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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这白果树恐怕也能与出土文物媲美的了。白果树，学名应叫银杏树，这是几乎濒于绝种的树，在２００多万年第四纪冰川大劫难中留了下来，成了植物中的“活化石”。据说在遭原子弹袭击的广岛废墟上，最先吐绿的就是这种银杏。郭沫若曾有《银杏》一文，礼赞这一“东方的圣者”，“中国人文有生命的纪念塔”。在民间，它还有一个很有意义的土名公孙树。这是因为这种树长得慢，结果也不容易，往往是公公这一代栽下树，要等到孙子这一代或恐有没有果子吃亦未可知。
而一般的果子，见效就快了，“桃三李四杏五年，栽树十年可成材”。这是自己种树自己摘果现实的。如果嫌这还慢，那么种小白菜则更快，差不多个把月时间就能尝新果腹。君不闻有“雨后小白菜，天天长身材”一说么！
种树植苗，有个眼光问题。都求小白菜种收之快，恐怕我们永远也吃不到好果子。许多时候，小白菜要种，但也要种桃李和种银杏的气魄和目光。急功近利，坐收眼前，图一时之快，为一己之利，这实是缺德的、短期的所为。而小白菜毕竟生活少不了它，吃腻了大鱼大肉，那更是一种享受。如今运河中水葫芦泛滥，堵塞河道，被人憎恨。而被沿海居民形容为“食人草”的大米草更是疯长，如今已惊现黄河，所到之处，不仅壅塞航道，还使许多贝类濒临绝境，极大地破坏了生物栖息环境。作为水葫芦和大米草，当年饲猪育羊，是有贡献的。曾几何时，却成了一种灾害。这种教训，引人沉思！
银杏树，种的是远见卓识；小白菜，种的是眼前实惠；食人草，则在祸及人类。栽树种菜如此，养花莳草如此，为人处世亦如此。种德之路往往窄而险，种罪之路常常宽而平，可是两条路止境不同：前者永生，后者死亡。于是，我想起了臧克家的一句诗：“有的人活着，他却死了，有的人死了，他却活着。”自然，活着的是灵魂，是品德，是人格。确乎，作出牺牲，付出代价，为后人考虑是重要的，想得长远些是要紧的。千万不可“新浦新柳三年大，便与儿孙作屋梁”。不然，《增广贤文》就不会害怕地留下“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的告诫了；一代文学大家苏询著文赋诗就不会有“不怕先生骂，只怕后人笑”的感慨了。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怕”呢？
我登山，常为前人那一块块精心铺就的石板路浮想连翩；我穿林，总为那一棵棵刻着远古的大树肃然起敬精神格调说起书法，大家总首推王右军。对于王羲之的书法造诣，人们往往只想到其学艺、练艺之类，如说他１２岁就苦读了前人写的《笔论》，以及后来又如何效仿东汉的“草圣”张芝，继之因苦练书法把水池子弄黑，这才形成了“龙跳天门，虎卧凤阁”的艺术神韵。这些话都对，但我还是要说王羲之的书艺书术首先得益于心性不俗。他虽然生活得很阔气，且又早早取得了官衔，但偏偏视名位如浮云，独爱在艺术之河坚韧前行，这叫精神境界！
顾恺之小名很凡俗，叫虎头。他在２０岁时就有了“三绝”的盛誉，即“才绝”、“画绝”、“痴绝”。“二绝”先指他的诗文，他的绘画，第三个“绝”便是特殊地指他的人性格坦荡率真，名利无著于心，万物不萦于怀。大约只因为他有精神格调，才绘制出了当时的、人物景物纷繁的生活画卷，如《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列女图》等。
唐代的大书画家，如颜真卿，怀素，吴道子，于书艺画艺之外，于人格品位、心态品位上大都堪称上品。颜真卿由于讨伐安、史有功，曾被唐太宗封为鲁郡公，兼做过太子少师的高官，堪称大腕。但他在叛将李希烈的严刑拷打下，终未改节，直到殉身。而颜氏的人和字，首贵精神。
看张旭、怀素两位的“狂草”书法，哪里只是看他的字，首先是在看人！那种“狂”气，本质上是精神上的正气、勇气、傲气、刚气，即“英雄气”，足以慑人魂魄。难怪比他年长２５岁的李白，为此曾写诗惊叹：恍恍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
明朝的画家陈老莲，少时便丧考妣，生活艰辛，后来学起了版画。他特殊地喜欢画“水浒图像”，至少画过四种，最出色的是《水浒图卷》，给４０个英雄画了像。陈老莲的画，用笔的路数、风格最能体现中国的“书画同源”特点，既像是“画”的，又像是“写”的。他笔下的英雄人物，无论其形其神都很有个性，栩栩如生中足显勃勃英气。
