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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白了，马科斯说。
他把科科拉到海报前：
——我来宣布：
夏奈尔小姐将出席观看
科科的重返使美国人大为震惊。他们为科科在1939年失去世界时装之王的头衔后，又如此轻而易举地重新获得f这个称号感到惊奇。达拉斯的报纸以《科科像休格·雷一样》大字标题撰文把她比作体格·雷·鲁宾逊。
科科说：“人们为我准备了一个惊喜。一天舰上，在盛大的招待会上，一对夫妇出人意料地在聚光灯的照耀下出现在人们的眼前。男的扮成一头公牛，穿着一件礼服，两只角之间戴着一顶礼帽。女的扮成一头母牛，身穿白色夏奈尔服装，头披长纱巾。聚光灯使人热得难以忍受，但每个房间里都开着空调，感觉很冷。我很快就感冒了。我在头上放着一块手帕，在房间里走动。人们把一切都安排得如此巧妙，只要碰一下什么东西，都能发出美妙的音乐。我有5台电视机，我常用的是浴室里的那一台，屏幕上的广告做得像电影一样，让我觉得不知到了什么地方，真可怕。”
她想会晤曾在电视上布道传经（总是谈对另一个世界的种种木安）的比利‘格雷厄姆，她曾经随人去参加过一次聚会，但聚会上人太多。我嘲笑比利·格雷厄姆，科科为他辩护说：
“他这个人很聪明，而且生逢其时。他把自己的经验告诉听众：看看我吧，我的牙长得很好，笑起来不惹人讨厌，因为没有人愿意向长得很丑的人学什么东西的。他还玩高尔夫球，表明他是时代的宠儿，而绝不是一个光会读《圣经》的老好人。”
这是不是对我含沙射影的攻击？达拉斯之行给她留下的印象很坏：
“要和2000多人握手，除了我之外，没有人这么干过。这不错，就是太累人了。斯坦利·马科斯先生把他的供应商和顾主都叫来了，他把夏奈尔小姐当作吸引人的手段，他们都听到过夏奈尔小姐的名字，但从来没有见过她。我再也不会让人把我当明星耍了。”
她后来随人去了新奥尔良。她说：“这是美国最不令人烦恼的地方，但是我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玩玩，因为我太累了。”
她回忆加利福尼亚之行时神情极其愉快。乔治‘凯塞尔和她同行，他们在蒙特里过了一夜。阳台面朝大海，有一个黑人在唱歌。科科说：
“他老是唱一支曲子，我要他为我也唱一支。第二天我买了牛仔用品，拆了重做。我已经发了财，现在，我一想起旅途劳顿就讨厌旅行。我去瑞士是为了保养身体，而且因为我在那里有一处住房。虽然去瑞士的人越来越多，太多了些，我还是只喜欢瑞士。在美国我无所事事，美国人期望我们给他们带去新东西。我们应当为他们找出些什么。我们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些什么呢？一些小玩意儿。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豪华之物、真正的豪华之物。一个只知道舒适生活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百万富翁们在墙上挂画，他们可以花钱买画，把买画作为投资，美国人是这么说的，买回投资也成了广告。豪华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法国也没有豪华可言，在德国则豪华犹存。我去过一些城堡。简直难以置信，亲爱的，每张椅子后站着＿名仆人，还有沉甸甸的银器。这才是豪华。在法国则是真真假假，真假掺半。”
在美国时，她在火车上看到一家工厂的烟囱上写着：夏奈尔。
“大概是我父亲的。”
她不想知道得更多。
她说：“没有美国就一事无成。美国人不喜欢的东西就卖不动。这很好，因为美国代表着青春和效率。”
第Th次世界大战前的1931年，科科曾应塞梁尔·戈尔德温的邀请去过好莱坞。戈尔德温给她100万美元，要她为他的影星们提供服装。合同（未签）规定科科一年去好莱坞两次。合同遭到了影星们的反对，她只为格洛丽娜·斯旺森提供了服装，如此而已。科科说：“好莱坞只不过是展示胸部和臀部的圣米歇尔山。”
在夏奈尔公司最困难的年代里，我见到科科的机会更多了。
不久前的几次服装展示会；尤其是衬长裤的裙子展示会失败后，她深切感到这些失败都与记者有关。她说：
“再也没有人关心夏奈尔了，你们应当和我一起来关心夏奈尔。”
我离开普鲁沃斯特后，她对我的命运深表关切，有时她甚至还问起我的心脏情况依心动过速。
通常，莉鲁·格伦巴赫负责与报界联络。有人问她你的职责是什么，她笑着回答说，她也希望有人给她明确。在夏奈尔小姐晚年时期，就数莉鲁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最多。我是通过她的哥哥克里斯蒂昂·马尔康认识她的。
