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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基础。
4 捐赠的规模要求新的组织形式
在19世纪末，这些巨富已经感到难以应付纷至沓来的捐款要求，有必要作出适当的规划，用老洛克菲勒的话来说，就是“变零售为批发”。老卡耐基认为科学地花钱与赚钱一样重要。他们都聘请了有胆识、善经营的顾问，为他们策划如何最有效地以其财富造福社会。于是，20世纪头20年出现了一批组织完善的现代化大基金会这样的新事物。最现成的组织和管理方式就是借鉴他们所熟悉的大企业：设立董事会，任命负责人，视需要设立办事部门。董事会既然有决策权，就可以随时视情况的变化而调整基金会的工作纲领和捐赠重点。所以现代大基金会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可以响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要的灵活的、发展中的机构。
由于铁路和通讯手段的发达，美国当时已经连成一片，所以现代大基金会的眼界也不再局限于其出资者所在地，而及于全国，个别的如卡耐基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已经把事业扩展到美国以外，特别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的宗旨就是“在全世界造福人类”，而且事实上后来的工作的确遍及全世界。
另外，尽管捐赠者自己大多是属于某一个教派，但其基金会的眼光超越了狭隘的教派界限，这在董事会的组成和资助对象上都体现了出来。例如洛克菲勒自己是极为虔诚的浸礼教徒，但他也给长老会甚至天主教会主办的项目捐款，这在当时是需要突破某些阻力的。应该说，最早开启超越宗教先例的是19世纪30年代的吉拉德（Stephen Girard）。他是费城的富商兼银行家，于1831年逝世，根据其遗嘱将价值700万美元的遗产全部捐给费城，为白人贫穷子弟及孤儿建立一所学校，并规定任何教派的传教士不得进入学校，以便保持孤儿们纯洁的头脑不受教派冲突的影响。此事引起许多反对意见，其合法继承人向法院起诉，认为他无权这样做，特别是传教不能进学校的条款违反了慈善事业的本意。但1844年最高法院裁决其遗嘱合法有效，从此开辟了美国公益事业的新方向，为规模广阔的现代基金会扫清了道路。不过，真正视野广阔、超越宗教的基金会要到20世纪才具备普遍发展的条件。
20世纪最早的、起带头作用的三家大基金会是塞奇（RussellSage Foundation，1907）、卡耐基（Carnegie Corporation，1911）和洛克菲勒（Rockefeller Foundation，1913）。它们不但成立早、资金投入大，更重要的是无论在理念、经营方式、捐赠模式以及选择对象上都树立了榜样，创立了一种传统，奠定了以后蓬勃发展的基金会的基础。而且它们持续一个世纪，至今不衰，尽管在资产方面已不在前10名，但在捐赠方面仍然保持原来的特色并坚持其走在前沿的传统。
《财富的归宿》 第三部分 规模和数量急剧扩大
二、 20世纪后半期的特点
这里笼统地谈20世纪后半期，实际是从30年代末、40年代算起，其分界是罗斯福“新政”和二战的爆发。这个时期美国财富成倍地扩大，社会发生很大变化，政府福利政策大大增强，作为美国公益事业的一部分的基金会也相应有了新的变化。
1 规模和数量急剧扩大
1946年，根据塞奇基金会发表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有505家基金会，其资产难以估计。1956年基金会中心首次发表的统计数字已有12259家，共拥有资产1000万美元，其中89％是1950年以后新建立的。1999年全国共有46000家基金会，总资金估计为3000亿美元。也就是说，20世纪前50年成立了1300多家，而后50年增加了4万多家，是1949年的23倍。总的说来，基金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基本稳定：目前其数字占全国近百万家非营利机构的5％，总资产占GDP的2％—3％。②
2 品种多样化
以前，绝大多数基金会是一些富人或家族出资成立的独立的私人基金会，经营方式比较单一，通过捐助其他机构进行活动，大多没有专业工作人员。后来的基金会类别五花八门，管理向专业化发展，专职工作人员大大增加，成为一种行业。还有一个突出的变化是女性工作人员超过半数，少数族裔比例也大大增加，改变了清一色白种男性的状况。
3 与政府相比，退居次要地位