无学问必非豪杰，有肝胆方是圣贤。作为艺术家们的艺术品，无个性就无一切，任何神韵和才气也提不到。艺术这东西，不只是艺中有术，胸有成竹，更有功夫在诗外一层，那就是做人处世。“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何以有神韵、有才气？说到底，作者的精神品格、精神格调所产生的精气神所致也。学艺先做人，即是此理。在这一点上，郑板桥的书与画颇能说明“丹青难写是精神”之意，他的“怪”
就是指人格、文格上的个性风骨、个性风采。对市井民生那“一枝一叶总关情”的心地，对百姓人家“疑是民间疾苦声”
的共鸣，对俗浊官场那“难得糊涂”的愤激情肠，使板桥书画中的深刻寓意大大厚实了。
“风花雪月”别有韵说起“风花雪月”，不少人就认为格调太低，境界不高，一些所谓写大事、议大情、创大业的人也会不屑一顾，以为那是闲适文人，或是“鸳鸯蝴蝶派”的仰慕者们所钟情的东西，其实真正感知“风花雪月”，真可大补风云之养，大辟境界之阔呢！
天地间，其实最可壮观的，就是自然界的东西，因此，康德先生便固执地认为：惟有日月星辰和道德准绳，才让人心震撼。生活中，缺了“风花雪月”，那生存的厚度和深度，便要大打折扣。其实，不去接近生活，不去贴近实际，不去靠近民众，也写不出、写不好“风花雪月”的美好篇章，对生活的认知也是肤浅的，甚至对历史的思考也是片面的。毛泽东是为诗人，诗书堪为一绝，读读他的诗句，“风花雪月”比比皆是：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战地黄花分外香”、“梅花欢喜漫天雪”、“红旗漫卷西风”。而一部鲁迅先生的全诗选集也多这样的绝句：“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风波一浩荡，花树已萧森”、“怅然回忆家乡乐，抱瓮何时更养花？”、“从来一别又经年，万里长风送客船”翻翻中国古代著名诗人的诗文，那些有诗眼，多韵味的句子，更是少不了“风花雪月”的滋润。贺知章诗中的“二月春风似剪刀”
（风），杜甫诗中的“感时花溅泪”（花），柳宗元诗中的“独钓寒江雪”（雪），岳飞词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月），这种“风花雪月”使得他们的诗句昂昂有精神，字字有生气，若是将诗词中的风、花、雪、月四物换掉，易之以它物，无论是景物本身，还是诗句本身，就少了文心，断了文脉，缺了文魄。
中国的古人对风花雪月四物都有特殊的偏爱，这是对生活的热爱，对自然的钟爱。追根溯源地说，也是基于农业文明曾是中国的基础文明，第一文明使然。假如世上没有可人的清风，惹眼的繁花，丰年的好雪，如水的朗月，往往与灾年、灾象同义。而有些“风花雪月”，便是一个卫生的世界，清朗的天地，自然的生态，和谐的环境的象征。
后来有人曾将“风花雪月”作为成语使用，指的是文人、文学中的闲情淡意，俗笔虚墨。这样的看法，有时是对的，而有时是一种成见、偏见、一管之见。人若是对风花雪月都无情无感，任什么“豪情”都不太可信。即使大有作为的人物，也不会绝对地疏远风花雪月之情。刘邦诗中的“大风起兮云飞扬”，还有曹操赤壁大战前夕吟咏的“皎皎如月，何时可报。忧从中来，不可断绝”，都是对他们豪情的浸润和渲染。
近人写的现代诗中，专门吟风、咏花、赏雪、赞月的文字日趋减少。即使以之喻情，也不是咏叹的自然景物本身，而是另有“新”意，如人的物欲、情欲之类，还有的则如政治术语、空口大话差不多的所谓“豪情”、所谓“志向”。其实，只要是我们戏弄或亵渎、冷淡或摧残自然景观，或是“闭眼不见三春景”、“春来春去不相关”，甚至宁要金山银山，不惜绿水青山，那么，有何诗意可言，有何爱美可说？如此，任何美情、才智都有可能扭曲为矫情、不智。而只要我们“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借风云之物，写时代之变，抒岁月之新，展远景之美，这“风花雪月”便会有“旧句时时改，新篇日日成”之造化了，那理念便大了，那情致就高了。
今天太多的文人，可以津津乐道描写“内分泌而不是内心”，愿意细致入微写下异性的种种“床上戏文”，却很少有人去感受一下我们眼前的风、花、雪、月是怎样一种模样，与过去有什么差别，因此，使得他们笔下的东西也少了一些空灵，缺了一些活泛。事实证明，冷落了自然面目，不经意我们天地间的山山水水，风风雨雨，诗人也往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