莉鲁经常出现在科科的左右；要听小姐说话，和她一起吃饭，没有人在的时候还要把她带回里兹饭店。科科少不了莉鲁。但也常常赶她走开。
她大声吼叫道：“行了，我不要做事马虎的人在我的身边。”
她讨厌莉鲁的丈夫菲利浦·格伦巴赫，我的一位报界朋友。一般而言，她不喜欢看上去很亲密的夫妇，因为她自己从来没有“这样”过。格伦巴赫夫妇还领养了两个孩子，这对她也是刺激。
她睡眠不好，吃也吃得越来越少。她还得了梦游症，有人曾经深夜在走廊里看见过她，她冷得发抖，有时还弄断了肋骨，划破了腿，撞破了鼻子，都是她自己包扎了事。
她说：“如果请医生，医生就会要你去做透视，弄得你没完没了。”
她做着手势对我说：“鼻子上的伤，只要把伤口两端这么一捏，伤口就合拢了。”她坐着时腿关节僵硬，要站起来才能使膝关节弯曲。
科科说：“我可以站立，如果骨折了就站不起来了。一位美国朋友问我是否颈骨有毛病，这个笨蛋以为我股骨颈骨折了。”
她对病痛有很大的忍受力。他们那代人都是这样。在农村，他们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请医生，而这时往往已经太迟了。为了把她稳在床上，只好把桌子放在床垫上。
她自己也说：“我叫人把床棚放在地上，这样，即使我掉了下来也不会摔得太重。有对我关节痛得厉害就会在睡梦中叫起来。我怕睡在床上，所以只好睡在椅子上，一不小心就会略的一下摔了下来。”
她笑着用手摩擦着头部。梦游症使她想起了她的父亲：
“我慢慢地从床上下来，还是那么迷迷糊糊。父亲把我抱上床，我很害怕，伸出双手高叫：”他在这里。‘父亲说：“别瞎说，别怕，他不是坏人，不会伤害你的。’”
她接着又说，他的父亲不喜欢吃猪肉，也不许她吃猪肉。在奥弗涅时，人们有时三四个月不能去户外。
她提起童年生活时，背景总是严寒和风雪，从来没有春天和夏天。也没有收获的季节。哦，收获季节是有的，那就是佃户带了东西向她的姨妈们交租。
她埋怨我没有预先告诉她星期天早上我在欧洲一台有一档节目（原先是这样安排的）：
“您怕吵醒我吗？您总是怕这怕那的。我们是朋友，别这么快回阿尔萨斯写什么书，不要让人把自己忘了，应当和那些常常叨念着的人一起呆在旋梯上，找个地方安顿下来，不要被人撵走。”
旋梯！她原想使我理解些什么，但却用了这个表示相反意思的调。～个人失去了名望就会从旋梯上滑下去。她雄居时装界最高地位，令人觊觎不已，早就作好准备，不让出位置。
她对我说：“我还要筹划最后一次时装展示会，一次综合我以往全部成就的大展示会。”
她的拇指和食指捏着衣服上的绦子说：
“这套衣服我穿了10年了。”
最后一次时装展示会，这个预言使我警觉了起来。她说话时是认真的，我应当像儒安维尔关注圣·路易的十字军东征那样，密切关注这次展示会。当然，我错了，科科准备的服装展示会有5次。不过，她同意我和她一起操办的是最后一次。
“办展示会应当先有构思，寻找主题，然后大家讨论，您会明白主题从何而来，您能学到许多东西。”
一个星期六，她召集手下人在康邦街商谈。
“没有人就没法工作，”她说。
然而，科科有时是很孤独的。她说：“他们知道我在这里，他们如果有事问我只要来就是了。但是，从来没有人来问我。这样就麻烦了，因为事情是边说边做出来的。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展示会应当办得极好才行，否则就过时了。”
科科是不是在作自我批评？
“现在的人只是仿制，他们（这回显然是指服装设计师们了）想把一切都弄乱，但就是不知道该做什么。要改变时尚光把裙子做短是不够的。我不认为长裙很快会卷土重来，因为这与人们目前的生活不协调。巴黎已经拥挤不堪，但人们还是利用拥挤来推销汽车，每个星期天都有100多人死于车祸。这种情景使我害怕，使我不敢外出，我对我自己说，还是留在家里，就这样生活吧！
没有转折，没有铺垫，她接着又说：
“我在为新的女性寻找一种新的形象。”
“在此之前你就没有感到需要有所创新吗？”我问。
她皱起眉头斜眼看着我说：
“您认为都过时了？”她躲躲闪闪地说：“我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做。有人对我说，不善待名时装设计师是不行的。我问他，时装名师是些什么人？是不是那些从美国来推销服装上的小玩意儿的年轻妇女？真是想得出！所有的人都疯了。”
在她家里，一切都要经过她的手。她在事业上越是失利，她就越显得挑剔。大家都在暗地里反抗，用眼神说：“这个老婆子疯了。”
科科邀请美国《妇女服装》报的一位同行共进晚餐。《妇女服装》报是一份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