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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繁华的南京华楼迤北，“天津国货售品所”的楼顶特写似地安装着一组八个大字的霓虹灯：抵羊毛线东亚国货广告做到了一切可能做到之处，只要具备扩大宣传条件的地域或设施，宋棐卿就不惜工本地必欲一做。
例如，东亚公司兴办不久，有人在日本租界内兴办了一家娱乐场所，取名“大罗天”（故址在今八一礼堂）。开业之初，自然要大大酬宾，又是新场所，亦不乏猎奇逐新的富足之辈，宋棐卿认准了这是一个做广告、接受广告、传播广告的很理想的去处，便向“大罗天”老板提出了在其入口处设立永久性广告牌的要求。这要求使“大罗天”老板吓了一跳，好嘛你老，我这可是刚来，你老就上来了，这是日租界，你老那两只大“抵羊”别叫人家日本人搞毛线的看了烦，惹得起人家么？可这位老板也不便明白的拒绝——都是生意人嘛！生意人有生意人的不想达成生意的高招：您老要做广告么？好嘛来吧，这钱可是少不了的，多少？漫天要价，一个字——听清了没？是一个字，一个月——记仔细了，是一个月，一千元——别马虎了，是一千元。这三个“一”你老可是别就地还钱！成！宋棐卿爽快地答应下来，很快就交上了四千元。于是，新娱乐场“大罗天”的入口处便赫赫然矗立起四大金刚把门似的四大广告牌，甭说那牌子的大小，就那字，一个就六尺多高，中等个的人举起手来够不到顶！这大代价做广告，谁这么大的手笔，什么东西这么值得破费？宋棐卿的东亚公司，东亚公司的产品“抵羊”是嘛玩艺儿？——那四个大字不是写得明明白白：“抵羊毛线”。新建的又在日租界的“大罗天”，可说是往来无穷汉，出入尽富翁，用毛线么？在那儿见过，是叫“抵羊”，那么肯花钱，必是个好产品。更有一层深意：传扬出去，人们定会说：好家伙，这“抵羊”可真是名副其实呀，居然闯进日租界里去扬名儿，好胆识，好骨气！这样的实力，这样的气派，不买国货岂不在“羊”前丢人？买国货而不买“抵羊”，岂不是目不识货？这题外作用，又怎是那四千元衡量得的？也有人向宋棐卿建言：放大地宣传“抵羊”，却对“东亚”只字不题，未免失之偏颇。须知国人传统，历来是重店而附之以货，店的名声大了，买卖自然好做得多。宋棐卿却说：老一套是老一套，我正是要反这老一套。老一套是内局式的买进卖出，啥行好干啥；新一套却是产品定型，开放型经营，产品领路，质量、信誉当先，产品出去了自有人来找你，我但愿人人只识“抵羊”，不知“东亚”，只认货，不认人，这才足以保障发展！宋棐卿五十多年前的产品广告观不是与今天的十分相近了么？
在报纸上登载。报纸在电视等现代手段未兴之际，是最好最可靠的宣传媒介。人们当时读新闻，找信息，最好途径也是报纸。因此，在报纸上登广告是影响甚大的。宋棐卿登广告也是不惜重金。且不仅一报一时的，像《大公报》这样举国闻名，发行量很大的报纸与《益世报》这样倾向面较明显的专报，宋棐卿都买下整版整版的版面，大作广告，并且不只一度。
在电台上播发。原来只是在早晚节目中穿插。后来，为了宣传有效，宋棐卿亲自出面与托人代办，重金礼聘京剧名角，或曲艺界知名演员为商业电台演出节目兼做广告，手段已与今天相似，已形成专业性广告，在当时，却几乎没有二家。
利用其他文艺形式。向电影院付酬加演幻灯片。这在解放初是常事，可在当时却没有多少家；出资组织演唱会、文艺晚会作产品宣传；雇用军乐队，热热闹闹地先导，宋棐卿亲自带领队伍上街，扛的扛，抬的抬，拿的拿，各色标明厂名、品名的彩旗，各式各样醒神悦目的斑斓鲜艳的宣传牌上的“东亚”、“抵羊”与生动、放大的彩绘商标如游龙走凤，吸引了一大群又一大群的随观者。在行进中，宋棐卿不时地向随观者致意，有甘为呐喊助威或表态支持者，就相应地赠送毛线，让人们既看熟了“抵羊”的名号，也身受了“抵羊”的实物，宣传效果甚佳。
