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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发展壮大成一个现代的国家。
亨利对宗教兴趣寥寥。因为自己的多次离婚，他和教皇发生了许多不愉快。亨利很高兴地利用离婚的机会宣布脱离罗马教廷独立，使英格兰教会成为欧洲第一个名副其实的“国教”。而一直作为世俗统治者的国王本人也欣然担当了自己臣民的宗教领袖。这一和平的改革运动发生在1534年，它不仅使都铎王朝得到了长期以来饱受路德派新教徒攻击的英国神职人员的支持，而且还通过充公前修道院财产而大大增强了王室的实力。更令人愉快的是，这一举动还让亨利在商人和手艺人中大放异彩。
这些自豪而富裕的岛国居民，由一道浪急水深的宽阔海峡与欧洲大陆安全地隔开，不免拥有一种与之匹配的优越感。他们不但不喜欢一切“外国的”东西，而且也不愿意由一位意大利主教来统治他们诚实清白的英格兰灵魂。
1547年，亨利去世，把王位留给年仅10岁的幼子。小国王的监护者们对路德的教义大加欣赏，因而尽其所能地赞助新教徒的事业。不过小国王未满16岁便不幸夭折，继任王位的是他的姐姐玛丽。玛丽是当时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妻子，她上台的第一项举措就是把新“国教”的主教们统统烧死。除了忠实于自己的天主教职责，她在其它方面也严格遵循着自己西班牙王室丈夫的榜样行事。这为她赢得了“血腥玛丽”的绰号。
伊丽莎白时代
很幸运的是玛丽于1558年死去，由著名的伊丽莎白女王继位。伊丽莎白是亨利八世和他六个妻子中的第二个安娜·博林所生的女儿，但安娜后来因失宠而被亨利斩首。在玛丽执政期间，伊丽莎白曾一度被投进监狱，后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亲自请求才侥幸获释。从此，伊丽莎白
变成了一切天主教与西班牙事物的死对头。像她父亲一样，伊丽莎白对宗教异常冷淡，不过她继承了父亲洞察贤明的惊人判断力。在伊丽莎白执政的45年间，不仅王宝权力稳固上升，英格兰这个欢乐岛屿的财政和税收也源源增加，国力日趋强盛。在这方面，女王当然得到了拜倒在她王座下的大批杰出男性的有力辅佐。他们争先恐后的群策群力使得伊丽莎白时代成为了英国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不过若要研究其详细情况，你必须专门找一本讲述伊丽莎白时代的书籍来读。
另一方面，伊丽莎白的王位也并非就是万无一失的。她还存在着一个非常危险的对手，即斯图亚特王朝的玛丽。玛丽的母亲是一位法国公爵夫人，父亲是苏格兰贵族。长大之后，她嫁给法国国王法朗西斯二世，后来成为寡妇。她的公婆是著名的美弟奇家族的凯瑟琳，血腥的圣巴瑟洛缪之夜大屠杀就是由这个险恶的老太婆一手策划的。玛丽的儿子后来还成为了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第一位国君。玛丽是一个热情的天主教徒，乐意与一切敌视伊丽莎白女王的人结为朋友。由于缺乏政治智慧且采用极为暴力的手段镇压苏格兰境内的加尔文教徒，玛丽招致了苏格兰人的暴动，自己不得不逃到英国境内避难。在她呆在英国的18年里，她未曾有一天停止过策划反对伊丽莎白的阴谋，却从不想想是这个女人慷慨地收留了她。伊丽莎白最终不得不听从了她忠实顾问们的建议，“将那个苏格兰女王斩首”。
1587年，苏格兰女王的头终于被砍掉，因此引发了一场英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战争。不过正如我们上一章讲过的，英国与荷兰的海上联军协力击败了菲利普的“无敌舰队”。原本是为摧毁两个新教国家的狂风，现在却掉转风向，变成了后者的一桩有利可图的冒险事业。
现在，经多年的犹豫不前之后，英国人和荷兰人终于意识到入侵印度和美洲的西属殖民地不仅是他们的正当权力，而且还可当作对西班牙人迫害他们的新教徒同胞的报复。1496年，英国船队在一位名为乔万尼·卡波特的威尼斯领航员的引导下，首次发现并探测了北美大陆。拉布拉多和纽芬兰岛作为殖民地的可能性虽然微乎其微，但纽芬兰附近的海域却给英国渔船提供了丰富的渔业资源。一年之后的1497年，同一位卡波特发现了弗罗里达海岸，为英国建立海外殖民地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机会。
