〃日元坚挺牌〃传到了不久后诞生的克林顿政府手里，并为左右日本发挥了预想不到的效果。
不见行动的美国产业
克尔古曼在〃过程效应〃理论的观点中，为说明贸易收支在美元贬值后仍无明显起色的原因，分析了日本企业和美国消费者的行为模式。但是我们惊异地发现美国的企业竟然不在他的分析对象之列。
不过，美国的慢性贸易赤字，应该说是与美国企业跨国经营、企业所需资金须向美国以外的市场筹集，使得企业的生产经营实质上完全转移到美国以外的国家，以及美国产品难以抵挡进口商品的攻击而从市场上全面撤退等各种各样的因素相关的。结果无疑是导致了美国国内生产基础的萎缩。汇率的激烈动荡即使给美国企业带来有利的竞争条件，但回国重起炉灶谈何容易。那么，是否应该考虑美国企业本身也存在着克尔古曼所说的〃过程效应〃的某些类似特征呢？
笔者曾经预测〃广场协议〃后日元的升值并不会给美国的贸易收支带来预期的效果，还曾强调过美国产业结构的〃不可逆转性〃（（转变过程中的美国经济与日本），（世界经济评论）1986年4月号）。尽管美元汇率转强为弱，但以往美元坚挺条件下已经形成的美国的产供销体系却不可能轻易逆转了。若将这一点展开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国内生产基础萎缩（甚至是消亡）后企业重开国内生产的几点主要障碍：
形成萎缩条件的未来的不确定性；
所需的人力、资金资源能否确保；必需的技术水平能否保持。
（1）未来的不确定性问题。具体说就是企业家们担心〃现在美元是在贬值，将来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升值〃。美国企业一般对扩大生产能力的投资比较谨慎，他们说〃80年代初的美元升值使自己吃尽苦头〃这种心理成为〃将来不确定性〃情绪的主要原因。一般情况下，企业家从作出技资决策到真正形成生产能力，至少需要两三年时间，而两三年后的汇率走势却无法预测。事实的确如此，在自由汇率体制下，汇率时时刻刻发生着变化，投资行为的中期可行性的形成过程也就与投资家的测算产生了很大差距。
（2）人力、资金资源问题。一般地说，制造业若要恢复已经中断了的生产，那么生产所需要的训练有素的员工和必需的设备资金，就不能允许企业预测的收益在短期内发生不测。企业对所需的这种经营环境的疑虑形成企业家难以打回美国的主要心理障碍。
（3）重开已经中止了的生产却难以保持以往的技术水平问题。这一点十分重要，而且愈是那些技术更新很快的企业愈是会出现问题。例如集成电路等尖端技术商品，每四年其集成度就会提高四倍。因此，一旦停止生产，四年后又要恢复生产的话，只能利用四年前的技术水平生产出〃落后一代的产品其市场竞争力是令人担忧的。而若要在企业停产后仍然保持相应的技术开发水平，就需要对恢复生产有明确的预期，否则所需费用是企业难以承受的。
这种〃不可逆转性〃的论点，我们不妨对照美国经济生活中的现实，即企业在自由汇率体制下对扩大再生产表现出的极为迟钝的态度，根据各企业实际情况进行验证。
〃不可逆转性〃的论点将生产、投资、研究开发作为焦点，因此最符合这一论点条件的、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是组装加工行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事实上，〃广场协议〃后美元虽转为跌势，但在美国进口的根系仍然茂盛的情况下，资本的聚集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当然，这种现象伴随着日本企业对美国的直接投资，美国制造业进口日本设备的增加，还可能是由于美国机械制造行业为产品标价过高等，也许还有许多其他原因，但〃不可逆转性〃论点所要强调的基本上就是上述各点的有效性。
笔者曾以美国的产业群为对象，就〃不可逆转性〃论点对分属七个不同行业的企业的进出口变化进行过追踪调查，直到1989年，从而测定出了调整汇率的效果（《美国的53产业战略》上东洋经济新闻社出版）。
这里，我仅对通过调查结果分析出的结论作一交代。粗略计算，美国包括农产品在内的各项进出口商品中，分别只有40％对美元贬值作出过反应。就是说，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贸易收支中能够利用汇率手段进行修正的范围，并不像学院式的〃教科书〃想像的那样全面。
同时，由于〃不可逆转性〃论点被用于不同的行业，所以某个特定时期中（这里指80年代中期）在美国企业中发挥汇率调节作用的行业也在某种程度上被特定。那么针对美国的药方，也就不应该是古典的对外贸易理论或者克尔古曼的〃MA模式〃派生出来的〃日元全面升值战略〃。
日本产业潜在的疲惫
这里，我急于强调一点。
以上论述中进出口的统计数字都是以美元计算的，这样的统计结果并不意味着〃广场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