尽管基金会本身呈大规模发展的趋势，但是由于政府职能的演变，在福利事业方面唱主角，私人基金会退居辅助地位，而且出现了“公私合营”现象。美国政府建立系统的社会保障制度始自20世纪40年代罗斯福“新政”，以后逐步发展，到60年代和70年代初达到高峰。联邦政府相当大的福利开支不是通过增加官僚机构来管理使用，而是通过私人非营利组织，包括基金会运作，特别是社区基金会。因为在美国的特定政治环境下，加强州县政府和地方非营利组织比直接扩大联邦政府机构要容易通过得多。从数字来看，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社会福利机构70％的资金来源于私人捐赠；70年代非营利的社会组织规模大幅度扩大，其收入来自政府的部分已超过私人捐赠，大约为2∶1。同时，非营利组织用政府资金所运行的社会福利和服务项目也已超过所有联邦和各级地方政府此类项目的总和。到90年代，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来源只有9％—10％是个人慈善捐助、公司以及私人基金会的拨款，约40％来自政府，其余约50％来自本组织在业务上的各种有偿服务的收费。90年代后半期，在克林顿政府大力消灭财政赤字的政策下，政府给予非营利组织的拨款也大量缩减。这样，强调社会福利事业主要应由私人承担、政府应退出的主张又开始抬头。所以在思潮上，战后又有一次循环。③这里是指总的非营利组织，基金会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总之在战后的新形势下，基金会与政府的作用和相互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财富的归宿》 第三部分职能多样化
4 管理正规化，职能多样化
一些历史悠久的老基金会在这个时期仍然十分活跃。经过两三代以后，家族的影响逐渐淡出。不论是新老基金会，大部分都有一个内部组织完善的过程。特别是在1969年税法对基金会加强控制后，私人基金会的运作更加规范，财务公开、年度工作报告成为制度。另外在管理机构的成分上也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不再是清一色的男性、白人、上层精英，而自觉地向多样化发展，越到后来越是如此。例如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董事会从1986年至1996年，妇女比例从18％增至43％，少数族裔从23％增至29％，工作人员中妇女已超过半数，从29％增至52％，少数族裔从13％增至36％。④基金会有意识地公布这些数字，说明它们是自觉地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以赶上社会潮流。
基金会捐助的内容在继续其传统的同时，不断变换重点、创新项目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其中一项重要的演变是重视社会科学。塞奇基金会从一开始就以发展社会科学为重点，在这方面起了先驱作用。从集中于自然科学到重视社会科学，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一典型，但不是惟一的，例如凯特林基金会等都循此规律。战后，社会科学受到普遍重视。因为有志于社会改革的人士意识到问题更多在于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更多是社会性的，而不是物质性的，因而人的行为更加重要。福特基金会从20世纪50年代初改组整顿开始就明确以社会科学为重点。当然在自然科学和医学方面的新学科的研究，例如癌症、艾滋病以及基因工程等方面的研究，还是继续得到各大基金会和专门的基金会的大量捐助。
《财富的归宿》 第三部分国际性加强
5 国际性加强
这是与美国战后的国际地位密切相关的。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大基金会在海外的活动分量明显加重，同时与美国外交的关联也更加明显。
在冷战时期，冷战的背景起了作用。各大基金会的指导思想原本就与美国的主流价值观相一致，在冷战背景下，更加自觉地维护和推进美国的思想体系，并且体现在其国际活动中。福特、洛克菲勒和麦克阿瑟基金会是其中的典型。冷战后又有新的项目，新老基金会不约而同的关注点是环境、人口、南北差距和若干对和平的新威胁。
20世纪最后20年美国经济持续繁荣，也造就了更多的亿万富翁。资产在10亿美元以上者从1983年的13名增至1997年的170名，根据《福布斯》1997年的统计，他们的净资产总数为2200亿美元。另外，美国1/3的财富集中在1％的巨富手中，但是对公益事业的捐赠却没有相应地上升，而是保持在每年占GDP的2％，或个人所得的1。8％。其原因之一是共和党政府实行减税政策对高收入者有利，因而削弱了他们因税收优惠待遇而作捐赠的动力。但是另一方面，新的基金会却大量增加，它们和大公司对公益事业有组织的捐赠表现出强劲增长的势头。私人基金会1980年至1995年的15年中新增加了16200家，亦即增加了40％；其总捐赠数1977年为53亿美元，1997年增至134亿美元，增长了152。8％。这在某种程度上与金融市场的坚挺有关，也反映了财富的集中，因为减少的是个人分散的捐赠。⑤
从数量上说，现在美国几万家基金会绝大部分是20世纪后半期成立的。有的成立较早，但兴旺发达起作用是在战后。福特基金会是最重要的典型。它成立于1936年，但是开始目标明确、发挥巨大作用是在1950年整顿之后。整个20世纪它无论在资产方面还是在捐赠规模、前沿性和世界影响方面，都执各大基金会牛耳。成立于20世纪中期而作用在后期日益扩大的还有凯洛格基金会（W。 K。Kellogg Foundation，1930），但影响远不如福特基金会。20世纪后期的后起之秀是索罗斯（George Soros）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