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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骑士准则或骑士精神在欧洲各地不尽相同，但它们无一例外地强调“服务精神”和“敬忠职守”。在中世纪，“服务”被视为非常高贵、非常优美的品德。做仆人并无任何丢
脸之处，只要你是一个好仆人，对工作勤勤恳恳、毫不懈怠。至于忠诚，当处于一个必须忠实履行许多职责才能维持正常生活的时代，它当然会成为骑士们首屈一指的重要品德。
因此，一个年轻骑士起誓，他将永远做上帝忠实的仆人，同时也将终其一生忠心耿耿侍奉他的国王。此外，他还允诺向那些比自己更穷苦的人们慷慨解囊。他发誓要行为谦卑，言辞适当，永不夸耀自己的功绩。他将与所有的受苦大众做朋友，但穆斯林除外。他们是他一见到就该杀掉的凶险敌人。
究其实质，这些誓词不过是把十诫的内容，以中世纪人民能够理解的语言通俗化地表达出来。围绕着它们，骑士们还发展出一套关于礼貌和行为举止的复杂礼仪。中世纪的骑士努力以亚瑟王的圆桌武士和查理曼大帝的宫廷贵族为榜样，正如普罗旺斯骑士的抒情诗或骑士英雄的史诗向他们述说的那样。他们期望自己勇敢如朗斯洛特，忠诚如罗兰伯爵。不管他们衣着多么简朴甚至褴楼，不管他们是不是囊中羞涩，腹中空空，但他们总是态度尊严，言语优雅，行为有节，保持着骑士的声誉。
这样，骑士团成了一所培养优雅举止的大学校，而礼貌仪态正好是保持社会机器正常运作的润滑剂。骑士精神意味着谦虚有礼，向周围世界展示着如何搭配衣着、如何优雅进餐、如何彬彬有礼地邀女士共舞以及其他成百上千日常生活的礼节。这些东西都有助于使生活变得更有趣，更宜人。
像所有的人类制度一样，骑士制度一旦衰老无用，它便注定了灭亡的命运。
十字军东征带动了商业的复兴。城市一夜之间星罗棋布于欧洲的原野。使用雇佣军作战，便不可能再像下棋那样，以精致的步骤和富于美感的策划来指挥一场战役。骑士变成了纯粹多余的摆设，骑士精神成为了不合时宜的奢侈品。当骑士们献身理想的高尚情操失去其实用价值后，他们本人也沦为某种荒诞可笑的角色。
据说，尊贵的堂吉河德先生是世界上最后一位真正的骑士。自从他去世后，伴他相依为命、勇闯天涯的盔甲和宝剑被相继拍卖，以抵偿他留下的个人债务。不过不知怎么，他的宝剑似乎还落到过许多人之手。在福奇谷的严冬里，华盛顿将军佩带过它。在喀土穆被包围的绝望日子里，戈登将军拒绝抛弃把生命托付给他的人民，勇敢地等待着死亡的命运。当时，这把宝剑是他唯一的武器。
我不太清楚它在刚刚过去的世界大战究竟中发挥了多大作用，但事实证明，它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第三十二章 教皇与皇帝之争
中世纪人民奇特的双重效忠制度，以及由此引发的教皇与神
圣罗马帝国皇帝之间的无尽争斗
孤陋寡闻的中世纪
要想真正理解以往时代的人们，搞清楚他们的行为方式、他们思想动机，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你每天都能看见的自己的祖父，他仿佛就是一个无论在思想、衣着和行为态度上，都生活在一个不同世界的神秘人物。你难道不是费尽心思地认识他，绞尽脑汁地想要理解他，但往往无功而返吗。我现在给你讲述的，是比你祖父早25代的老爷爷们的故事。如果你们不把这一章重读几遍，我想你们是不能真正理解其意义的。
中世纪的普通老百姓生活简朴，平淡无奇的岁月中少有特别的事情发生。即便是一个自由市民，可以随心所欲地来去，他的生活范围也极少超出自己居住的邻区。读物当然少得可怜，除少量的手抄本在极小的范围内流传，根本不存在印刷的书籍。在各个地方，总有一小批勤勉的僧侣在教人读书、写字、学习简单的算术。至于科学、历史和地理，它们早已深埋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废墟之下，湮灭无闻了。
人们对过去时代的了解，大都来自于他们日常听闻的故事和传奇。这些由父亲讲给儿子的代代相传的故事，能以令人惊奇的准确性保存了历史的主要事实，只在细节上有轻微的出人。2000多年过去了，印度的母亲们为让淘气的孩子安静下来，依然会吓唬他们说，“再不听话，伊斯坎达尔要来捉你了！”这位伊斯坎达尔不是别人，他就是公元前330年率军横扫印度的亚历山大大帝。他的故事经过几千年，依然在印度的大地上流传。
