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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组官钱局
陈光甫回国后，当时的两江总督端方上奏清朝政府，请求在南京举办南洋劝业会，以表示朝廷兴办实业的意向。后来朝廷调端方任直隶总督。此时已是宣统元年，曾经统治中国臣民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和皇帝光绪在前一年先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一年举办老太后归葬大典。端方想起当年老太后与皇帝因八国联军攻打北京而仓皇逃到西安的情景。那时担任陕西巡抚的端方因为拱卫周备，深受宠信，得以擢升。大概是为表忠荩之心、铭恩之意吧，他在东陵拍摄了老太后的葬仪。不料此举却触怒了监国摄政王载沣，将他免职。他所倡导的南洋劝业会，改由他的后任总督张人骏继续筹办。具体负责筹办事项的是道员陈琪。
这位杭州人曾经是主持中国赴美参加国际博览会各项事务的官员。陈光甫和他同时赴美。博览会期间，陈琪向国内呈送会上见闻报告时，陈光甫经常帮助他翻译有关文件，供他选用，二人因而彼此相熟。他深知陈光甫颇有才干。知道光甫学成归国后，他特邀陈光甫参加劝业会的筹备工作，并委任陈光甫为该会的外事科主任，负责招待与会的各国来宾，并照料劝业会开设的展陈各国产品的展馆。
当时，社会已经处在辛亥革命前期，百姓对清朝的腐朽统治深怀不满，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思想理论广泛流传，深入人心。受时代气氛的影响，加之与孙中山先生曾经有过交往，陈光甫对孙中山先生倡导的革命运动深表同情，并常同年纪相当的好友议论时政。他们悄悄商量，怎样才能为革命尽一份力量。
劝业会结束后，经人推荐，陈光甫受到“清理江苏财政局”总办应德闳的重视，邀请他住理财务，并进而受到江苏巡抚程德全的赏识。
此时的陈光甫非常活跃，他常常与朋友们聚会，畅谈“国家兴衰，匹夫有责”，并为革命担忧。据有关资料记载，在一次聚会上，他们谈到了要改变裕苏官钱局的现状。
“诸位，你们说，若革命一旦发动起来，必然需要大量资财。这笔经费如何才能筹措得到？”
众人听了，都目瞪口呆，一时无言可对。半晌才七嘴八舌议论起来，众说不一，终没有一个切实可行之法。陈光甫突然想起什么似地说：
“可否在江苏的裕苏官钱局作点文章？”
“主意倒是好主意，只是如何实施呢？”
友人的话提醒了他，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立刻改变官钱局的现状。裕苏和裕宁两个官钱局，是当时江苏地方政府的官办银行。中国第一家官办银行，是一九０五年八月在北京开办的户部银行。这是继一八九七年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之后，由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二家全国性银行。该行一九０八年改名为大清银行。这一年还由清朝邮传部奏准成立了交通银行。当时的私家银行，继盛宣怀开办的中国通商银行之后，已有由周廷弼集资于一九０六年在上海创办的信成银行、由虞洽卿等于一九０八年创办的四明银行、由盛揆臣及其家属于同年设立的裕商银行以及一九０七年成立于上海的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分行。这些银行的创设，标志着中国金融业民族资本势力的兴起。而当时在华的外国金融业，自一八四五年闯入香港和广州的英国东方银行（两年后在沪所设分行称丽如银行）之后的二十年间，就有十家英国银行和一家法国银行。到十九世纪末期，尚存的有英商有利银行、麦加利银行和处于旧中国金融业霸主地位的英国汇丰银行，还有许多外国银行在华设置的分支机构。
面对众多的中外公私银行，陈光甫的事业心受到强烈的怂恿。他不满足于裕苏官钱局的经营现状，希望自己能够一试身手。他经常找专家与他们详细研究，认为可以利用格苏官钱局拥有钞票发行权这一优势，加以改组扩展，兴办江苏兴业银行，以开拓江苏财政。
他把这些构想写成条陈文书，到苏州向巡抚程德全当面陈述。程德全采纳了他的建议，撰成本章申奏朝廷核准实行。陈光甫热切地盼望着朝廷的恩准。可不久便有消息说本章被留中不发，陈光甫的满腔热情盼来的是一盆冷水。但陈光甫没有灰心，他耐心地等待新的时机。
辛亥武昌首义成功，给古老的中华大国带来了新的生机，也给陈光甫带来了一展宏图的良机。由于程德全起而响应辛亥革命，得以就任江苏都督，他委任陈光甫为江苏省财政司副司长的重职，辅佐财政司长应得闳督理全省财政。陈光甫时刻没有淡忘改组裕苏官钱局的创议，于是重新提起此事，当即获得当局通过，江苏银行从此诞生。总行原设苏州，不久即迁上海。在苏州时，应德闳为银行正监督，陈光甫为副监督。迁沪后，陈专任总经理。额定资本一百万元，由旧藩库拨出现银六十万元，后又收到津浦铁路债券四十万元。
十年寒窗苦，今日有了用武之地，陈光甫踌躇满志，决心干一番事业。