继这些初步的发现之后，接下来便是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的忙碌年份。由于成堆的国内问题尚待解决，英国一时拿不出钱来进行海外探索。不过到了伊丽莎白治下，国家太平昌盛，斯图亚特的玛丽也被投进监狱，水手们终于可以欣然出海远航，而用不着担心一夜之间家园变色了。当伊丽莎白还是一个小孩时，英国人威洛比就已冒险航过了北角。威洛比手下的船长之一里查德·钱塞勒为找到一条可能通向印度群岛的航路，更是进一步向东深人，抵达了俄国港口阿尔汉格尔，与遥远的莫斯维帝国的神秘统治者建立起外交与商业的联系。在伊丽莎白开始执政的第一年，又有许多人顺这条航线航行。在“联合股份公司”工作的商业投机家们孜孜不倦地工作，为后几个世纪拥有庞大殖民地的贸易公司打下了最初的基础。半是外交家、半是海盗的家伙们，愿意将全部身家押在一次吉凶未卜的航行上，赌一把自己的运气；走私者将一切能够装上船的东西统统装载上船，以满足他们对金钱的贪婪胃口；商人们以同样满不在乎的心情贩运商品，也贩卖着人口，眼睛里除利润之外再容不下其它的沙子；伊丽莎白的水手们将英格兰的国旗，也将女王陛下的威名，散布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在国内，有伟大的莎士比亚在笔耕不辍，以接连不断的新剧目来愉悦女王的视听。英格兰最杰出的头脑和最高明的智慧都紧密结合在女王的不懈努力之中，将亨利八世留下的封建遗产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
英格兰的“外国人”
1603年，伊丽莎白死于70岁的高龄，詹姆斯一世当上了英国国王。他是亨利七世的曾孙，伊丽莎白的侄子，也是其死对头苏格兰女王玛丽的儿子。承蒙上帝的眷顾，詹姆斯发现自己成为了唯一一个得以逃脱欧洲大陆战祸的国家的统治者。当欧洲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们正起劲地自相残杀，无望地试图摧毁宗教竞争对手的势力，并建立起自家教义的绝对统治时，英格兰却和和气气地展开了一场“宗教改革”，并未走上路德教徒或洛约拉支持者的极端道路。此举使得这个岛国在即将到来的殖民地争夺战中，抢得了极大的先机。它还保证了英国在国际事务中获得领导地位，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甚至连斯图亚特王朝的灾难性冒险，也不能阻止这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继承都铎王朝的斯图亚特王朝是英格兰的“外国人”。他们似乎既不知道也不想弄明白这一事实。都铎王室的成员可以堂而皇之地盗走一匹马，但斯图亚特王朝的成员连看一眼马缰绳，都会引起公众极大的非议。老女王随心所欲地统治着她的子民，还尽享爱戴。但总的说来，她一直在执行着一项使诚实的（或不诚实的）英国商人财源滚滚的政策。因此，感激涕零的人民也回过头对老女王报以来全心全意的支持。有时，国会的一些小权力、小职能会被女王自由地拿走，而这些不法行为都被乐意地忽视了。因为从女王陛下强大而成功的对外政策中，人们将最终收获最大的利益。
从外表看，詹姆斯国王与伊丽莎白女王执行的是相同的政策。可他身上极为缺乏的，是他的前任异常耀眼的个人热情。海外贸易继续受到鼓励。天主教徒也并未因新国王的上台而获得任何新自由。可当西班牙对英国展露谀媚的笑脸，试图重修旧好之时，詹姆斯欣然还以微笑。大部分英国人是不愿意这样做的，不过詹姆斯毕竟是他们的国王，所以他们保持沉默。
“君权神授”与断头台
很快，人民和国王之间又起了其他的摩擦。詹姆斯国王和1625年继承他王位的查理一世一样，他们都坚信自己“神圣的君权”是上帝恩许的，他们可以凭自己的心愿治理国家而不必征询臣民们的意愿。这种观念并不新鲜。教皇们作为某种意义上的罗马帝国皇帝的继承者（或者说将整个世界的已知领土统一于罗马这个单一世界帝国的观念的继承者），他们总是乐于将自己视为“基督的代理人”，并且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承认。上帝有权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统治世界，这一点没人质疑。作为自然而然的推论，也很少有人敢于怀疑“基督的副手”们的神圣权力。教皇有权要求人们顺服他，因为他是宇宙的绝对统治者在世间的直接代表，他只对上帝本人负责。
随着路德宗教改革的深人人心，以前赋予教皇们的特权，现在则被许多皈依新教的欧洲世俗统治者接管。身为“国教领袖”，他们坚持自己是所辖领土范围内的“基督的代理人”。国王们权力从此延伸出巨大的一步，可人们依然未提出一丁点怀疑。他们仅仅是接受它，就像生活在当今这个时代的人们，他们不假思索地认为议会制政府是天底下最合理、最正当的政府模式一样。如果就此得出结论：路德教派或加尔文教派对詹姆斯国王大张旗鼓宣扬他的“君权神授”观念表现出特别的义愤，这是不太准确的。诚实忠厚的英格兰岛民不相信国王神圣的君权，肯定还有着其它的原因。
历史上首次听到人民发出明确的否定“君权神授”的声音，是在1581年的荷兰海牙。当时北尼德兰七省联盟的国民议会废黜了他们的合法君主，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他们宣布说，“国王破坏了他的协议，因此他也像其它不忠实的公仆一样，被人民解职了。”从那时开始，关于一个国王对其人民应担负有特殊责任的观念，便在北海沿岸国家的人民中开始流传开来。人民现在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