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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能吸引他。他倒是在对日本政治经济的考察中，被“明治维新”后发展起来的三菱、三井那些大垄断资本集团经营的宏伟成就所深深地震撼着。康心如对此惊羡不已，他认为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复兴的开始。而这同样也是使中国国富民强的出路。康心如对三菱、三井式的经营方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十分向往这种经济事业。强烈的震撼和撞击只能使康心如更加慨叹中国的无望，自然也使他更加决心改变中国的封建与落后。
此时的康心如还没有意识到他对于人生的真正追求和渴望，也不会想到日后他正是以三菱、三井为模式，把他的美丰也经营成了一个巨大的美丰资本集团。
美丰银行离不开康心如
归国后，康心如曾到北京暂住。
一九二一年，康心如的四川老乡、重庆大盐商邓芝如来到北京，并住在康心如的家中。因邓芝如的父亲曾在四川当过候补道，和康心如的父亲换过帖，有深交，所以两家成为世交，多年来素有交往。与邓芝如一道来京的，还有曾在重庆“天顺祥票号”当过上街（营业主任）的陈达璋。他们此行的意图，就是想通过京城的活动，为邓芝如争到中美合资的中华懋业银行重庆分行经理的职位。
邓芝如来到康家，显得雄心勃勃，兴奋异常。他大谈唯有同洋人合作干点什么，生意上才会有更大的发展，并讥讽康心如一辈知识分子是书呆子，百无一用，不会活着。当时的邓芝如对书生气十足的康心如可以说是毫无戒心的。
邓芝如专程跑到京城寻求洋人作生意伙伴，这在当时的民族工商界，是非常时髦的一种做法。其背景在于侵华的各帝国主义国家与中国政府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为外国人在中国发财提供了各种优越的条件，于是一时间“洋务运动”波澜壮阔，连遥远内陆的乡绅商董邓芝如这样的人，也不愿错过与洋人结合的机会。
邓芝如腰缠万贯，他不信用金钱就活动不出一个合资银行的经理来。他此行北京是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的。他一进京便找到了四川聚兴诚银行分行的经理张熙午，并托付在银行业人头熟、交往广的张熙午为之上下通融，左右活动。
康心如在邓芝如北京活动的过程中，开始对国内银行业的状态有了一定的了解，加之他对金融这一行当有兴趣，便也积极为邓芝如出主意、想办法。
其间，为邓芝如疏通活动的张熙午找到康心如，因张熙午也是四川老乡，他们在北京也素有交往，所以张熙午有些事情愿先同康心如商量。这天，张熙午告知康心如，他得知上海美丰银行的总经理、美国人雷文（Frank．Jd．Raven）的代表麦利已抵达北京。而麦利此行的目的是来京筹募中方股款，并准备在直隶省（今河北省）开设美丰分行。张熙午认为这是个机会，何不乘机动员邓芝如与麦利会面，商讨在重庆设立美丰分行之事。只要邓芝如有诚意，就不愁在重庆筹不到华股。这样，一既能创办一家新的合资银行，邓芝如又能顺理成章地捞到经理一职，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张熙午希望康心如能从中积极动员邓芝如以促成此事。
康心如在张照午的托付和督促下，开始为促成重庆建行一事而鼎力从中斡旋。这其中固然有同乡的情谊在，但也有康心如想在金融业谋到一个饭碗的小算盘。
康心如发现，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化，大多数进步知识分子奋力追求的革命事业屡遭挫败，“知识救国”的声浪终于平息了下来，而代之以浪奔潮涌的“实业救国”。即是说，革命者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经济繁荣，才可能国富民强，才可能谈到自由、平等与民主，也才可能真正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另外，帝国主义侵略所带来的西方资本的投入以及西方先进机器、先进技术、先进的经营管理方式的引进，使中国新式企业不断兴起，金融业迅猛发展。北京、上海、天津等地不说，就连四川那样的封闭内陆省份，金融业也日趋发达，并出现了中国银行、浚川银行和聚兴诚、中和、富川等一类的新式银行。由此，康心如料定，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金融业是大大有利可图的，而他过去在日本留学时所仰慕的三井、三菱那些大财团的发展，也是同金融业的发达紧密相联的。