首先，将总行迁往上海，放弃钞票发行权，是他采取的两项重大举措。江苏银行是江苏地方政府的官办银行，依照旧例，理应设在省会所在地苏州。总行迁往上海，一则可以使银行处在全国金融中心的环境当中，便于业务发展。再则，他认为银行应该具有独立性，不应该成为政府机构的工具。离开省府，力求使银行力量少受政府的干预和操纵。至于停止发行钞票，也是出于他的深思熟虑。银行开业之初，曾在商务印书馆及英商某公司订印钞票。陈光甫一开始就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确定不滥发行的原则，并对发行工作严加管理。该行所发行的钞票，都在事先准备好现金，并将每天所发行的数字开列清单，送到各大报纸公布于众，以此举向世人昭示江苏银行具有十足的信用。后来他考虑到，如果保留发行权，省政府见钞票随时可以发行，将会误以为向银行借款是天经地义的事，银行必然会重蹈过去官钱局的覆辙，陷于难以自拔的困境。从事业的长远着眼，他参照美英等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方针，决意放弃发行权。
然后，他又采取了一些新式的经营方法：聘用外籍银行的华人买办作江苏银行的董事，以便于与洋行的业务联系；采用新式银行帐簿，请来洋行的会计主任到本行指导；在上海、无锡设立货栈，提倡对物信用；重视储蓄业务，多方面诱导和吸收储资；聘请住沪外籍著名会计师，每半年彻查全银行帐目一次，并对外公开，增强银行的信用；在行内设立传习所，为青年行员补习国文、英文、簿记及商业地理等科知识。他亲自讲授英文，以提高行员素质，增强银行的办事效率。
这些新措施，多具首创精神，革除了以往各省官银钱局的旧风习，在中国金融界树立了一种崭新的风气，其影响是积极而深远的。
江苏盛产蚕丝，而丝、茶向来是我国对外出口的大宗货品。江苏银行实行收茧抵借的办法，由银行派出人员到各地茧行，按照茧行向蚕农收取蚕茧数量的多少，发放不同额度的钱款。蚕茧收上来之后，经过进灶烘干、缫丝、打包等一系列工序之后，把成包的蚕丝运到江苏银行的贷栈内存放，可以作定期押款。这自然为茧商提供了许多便利，也促进了蚕丝的生产和贸易。
难能可贵的是，陈光甫规定派往各地的办事人员，不收贿赂，不受招待，不举荐私亲故旧，减少中间盘剥，保障蚕农茧商的正当利益。
陈光甫原打算取得外国银行的合作，参与洋行的平等业务交换。但当时外国银行的洋员们一个个趾高气扬，根本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陈光甫见此情景，气得全身的血都往头上冲；眼珠仿佛都要滚出，红得可怕；脑门上的青筋凸了出来，好像一条毛虫。他心中憋着一口气，怀着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决心办好中国人的银行，为中国人争口气，与外国银行一争高低。
袁世凯要杀他的头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正当陈光甫事业蒸蒸日上之时，一场杀身大祸悄悄地乘虚而入。民国初年，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被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夺去。这位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贪得无厌，又要阴谋策划实现他的皇帝美梦。一九一三年，他先阴谋刺杀了曾主张民主立宪、反对他专制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后又非法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善后借款合同》，借款二千五百万英磅。这两件事，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
原来，一九一三年，在国会召开前夕，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长沙、武汉、上海、南京各地不断发表演说，主张民主立宪，反对袁世凯专制。袁世凯授意其国务院总理赵秉钧，赵秉钧即刻指使国务院官员洪述祖，于三月二十日将宋教仁刺杀于上海车站。面对风雨飘摇的政局，陈光甫忧心忡忡。
形势如闪电般飞速发展。不久，孙中山从日本回国，积极组织发动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不料，袁世凯先下手为强，于六月九日下令免去江西都督、老同盟会会员李烈钧的职务。七月二十日，李烈钧率部采取反袁军事行动，占领江西湖口，宣布独立，通电讨袁。于是“二次革命”正式爆发。
不久，黄克强由上海到南京，与第八师师长陈之骥一同到都督府，要求程德全宣布独立。开始程德全有些犹豫，后经说服，终于妥协。由黄克强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程德全因病回上海养病。后来，上海也成立起讨袁军，总司令为陈其美。陈光甫听到这接二连三振奋人心的消息，激动不已。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天，讨袁军纷纷失利，孙中山、黄克强、李协和、陈其美等再度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