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搿叭巳ā钡某逋弧�
人们都知道，十几年来中国与西方国家围绕“人权”“主权”问题产生的争论，肇始于1989年中共政权对天安门公民维宪民主爱国运动的镇压。由于这个镇压，中国共产党执政者遭到了全世界的一致谴责。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当权者对这种谴责的反应：他们很直率地把谴责和来自外部的批评指责为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把国际社会对中国公民民主诉求的支持斥责为“敌对势力”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的图谋。如果说中共当权者的对内镇压行为体现了邓小平一代人陈旧的专制主义政治思维逻辑，那么邓和他的“接班人”江泽民拒绝外部批评的行为则体现了同样陈旧的主权国家逻辑：不管“家里”发生什么事情都属于“内政”范畴，“外人”不得干涉。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共当权者是在有意利用主权国家的逻辑为自己的专制主义行为提供辩解和保护伞。
不应当否认，这些年来，中国政府开始参与国际范围的人权“对话”，较之过去全无人权概念或否认人权的存在，是一个进步；但中国当权者人权对话的策略却更多是应对性的，并无诚意真正接受国际社会捍卫人的政治权利和思想自由权利的基本准则。所谓“生存权”、“发展权”概念的提出，对于一个人均GDP
仍然很低、又曾深受“征服者逻辑”之害的发展中大国来说，似乎显得有些道理；但当我们考虑到此类概念正在被政府用来当作抵制国际社会对中国政治领域人权状况批评的武器时，这个解释学分析马上就可以戳穿“生存权”、“发展权”之类所隐含的意识形态辩护内涵。问题不在于抽象的“生存权”、“发展权”是否属于人权的范畴，而在于这些概念在专制主义应对策略内的使用必然产生的混乱效应。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似乎是想用一种排序的方式证明“填饱肚子”比“思想自由”更重要，而回避了当今中国“填饱肚子”问题之所以仍然存在，重要原因之一恰恰是思想不自由（缺乏对权力的社会监督所导致的腐败往往造成对普通人和弱势群体的权益侵犯）。在最坏的情况下，这个应对战略则是对当代人类文明成果的公然蔑视，因为它可以把普遍人权解释成只是“西方”的价值观，甚至是“西方”实施“和平演变”的某种手段。
2001年4月哈贝马斯来华访问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了一场题为“关于人权的跨文化的讨论”的学术报告。在谈到“亚洲的价值观”时哈氏指出：“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政府以及中国台湾地区习惯用‘优先’关注社会和文化的基本权利为其违反司法基本权和公民政治权的行为――西方对此予以了指责――进行辩护。这些国家通过家喻户晓的‘经济发展权’，认为自己有权‘推迟’实现宽容的自由权和政治参与权，直至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准允许其稳定地满足居民的基本物质需求。在他们看来，对生活在贫困中的民众来说，法律平等和言论自由似乎并不像改善生活条件的期望那样同等重要。但是，这种功能性论证不能如此轻易地转变为规范性论证（――加重号为引者所加）不言而喻，在人权的长期实施中，某些条件比其他条件更重要。尽管如此，这并不可以为一个专制的发展模式进行辩解，因为按照这个模式，个人的自由服从于父权制那里接受和注解的‘集体的福祉’。事实上，这些政府根本不保护个人权利，而是保护他们理应去履行的一种父权制的照顾。而在西方，从古典观察来看的个人权利被归结为生命和身体不受伤害权，广泛的个人权利保护和平等待遇权，信仰自由、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权。规范地看，‘优先’关注社会和文化的基本权是不会得到辩解的，因为这些权利只是用于保证‘公正的价值’（罗尔斯语），即为平等的利用那种自由的和政治的基本权利的事实前提提供保证。”＇51＇
这位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对人权问题的分析和对“亚洲价值观”的批评，值得我们深思。
五面向未来的中国民族国家战略的价值预设应该是什么？
中国正在面对全球化，融入全球化。这个全球化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而且有着鲜明的政治含义，那就是全球政治民主化基础上的民族国家利益原则的扬弃和全球公共理性的勃兴。就中国而言，如果说前现代的华夏中心主义乃是世界各主要文明相互隔绝的结果，毛泽东的新世界主义是激进意识形态乌托邦和作为潜意识存在的中国前现代精神遗产相结合的产物，它们都具有某种“天下”眼光但都不是全球化，那么今天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则实实在在面临着走向全球的机遇和如何使自己融入全球化、成为全球化的建设力量而不是阻遏力量的现实挑战。
高扬全球公共理性与中国“民族国家战略”的统一
