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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公司来了位穿着打扮入时的中年顾客，走到柜台前说道：
“给我来十瓶三星白兰地。”
公司内高级洋酒存货不多，售货员对一下子要买十瓶洋酒的顾客回答道：
“先生，目前处于非常时期，存货不多，公司规定，每位只限买二瓶。”
“好呀！”只见他两眼一瞪，说道：“对我也一样吗？”
“先生。”售货员并未生气，仍和气地说：“这要请你谅解。”
“好！不卖，你等着！”顾客气哼哼地转身扬长而去。
片刻，三辆大卡车满载了人，开到永安公司门前，从车上跳下二百多人，有歪戴帽的，叼烟卷的，唱小曲的，一齐拥到柜台前，要买香烟，售货员紧急报告总经理室，总经理派出接待部人员出来迎接。好说歹说，白送了一些香烟和洋酒，这些人才乐呵呵上了卡车飞驰而去。
这一次的敲诈只是一个开头，接着穿着日本军服的汉奸，戴着墨镜的特务，接连不断地到永安公司来，不是缺少路费，就是没有钱喝酒。接待部只好拿出钱来奉送，以求消灾免祸。郭琳爽看到这种情形十分焦急，原来的靠山英国佬没有了，而下一步又该朝哪里走呢？当前时局变幻莫测，租界环境危机四伏，应当为上海永安公司今后的命运好好想一想了。郭琳爽找到他的堂弟郭棣活，和他商议一番。
郭棣活是郭氏兄弟中老四郭葵之子，岭南大学毕业后，郭乐把他送到美国麻省纽毕弗学院留学，专攻纺织工程，第一学年，考试全班第一，获得学院奖给的一枚金质奖章。一九二七年在学院毕业，考试又名列全院第一，荣获美国棉纺同业组织授予的一块奖牌。回国后，到上海永安纺织公司担任工程师，随后升任副经理、副总经理，郭乐把上海永安纺织工业的重担交给了他。郭琳爽和郭棣活，同在上海，经常见面，有什么大事总要商议之后再行定夺。
郭琳爽将永安公司在上海的处境谈了一遍，向郭棣活问道：
“英国撤消注册之后，我们是否应该寻求一个新的保护国？”
“按道理应该尽快寻求，不然的话，在‘租界’里，一天也得不到安宁。”郭棣活回答。
“从当前时局来看，哪一国比较合适？”郭琳爽问道。
“当然是美国了。”郭棣活答道。
“是的，我同意你的看法。”郭琳爽说道：“从各方面的消息资料来看，当今世界也只有美国还保存雄厚的实力，足以与小日本抗衡，日本鬼子对很多国家都气焰万丈，不可一世，对美国还不敢为所欲为，不得不有所顾忌。”
“说得对，凭我的感觉，今后要惩罚小日本，非得美国出商不可。”郭棣活说道。
“那么，我们的公司能不能取得美国的注册？”郭琳爽问道。
“可以呀！应当是一个上策。”
“有什么门路没有？”
“上海的慎昌洋行，老板是美国人，洋行曾经在美国注册，我和其老板吉利兰在美国读书时就相识。”
“那好，就委托你和慎昌联系一下，能否代办，取得美国注册的手续？”
郭琳爽请示了香港总部，总部复电说，“可以相机进行。”经过郭棣活的斡旋，慎昌洋行总经理吉利兰倒很热情，同意帮忙，向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报告。可是报告递上去之后，迟迟不见回音。经过再三催促，领事馆回答说：
“按照美国商业法规定，华商向美国注册，其总裁、司库都必须是美国人，董事亦须半数以上是美国人，有了上述条件方可办理注册手续。”
这样苛刻的条件，几乎等于把公司白送给美国人，令郭琳爽大吃一惊，但是眼看“租界”的形势危如累卵，找一个靠山，保住永安的大部分财产是燃眉之急，没有别的办法，几位高层人士磋商一下，认为只有取得美国的注册是一条路了，条件太苛刻，派代表和他们商谈一下吧。
经过反复磋商，由吉利兰出任上海永安公司总裁，郭乐任副总裁，一位美籍华人樊克令也任副总裁列郭乐之后。郭琳爽仍任总经理，财务正副司库由美籍华人李业棠、刘生初担任。吉利兰和樊克今成为永安公司的大股东（到一九四三年吉利兰拥有一万八千六百六十五股；樊克令拥有二万六千八百股）。各种手续办妥后，美国商业部才正式核准上海永安公司为美商注册企业。
永安公司付出巨大的代价，似乎是取得了一个巨大的保护伞，没有想到却由此种下祸根。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成功，就此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同一天，日军的大炮对准了停泊在上海港的美国军舰。片刻之间，打着太阳旗的皇军就占领了“租界”，由于永安公司换上“美国注册”的牌子，被日本军方判为“敌产”。