利用社会活动，扩大社会影响。当时的社会活动是比较多的，如教会活动，社会慈善事业活动，商会的活动，商界同仁的联谊活动，地方帮会活动等等，几乎是周周不断，宋棐卿也就次次不落，抓住活动契机，大做商品广告，亲自宣传。更通过关系争取到教育团体的邀请，去做兴办实业、提倡国货、宣传“抵羊”的演讲，在天津的一些重要的学校几乎无不涉足，如南开中学、南开大学、甲级商科学校、培德女校以及英国汇文与美国圣约翰教会学校等等；外地学校也适机必用。他的母校，故乡的齐鲁大学，北平的燕京大学自不待说，连设在烟台、青岛等地的教会学校，他也争取去演讲，去宣传。
对经理商家与代销点的广告优惠。宋棐卿规定在原留利的基础上，再做出千分之五的让利，做为经销者的宣传费用，并鼓励设立永久性广告牌，经验收合格，由“东亚”追补费用，而让利费用照常；倘宣传不力，永久性广告牌不合格，则中止供货，不再委托其经理。当时“抵羊”走俏，又得政府保护，谁不愿意经销？而且设立广告牌不仅对销售有益，往往也在经济上有益。设在自家号前的自有东亚付款，设在繁华地点的更能赚东亚一点儿钱，何乐而不为？有此种种，“抵羊”毛线的广告牌在全国七百多家经销与代销的商号门前与许多城镇的繁华路口如雨后春笋般醒目地纷纷而立，名满全国，广为人知，甚至如今东北的七八十岁的老人，谈起毛线，犹说“抵羊”！
参加展览会，展销“抵羊”。凡是听到什么地方举办展览，宋棐卿都是极力设法参加，甚至做为具体规定：同仁中，凡有通报各地举办展览会消息者，奖励银洋二十元；凡有促成东亚参加展览会并为东亚谋得有力地位者，奖励银洋一百元；凡有为“抵羊”公开展览设计出别出心裁的方案并切实可行者，亦奖励银洋一百元，并另赠“抵羊”五磅。用此种种极力寻求、亟谋参与，“抵羊”的展览几乎经年不息，“东亚”已不仅在东亚，在东南亚也驰誉享名。而且，展览形式亦不断翻新。如利用图片、模型生动而详细地介绍由原毛加工到成品的生产程序，更将每一个加工环节：进料、梳毛、毛条、前纺、后纺、染色，整理成各自出现的粗劣样品与其成品对照比较，不仅给参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还可使参观者增长有关生产、鉴别、使用毛线的知识，鉴别中比较，比较中鉴别，“抵羊”在毛线市场的质优价廉，不言而喻。再如，展览期间，宋棐卿还动员一些社会名媛临场现身说法，边实际操作边做介绍，以传授使用“抵羊”的编织优点，兼传技术。这使许多参观者大感兴趣，一些人当时就现场购线，当场学织。
自办杂志。为了扩大影响，宋棐卿主办了一个家政型杂志，依其基督教义，取名《方舟》。教徒们自然熟知也崇仰“亚诺方舟”，而当时天津的妇女特别是中上层妇女，有几个不是基督徒？而这《方舟》，由于宋棐卿不惜工本装饰，不惜重金约稿，又都是众所关心的热门课题：家庭与家庭关系，妇女与妇女问题。基督教义自与封建礼教大有差别，在对待妇女与妇女问题上，前者要较后者进步得多，自也在客观上冲击与批判了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宋棐卿也不时地动笔撰稿，也写过一些生动有力的文章。譬如他在一篇抨击军阀摧毁破坏民族工商业的文章中，形象地把军阀比做洋人的恶奴，把中国比做金碗，恶奴们毫不吝惜地摔碎了金碗，争相抢到碗片，然后拱手捧送给各自的洋主人，再恶狗般争抢洒在地上的饭粒，吞入了自家的私囊！要救国强国，就只有努力兴办实业，以弥复这个灿烂的金碗，再将生米煮成熟饭，装进金碗里，以奉献与供养国家与国人。
类似的既生动形象又鼓舞人心的文章，时见于《方舟》，人们，特别是妇女们，更像欢迎教义中的“亚诺方舟”般欢迎杂志《方舟｝。欢迎、了解《方舟》，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