什么是“民族国家战略”？按照传统的理解，民族国家战略当然是指旨在实现民族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战略安排。“国家利益至高无上”显然是这种战略安排的根本价值预设。然而，根据本文前边的分析，这样的价值预设是成问题的，以自私的民族国家行为逻辑为基础，人类将无法摆脱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羁绊和奥尔森“集体行动”的困境。当代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水平和全人类正在面临的资源、环境方面的空前挑战已经提出了这样的要求，那就是以人类的名义超越民族国家的狭隘考虑，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高于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
这应该成为人类考虑当代和未来所有问题的根本价值前设，更是人类考虑民族国家问题的价值前设。每个现存民族国家（包括它的领导者和它的公民）对此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利益原则的被扬弃毕竟需要一个过程，这势必造成根本价值转换中的一系列紧张。每个民族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民主化程度、理性处置国家间关系的能力的不同，各种地缘的、区域的、宗教的、种族的乃至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冲突，都会给全球公共理性的形成造成压力。这种多重互动和博弈的复杂性，也许我们今天还难以想象，更不用说去驾驭。这大大增加了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难度。
当然，大方向是不容怀疑的。由于以上两方面因素的存在，我以为就中国而言，高扬全球公共理性与民族国家战略的统一应该是历史的现实性、生成性和未来性的统一。
就历史的现实性而言，应该承认过去百年来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艰难成长经历对当代中国人认知世界、理解世界的方式的影响，同时也要承认中国的传统政治文明对当代中国政治选择的影响。这些影响对全球治理所蕴含的新的人类文明观的认同来说，呈现出某种多面性。我们应该积极挖掘民族认知储库中有利于接受人类新文明观的那些东西，逐渐清理、淘汰那些与人类文明发展大势相悖的东西。历史的现实性还有一层含义，那就是当今世界毕竟还是一个建立在主权国家框架基础上的世界，这决定了利益博弈仍然是当今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内容乃至基本内容。在民族国家水平上突破利益逻辑的樊篱，需要极高的道德勇气和智慧，也需要民族国家间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合作与互动。中国民族国家战略的制定，必须同时考虑到这些极其现实的因素。
就历史的生成性而言，必须理解今天的民族国家已经不完全等同于50年乃至100年前的民族国家，新的人类交往原则正在生成之中、形成之中。用哲学人类学的术语来说，成为全球公共理性之“形而上”根基的社会性不再是立基于生物性的社会性，不再是虽代表文明的内在生长力量、但又不得不屈就于文明的历史形式的社会性，道德和伦理作为本真意义上的社会性之体现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将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一个成熟的民族国家战略，其着力所向，应该与历史的生成性和历史的方向性相一致。从实践意义上讲，这意味着一个民族国家在制定自己的国家战略时，不能再自然地把本民族国家的利益作为思考问题、制定政策的唯一出发点，而要时时自省到本民族国家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之间可能出现的紧张。能够通过“双赢”或在无法达致双赢的情况下自觉抑制自私的民族国家冲动以化解这种紧张，这样的民族国家战略才是无愧于当代人类文明进化水平的民族国家战略。这当然同样适用于中国民族国家战略的设计和制定。
最后，就历史的未来性而言，超越民族国家的，某种更合理、更有助于解决人类面临的一系列难题的全球组织建构已经成为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必然。当然，这种“超越”不一定意味着民族国家的寿终正寝，但它一定意味着在新的全球组织建构中民族国家角色和功能的变化。也许，它会变成未来全球公共权力机构的一个层级，也许它以新的组合方式成为全球公共政治建构中的一部分。这里不是讨论未来历史之具体性的地方。我只是想说明，构建民族国家战略，必须有宽广的世界眼光和深邃的未来意识，必须有博大的胸襟和以天下为怀的气魄，还必须有对人类行为弱点的深刻把握。这样，一个民族国家之国家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才会有助于人类文明整体的推进。
以上谈的是一些大原则。下面笔者拟就全球治理背景下中国民族国家战略的设计、实施和调整，再从外交与内政两个方面作些讨论。从实践意趋看，这些讨论当然带有建议性质。不过，我将把讨论范围限定在多少有些抽象的原则问题内，而把更具体的政策问题的研讨留给有关领域的专家。
外交方面：积极融入全球政治民主化进程，以建设性姿态参与、促进和平与发展的人类共同事业
所谓“全球政治民主化”包括两种含义，一是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