吉利兰、樊克令悄悄地溜走了，代之而来的是日本军阀的军管，派会计监督官松山来到永安公司，宣布：立即清点库存现金和银行存款，限一周内将公司的全部动产、不动产送交军管会。由此，郭琳爽总经理的权力已被剥夺，他想支取一元钱或下一个指示，必须报会计监督官松山批准。
紧接着，公司的业务也被“军管”起来。进货、销售、定价等等必须首先经过监督官批准。货仓的存货需要出库也必须经过监督官的同意。这家全国规模最大的百货公司，遭受到难以想象的屈辱和熬煎，它的命运掌握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手里，松山成为永安公司的太上皇。
一九四二年年初，一个汉奸在南京路遇刺，大队的日军将南京路封锁，永安公司自然在内，日本兵拥进公司搜查，结果自然什么也没查出来，几千匹布、几千箱肥皂却被“查”得不翼而飞。过了数日，春节将到，南京路上又发现一颗定时炸弹，敌伪军警将永安公司一带封锁，郭琳爽及其夫人被软禁在永安新厦十五层楼里，不许出门一步，行动受到监视。永安公司被封锁二十四天，经济损失且不说，郭琳爽也过了一段“囚徒”生活。郭琳爽为了求得保护伞，没想到引来的却是日本军管。整个沦陷时期，永安公司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
买下土地产权，国货商场却难以开张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全中国浸沉在欢乐之中，上海变成了狂欢的海洋，当了八年奴隶的上海市民终于扬眉吐气，人们跑到大街上，跳呀、舞呀、唱呀，笑得合不拢嘴。
从雾都重庆派出的接收大员，纷纷来到上海，从敌伪手里接过工厂、企业，码头、仓库，挂上新的牌子，很多大企业均被官僚资本集团所垄断。一些接收大员，过上了“五子登科”（指抢金子、占房子、要车子、嫖婊子、上馆子）、花天酒地的生活。这些人，过去发“国难财”，今天又发“胜利”财。一些寓公、豪绅又恢复了往日歌台舞榭、一掷千金的生活。
胜利的欢乐也来到了永安公司，太上皇松山滚蛋了，郭氏财团恢复了公司的主权，郭琳爽又施展起他的管理才能。抗战一胜利，永安公司的生意就好起来，销售额十月份比八月份上升十倍多。日本“军管”时期，职工们藏起了一批高档商品，胜利后拿出来被一抢而空。于是永安公司又向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发电报，将一批批洋货源源不断地运回来。到一九四六年十二月，销售额比一九四五年增长近二十倍。永安公司的兴旺，使郭琳爽乐不可支，召开股东大会，提出新的建议，要加大资本额。股东们积极性都很高，一致同意，将公司的资本额由原来的法币一亿元增加到十亿元。郭琳爽抖擞精神，运筹帷幄，使永安公司的营业额不仅恢复到战前水平，而且又大大地发展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一个消息，上海地皮大王乔治·哈同，要收回这份产业，因为三十年租期已到。
乔治·哈同是地皮大王犹太人老哈同的养子。老哈同已于一九三一年去世，大部分遗产落入他的养子乔治·哈同手里。这个乔治·哈同十八九岁就挥金如土，狂饮滥赌，狎妓宿娼，手里没钱花了，就瞒着老哈同到处借钱，然后由老哈同还债。老哈同和他的妻子去世后，乔治·哈同分得了土地百分之五十、房产百分之四十八的遗产。而永安公司租赁三十年的契约恰好在他的手里。
永安公司请了上海有名的李律师办理这宗旧案。他找到小哈同，询问永安公司租期满三十年后如何收回的想法，能否续订租约？肯不肯卖？几经交涉，李律师回来说；
“一次卖掉，他倒没封口，只是要美金，一开口就是一百五十万。”
美金一百五十万，真是个不小的数字。很多人都知道永安公司这块地皮，面积只有八亩五分一厘八毫，1900年老哈同买进时，只花了一万八千英磅。三十年前，永安公司已经付给哈同租金白银一百五十万两，而今又要美金一百五十万元，真是蛮不讲理。
“不就是一百五十万美金吗？”郭琳爽坚决地说道：“给他，买下产权！”
郭琳爽不会忘记，他从香港来上海临行前夕，父亲拉着他的手所说的话：
“孩子，你去上海挑的担子不轻呀！那块地皮的租期三十年，是我在文书上面签了字的，这三十年你一定要管好上海的永安公司，如果管不好，三十年后，连大楼带地皮都是人家的了！”
郭琳爽默默自言自语道：
“爸爸，您老的嘱咐，我一刻也不敢忘记，今天，我一定要把它买下来，让这块土地改名换姓，再也不属于哈同的了！”
在郭琳爽亲自主持下，经过几个回合的讨价还价，李律师竭尽全力斡旋，最终以一百一十二万五千美金成交。郭琳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