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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杰文斯主义者关于价格会同边际效用成比例的命题作了过于严格的解释，并错误地以为下述垄断价格歧视的例证不符合于杰文斯或威斯蒂德的结论：“对于半打因干渴而垂危、但拥有不同财产的旅游者来说，几口水就具有相等的效用；但是控制水的年轻杰文斯主义者会为每一口水索要不同量的商品”。他还发现边际分析的一个弱点，即在个人时常不想消费所有物品的情况下，价格便不能等于边际效用。这个“家用圣经和一打白兰地”的例子来自威斯蒂德：“即使威斯蒂德先生突然厌烦圣经而变成了一名酒鬼，它们的价格既不会提高也不会降低一个法新（货币单位——译注）。此外，他的一位从不沾酒的邻居也许会为一本圣经而支付比购买一桶酒更多的货币；而一个嗜酒者则愿意以一打圣经去交换一瓶白兰地，如果交换比例由商品效用决定的话。但是，就像雨落在谁头上都是一样的，圣经和白兰地的价格对威斯蒂德和他的邻居也无二致，尽管效用对它们各有不同。杰文斯已经打算修改他原有的体系以便把个人一点也未消费的情况考虑在内。
肖要求威斯蒂德作答，而答复很快就来了，而且较短。威斯蒂德重申了他第一篇文章的重要性，即试图说明马克思体系的基础是“不牢靠的”。威斯蒂德对肖是有礼貌和很尊敬的。他心平气和地看待这个论据：成本像效用一样地影响着牛肉的价格。他指出：“那也只是通过生产更多的牛肉，从而同时增加它的总效用和降低它的边际效用，通过提高牛肉制作的质量，才能对价格发生影响”。他回避了在“敲竹杠的年轻人”的场合可能出现的问题，但他指出消费者剩余会被一些旅游者所享受；他未谈不可分割的物品的情况，也未涉及与这些物品和边际效用比例有关的困难，“家用圣经和一打白兰地”的例子就是如此。
Ⅴ
同威斯蒂德的交往促使肖加入了隔周一次在比顿先生家中聚会的”经济圈”。有一位成员对伯纳·肖作了这样的描述：“他的头发和胡子发红，他身着灰装（大多同伴都穿晚装）。他站着同威斯蒂德和大家谈话，言语之间不时流露出睿智和十足的趣味。他说：‘大家对选择谈论得很多了；假定要你们像我一样每晚上床之前在一盆炉火和一顿剩饭之间作一选择，你们一定知道该选择那一个’。至于曲线，则随着某个人对市场的控制而使供给和需求曲线少之又少。他本人在过去12个月中仅仅挣了100英镑，而我们的老板（他有一副刚毅的富于曲线的脸）则可以得到10000英镑。他在同伴们的苦笑声中解释着自己的观点，黑板上不时映出他的身影。”
肖说他自己进入这个圈子以后“就像凶神恶煞那样一直抓住它不放，直到这个圈子后来成为‘皇家经济学会’，创办《经济杂志》，比顿的客厅不能再容纳为止。”
肖加入这个圈子时，其主要成员有威斯蒂德、埃杰沃思、韦伯、福克斯威尔和比顿。当时已加入或不久加入的其他成员，据哈罗德说，有埃斯利和布鲁克。埃斯利是个艺术家，为威斯蒂德画过像，还作了一副蚀刻画，表现他邀请“经济圈”成员观看这副画像的情景。汉德森（肖的传记作者）还加上了马歇尔，坎宁安，阿米塔奇－斯密等人。同前面提到的成员相比，“经济圈”对后面这些人的影响较小。坎宁安的著作未显示出“经济圈”的影响。马歇尔没有住在伦敦，受的影响也不大。阿米塔奇－斯密1892年曾为伦敦学会的大学函授讲课，他发现边际效用在该课程中没有多大用处。他在两年后的另一课程中特意提到了效用。
“经济圈”的聚会先后有五年之久，它在利用边际效用理论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在确定日后经济研究的路线方面的作用较小。我们可以列举出一些特殊的结果，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从这个“经济圈”的讨论中得出来的，这些结果是：采纳杰文斯经济学，而没有采纳费边社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组织不列颠经济学会和后来的（1890年）皇家经济学会；创立青少年经济俱乐部和后来（在伦敦大学）的经济俱乐部；威斯蒂德《经济学入门》于1888年的问世。让我们对它们逐个加以考察。
Ⅵ
费边社的前身“新生活联谊会”于1883年10月24日开始活动，比“经济圈”首次聚会稍早。该联谊会的一部分成员心怀不满，他们在马克思著作的影响下于1884年1月4日聚会成立了独立的组织“费边社”。
乔治·伯纳·肖初次参加费边社的会议是在1884年5月16日，9月5日他被选为该社成员，1885年1月2日又被推举为常设局成员。在他成为一名成员和进入常设局之间的这段期间，他同威斯蒂德就马克思著作进行了争论，而且开始参加“经济圈”在哈姆斯蒂德的会议。