在此基础上，康心如对中国金融业的态势也做了深入的调研与分析。他看到，国中纯粹民营发展起来的银行是很有局限的。单就这些银行不可能像国营银行那样拥有合法的“发钞权”这一点，就几乎使他们完全丧失了其发展的可能性。就是在四川乃至全国都颇具信誉的聚兴诚银行，尽管采取各种办法，千方百计地在北京活动，且打通了很多关节，要求政府准许他们发行钞票，最后也终于失败。于是这些银行钱庄，只能发行些“执照”在市场上流通，以弥补市场的筹码不足。生意做得平平，不可能有大的进展。而与洋人合资的银行就大不同了。这一类银行虽无“发钞权”，但因是直接向外国政府注册，便无须同本国政府打交道。这样便有权畅通无阻地在国内发行兑换券。如遇麻烦，还可以受到外国领事馆保护。这一发展前景，已在当时中国开设的中美合资中华懋业银行、中日合资汇业银行以及中法合资实业银行那里得到了初步证明。应当说，这一类银行的发展是倚仗着洋人的侵华特权而实现的，而拥有这样的护身符，又是国中大大小小的商人实业家们所求之不得的。
这就是为什么要极力促成四川美丰银行建立的全部原因。康心如坚信，建行之后，单是“美丰券”的发行，就能够一纸风行，一本万利，这样的赚钱发财机会是决不该错过的。
于是康心如开始竭力劝说邓芝如不要再在懋业银行那里费功夫，而是与上海美丰银行的美国人雷文联袂。他邓芝如手中握有大量的金钱，又何愁找不到一个可以赚大利的并愿意与之合作的美国财团呢？康心如拿出他宣传革命思想时那三寸不烂之舌，掰开揉碎地对邓芝如游说美丰的好处，并为邓描绘了一个他与雷文合作后的灿烂前景，并将他对国中所有金融业的局势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讲给邓芝如，包括“美丰券”的大有可图。最后，邓芝如终于敌不过康心如的诱劝，同意与已在北京的雷文的代表麦利见面。
在麦利与邓芝如的数度商谈之后，对于可否在重庆建立四川美丰分行一事终于有了些眉目。经多方联系，未来建行时华股一方也已初步形成。事实上真正推动这场商谈并使建行一事粗具规模的，不是麦利，不是邓芝如，而是他们之间的撮合人康心如。康心如做为美方与中方的中间人，总能在双方讨价还价的谈判中因势利导，晓以利害，并引导双方都能充分看到合作之后将为双方带来的巨大利益。
康心如之所以采取如此积极的态度，全力投入美丰银行的筹谋与策划中，是因为他已看清这确实是一个机会，一个他弃政从商的难得的好机会。而唯有美丰成功他才会成功，他同美丰绑在了一个战车上，已别无选择。
当麦利与邓芝如在北京将建行的一切有关事宜谈妥，只需最后定局时，康心如便敦促麦利向上海发去了电报，请雷文即刻赴京，对建行一事做最后的裁决。
康心如并没有想到雷文会成为他未来发展中的举足轻重的人物，但在了解了雷文的经济实力之后，康心如确实受到了启发。雷文财团使他想到日本的三井、三菱财团。康心如认为他倘真的决定弃政从商，那么雷文财团、三井、三菱财团就是他奋斗的目标。他欣赏雷文的经济战略。
康心如能在雷文那里获得认同，应当说是与他当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专科分不开的。当时日本的发展不仅使康心如震动，而且在研究了日本明治维新成败的经验中，康心如又获得了一种全球性的经济眼光。从此他知道世界了解世界并愿意接受世界上的一切崭新的成果，他对政治失去了兴趣，而同一大批知识分子一样将眼光转向了“实业救国”。发展实业的一个最基本原则，即是要坚决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坚决抵制封建的闭关自守又盲目自大的小农式的或是作坊式的经济体制与观念，这就使康心如他们这批西化的产业家们与乡绅商董式的买卖人们区分了开来。
在这样的一种思想契会中，康心如与雷文一拍即合，而雷文财团在当时的不断扩张中，所急于寻求的合作伙伴，也正是康心如这一类具有开放思想和发展眼光的人才。
果然，雷文也欣赏康心如，认为人才难得。这就为日后康心如与雷文数年的默契合作，并始终得到雷文的欣赏和重用，打下了一个牢固的基础。
在康心如的极力撮合下，雷文意外地找到了重庆方面的新的华股合作对象。在四川重庆建立美丰银行这一举措，原本不在雷文财团的发展规划中。于是，这个使雷文感到意外的成功也使雷文很惊喜。
一九二一年炎热的夏天，雷文在接到麦利的电报后，迅速由上海赶到了北京，与邓芝如、康心如等正式磋商在重庆投资创办“四川美丰银行”的具体事宜。
几经磋商，特别是在康心如左右逢源的勉力推动下，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并于当年六月六日，在北京的美国公使馆正式签了中美合资的合同。
在创办四川美丰银行的一系列谈判中，康心如均是以中介人的姿态出现的。他从始至终不卑不亢，不动声色地百般斡旋。康心如一面积极同邓芝如联系重庆方面的华股投资，指出唯有跻身“洋务”才可求得发展；一面又和颜悦色敦促美方对合资项目早下决断。最终以自己的学识、教养、眼光、观念以及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