中世纪的人们从未读过任何一本有关罗马历史的教科书。事实上，他们在许多事情上显得非常无知，甚至连现代的小学三年级儿童应该了解的起码知识他们都不具备。但对于罗马帝国，它在你们现代读者看来仅仅是一个空泛的名词，而在他们眼里却不亚于活生生的现实。他们用皮肤和心灵体会到它的存在。他们甘心情愿地承认教皇是自己的精神领袖，因为教皇住在罗马城，代表着罗马帝国这一深人人心的伟大观念。当查理曼大帝及后来的奥托大帝复兴了“世界帝国”的梦想，创建起神圣罗马帝国，人们打心眼里是觉得欣喜和感激，因为他们心目中的世界本该是这个样子。
强硬的教会
不过，罗马传统存在着两个不同继承人这一事实，却将中世纪虔诚顺服的自由民们推向了尴尬的两难处境。支撑中世纪政治制度的理论明确而简单，即世俗世界的统治者（皇帝）负责照顾臣民们物质方面的利益，而精神世界的统治者（教皇）负责照顾他们的灵魂。
不过在实际执行的时候，这一体系暴露出许多难以克服的毛病。皇帝总是试图插手教会事务，而教皇针锋相对，不断指点皇帝应怎样管理他的国家。继而，他们开始用很不礼貌的语言相互警告，让对方别多管闲事。这样一来二往，双方便免不了要大打出手了。
在此情形下，普通老百姓能怎么办呢？一个好的基督徒是既忠于教皇又服从国王的。可教皇与皇帝成了仇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民，同时又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他到底应该站在哪一边呢？
给出正确的答案真是挺困难的。有时皇帝碰巧是位精力充沛的政治强人，又有充足的财源用来组织一支强大的军队，那他便大可以越过阿尔卑斯山向罗马进军，把教皇的宫殿围个密不透风（这要视需要而定），最终迫使教皇陛下服从帝国的指示，否则就要自食其果。
但更多的情形是教皇方面更强大。于是，这位敢于违抗教旨的皇帝或国王，连同他的全部无罪国民，将被一起开除教籍，逐出教会。这意味着要关闭境内所有教堂，人们不能受洗，也没有神父给垂死之人举行临终忏悔，下地狱将成为必然的事情。一句话，中世纪政府的一半职能都被取消了。
更糟的是，教皇还免除了人们对其君主的效忠宣誓，鼓励他们起来反抗“叛教”的主人。可人们若是真的遵从了教皇陛下的指示，而被近处的国王抓住，等待他们的将是绞刑架。这也不是一件可以闹着玩的事情。
事实上，教皇与皇帝的对抗一旦发生，普通人民的处境将会变得相当艰难。而最倒霉的，莫过于那些生活在公元11世纪下半叶的人们。当时的德国国王亨利四世和教皇格利高里七世打了两场不分胜负的战役，非但没解决任何问题，倒使欧洲陷入混乱达50年之久。
在11世纪中期，教会内部出现了激烈的改革运动。当时，教皇的产生方式还极不正规。对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来说，他当然希望把一位易于相处、对帝国抱有好感的教士送上教廷的宝座。因此每逢选举教皇的时候，皇帝们总是亲临罗马，运用他们的影响力，为自己的朋友捞取利益。
新教皇格利高里七世与亨利四世
不过到公元1059年，情况发生了变化。根据教皇尼古拉二世的命令，成立了一个由罗马附近教区的主教及执事所组成的红衣主教团。
这群地位显赫的教会头目被赋予了选举未来教皇的绝对权力。
公元1073年，红衣主教团选出了新教皇格利高里七世。此人原名希尔布兰德，出生于托斯卡纳地区的一个极普通人家。他具有超乎常人的野心和旺盛的精力。格利高里深信，教皇的超然权力应该是建立在花岗石般坚固的信念和勇气之上的。在他看来，教皇不仅是基督教会的绝对首脑，而且还应是所有世俗事务的最高上诉法官。教皇既然可以将普通的日尔曼王公提升到皇帝的高位，享有他们从未梦想过的尊严，他当然也有权随意废黜他们。他可以否决任何一项由某位大公、国王或皇帝制定的法律，可要是有谁胆敢质间某项教皇宣布的敕令，那他可得当心了，因为随之而来的惩罚将是迅速而毫不留情的。
格利高里派遣大使到欧洲所有的宫廷，向君主们通告他颁布的新法令，并要求他们适当注意其内容。征服者威廉答应好好听话。但从6岁开始便常与臣属打架斗殴的亨利四世是个天生反叛的家伙，他根本不打算屈从于教皇的意志。亨利召集了一个德国教区的主教会议，指控格利高里犯下了日光之下的一切罪行，最后以沃尔姆斯宗教会议的名义废黜了教皇。
格利高里的回答是将亨利四世逐出教会，并号召德意志的王公们驱逐这位德行败坏、不配为人君主的国王。日尔曼的贵族们正乐得除掉亨利，自己取而代之，纷纷要求教皇亲自前来奥格斯堡，为他们挑选一位新国王。
格利高里离开罗马，前往北方去惩治自己的对手。亨利四世当然不是白痴，他清楚自己前景可危的处境。此时此刻，国王唯一的出路是不惜一切代价与教皇讲和。时值严冬，亨利也顾不得天寒路险，急匆匆地越过阿尔卑斯山，火速赶往教皇驻脚做短暂休息的卡诺萨城堡。公元1077年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