肖在“经济圈”的出现标志着这个圈子同费边社的最初联系，其他的联系是随着费进社选举韦伯（1885年3月20日）和瓦拉斯（1886年4月）作为成员时开始的。这三个人还有另外一个聚会的场所…哈姆斯蒂德历史学会。“这个学会开始于1884年底和1885年初……对这些抱负不凡的费边社分子来说，该学会是一个彼此共进的学会，他们要求阅读、注解、研究。消化和理解马克思和普鲁东的学说。杰文斯的精神在这里也有所显现，因为肖写道，他们曾争论花瓶的价值决定于“制作边际的生产成本还是花瓶的‘最后效用’？”他们也是隔周一次会议，与“经济圈”交叉进行。
威斯蒂德在“经济圈”的出现，促使肖把杰文斯的边际效用经济学带进费边社。肖说他自己已经倒向“威斯蒂德一边，成了一名自信的杰文斯主义者，为杰文斯理论的精巧和优雅所迷恋；由于具有这种特点，该理论才能适应以往经济学家（包括马克思在内）所涉及的一切场合，为各种笨拙的区分（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劳动价值、供给和需求价值等等）找到了出路。”伯纳·肖虽然把握了杰文斯经济学的核心，但他由于不大懂初等数学，所以一定漏掉了其中的许多细节。直到1887年肖还说他不理解“2a＋3b”之类的说法会有什么意义。
肖1886年和1887年在《保罗·迈尔》报上发表了两篇论及边际效用的文章。他在1886年5月29日还曾撰文评论《杰文斯通信和日记》。肖在发表于该报的第三篇文章中说：“赫德曼不合时宜的吹毛求疵的非难使我感到恼怒，以致我在《保罗·迈尔报》上的一封信中（1887年5月）粗暴地攻击了他。”赫德曼和比桑特夫人卷进了这场讨论。
肖把他关于杰文斯和边际效用的知识积极用于实践，这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于1887年译成英文时反映出来。他说：“容许公众相信社会主义、或甚至相信马克思本人的历史社会观的危险是否成立，以他论价值的各章为转移。”肖在《国民改革者》中进一步发挥了他的评论。其中第一篇突出了马克思的力量，因为他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过时的社会条件，而且相信人的平等。肖希望“在以后的文章中研究马克思的错误，这些错误几乎像摩西的错误一样可能在不久将来的争论中结出成果。”
肖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篇连载评论几乎全是批评马克思由于接受劳动价值论而造成的错误，他责备马克思把劳动价值论当作教条，因而不可能预见到杰文斯的效用理论将会取而代之。他说：“很难说马克思未对他的教条未提出理由是不正当的，当一种定理被如此经常地提出，以致于所有人都高喊‘同意’时，它也就变成一条公理了。我们认为是公理的，也许对我们的父辈仍是定理，而对我们的祖辈来说也许就是大不敬或者是是非而是的东西了。马克思可能认为他的李嘉图主义定理……在当时可以作为某种公理提出来”，但他立即指出：“使李嘉图和马克思满意的理由却不能使杰文斯满意；无论如何，现今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指望他的父辈的公理在现在仍像本世纪中叶一样得到认可。”肖指出，当马克思把效用看作对每一物品是“特殊的”而不是“抽象的”（两种物品可比较时），同时却把生产每一物品所用的劳动看作既是“特殊的”又是“抽象的”时候，他是犯了第一个错误，但他表示要运用劳动价值论。肖指出，同“抽象劳动”相比，“抽象效用”、特别是“最后抽象效用”在价值决定上的作用更有效得多。
第三篇连载评论较少涉及马克思的价值论，而是更关注剩余价值究竟来自资本还是来自劳动。不过他多次提到杰文斯和效用价值论，并以强烈的劝告结束：“把杰文斯等人的著作作为你的经济学来阅读，而阅读马克思的著作为的是了解经济学家们以往著述的历史以及今天运用他们的条件。”
出版于1889年的《费边论丛》为该社后来的发展定了调子。肖在他的文章中说：“就价值理论来说，《费边论丛》的抽象经济学是杰文斯的经济学。”杰文斯肯定比马克思受到更多的关注。肖的第一篇文章对效用价值论作了充分地解释，还举了不少例证。他说：“一些经济学家”通过对“边际效用”（从耕作的效用到我们的储金所暗含的效用）的精巧的解释（如果不是准确解释的话），把最后效用称为‘边际效用”’。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