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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一个小时后，阿洪又被抬了进来。
“没什么，没什么，只不过吞了半块肥皂，死不了……”干部笑着说。
“这家伙，找死都不会，吓了我们一大跳！”有人嬉皮笑脸地调侃道。
大家哄笑起来……
我知道，阿洪之所以想死，是因为承受不了沉重的心理压力。
在号子里，比饥饿更折磨人的，莫过于那样一种心理压力──你命运的吉凶未卜。
我们这些被收审的“嫌疑犯”们，在法律上还不是“罪犯”，而是“公民”，需等公安机关审结后，认定有罪或无罪。
只有认定你无罪了，你才可以被放出来，获得自由。否则，等着你的，将是令人更加谈之色变的看守所和劳改农场。
我被派出所所长大人的一句“你是典型，要坐牢了”吓得不轻，以为自己必被判刑无疑，对未来充满了无尽的恐惧。
真要劳改吗？会判几年呢？……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死死纠缠着我，几乎让我窒息。
“最可怕的生活，就是蜘蛛的生活——悬而未决的生活。”一位外国作家这样说。
我才20岁啊，如果判刑的话，我这一辈子不就彻底完蛋了么？
时间一天天过去。那里面的每一天，都像一把寒光闪闪的大锯子，它锋利的锯齿毫不留情地朝你的心上锯过来，锯过去……
在号子里，我见识了难友的创造力。
一些烟鬼们要过烟瘾，叼着一截香烟头却找不着火（号子里不容许有打火机和火柴），便从被子上扯下一团白花花的棉絮，刮下一些白墙粉混进去，搓成棉条，再取下木床脚，按住棉条在水泥地上来回猛搓，搓到冒烟时，放嘴边吹几下，便吹出豆大的火苗来……
写信没有墨水和笔，这也难不倒我们。只要往地上洒一点水，再把胶鞋底放在上面用力磨，渐渐地，那水就变黑变浓，再把筷子的一头磨尖，就可以蘸着“墨水”在破报纸的空白边角上写信了。
我在手臂上文下了刻骨铭心的两个字……
一天，哥哥和三姐夫以及我的两个同学来“接见”了我。
哥哥告诉我，他正在想办法，争取让我在年前出去。
哥哥的话，多少给了我一点安慰。
元旦过后不久，号子里忽然掀起一股文身热。
不知是谁搞进来一枚缝衣针，一瓶墨水，难友们有的在手臂上文匕首和骷髅头，有的文“忍”字、“搏”字，有的文老虎、老鹰，就连书法家“港澳先生”也赶时髦，在手臂上文了四个字“龙的传人”。
盛仔在手臂上文了一个太极图，图的两侧各文了一枚铜钱，他说，太极图代表乾坤，只有金钱才能扭转乾坤……
见我无动于衷，盛仔极力劝我也文一个什么：“留作纪念嘛，也不枉坐牢一场啊……”
阿洪在大腿上文了“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也力劝我文一个。
我终于下了决心：文一个做纪念。
但是，文什么呢？
苦思冥想之下，两个字如一道电光划过我的脑际：
第一章 牢狱之灾（7）
──“命运”！
书法家“港澳先生”的才华在文身热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他在我手臂上笔走龙蛇地描上了“命运”二字，又在后面添上了一串省略号，口中哼着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的主旋律：“当当当当……”
一个难友自告奋勇为我文身。
裹了棉花的针尖饱蘸墨水之后，便沿着描好的“命运”笔划行走开来……
那两个字，文了有几百针。
针针见血，针针刺心。
命运待我如此不公，从今往后，我要把它锁在我的手上，永远，锁在手上！
其实，命运是最公平的，因为它对谁都不公平。
要想让命运对我们公平，我们就应当去拼搏，去抗争。
沉重而压抑的日子，一天又一天地被我挨了过去。
农历腊月二十七，我进号子已经50天了。
这天一大早，阿洪就对我说：“灯明，我昨晚做了一个梦，你今天可以回家了。”
“是吗？”我将信将疑。
还有三天就过年了，我还能出去么？
如果过年前出不去，何时又能出去呢？
年前出不去，我被判刑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这种悲观的念头，像一块千斤巨石一样沉沉地坠在我心头。
上午，干部叫我们挨个出去剃光头。
过年前剃光头，这是惯例。
初进号子时，我剃了一次光头，现在，头发又长得差不多了。
难友一个一个光着脑袋进来了。他们都劝我，快点出去剃吧，不然，干部发现就麻烦了。
“发现就发现吧，阿洪说我今天就可以回家了。”我答道。
幸而，干部并没有进来检查脑袋，我遂成了一条“漏网之鱼”。
下午三点多，还不见我有“出去”的迹象，我对阿洪说：“你看，你的梦不准──我没出去……”
“别急，今天还没过去呢。”
晚饭送进来了，我刚往嘴里扒了两口，忽听外面有人叫我：“缪灯明，收拾你的东西出来！”
一阵狂喜的电流瞬间击中了我——我意识到：我，自由了！
难友们纷纷向我表示祝贺。
我随便拿了几件衣服，干部打开门，我出来后，门又重重地关上了。
到了办公室，我一眼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大水！
第二章 流浪；流浪（1）
流浪，需要勇气。
流浪的过程，其实就是寻找自我的过程。
不要害怕迷失，只要你在路上。
——沙漠舟
才五十天不见，父亲却像老了十五年
我被抓后，派出所所长如获至宝，一心想把我当“典型”。哥哥大水托了乡政府几个领导去说情，都被挡了回来。父亲又气又急，怕我被判刑劳改，一定要大水在过年前把我“弄出来”。
最后，大水通过一个在地区政法部门工作的朋友，上下打点，才疏通了关节，使我得以“取保候审”回家过年。后来，派出所以“违反乡规民约 × × 条”开了一张1000元的处罚单，我的“罪行”就此一笔勾销。
疏通关系花了几百元，“取保候审”保金要1000元。当时的1000多元相当于现在的好几千元，不是一笔小数目。大水东拼西凑，并向办瓦场的堂哥以及二姐、三姐借了钱，仍然不够，便把家中的一头肥猪卖了。嫂嫂不答应卖，和大水打了一架，把大水的鼻子打出了血。
从收容所回家的路上，大水特别交待我别计较这些：“你嫂嫂就是那样一种人。”
大水也上大姐家去借钱，但被大姐一口回绝了。大水气愤地对我说：“你那个大姐，并不是没有钱，根本是不肯借！”
那天，大水对闯了如此大祸，且让他花了那么大的代价的我这个简直该死的弟弟，竟然没有一句怨言。
见到父亲时，我几乎快认不出来了：父亲的头发、胡子白了那么多，皱纹也更深了，才五十天不见，父亲却像一下子老了整整十五年。
我被抓后，父亲代替我照看孵化场的几百只种鸭。恰巧不几天场里又进了1000多只种鸭，关在另一座鸭棚。父亲一个人要在两个鸭棚间来回奔波，有两天连下大雨，路很滑，年近七十的父亲搬运饲料时，一不小心摔倒了，好半天才从泥泞中爬起来……而我“下场”的未卜，更 让父亲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寝食难安。
听着父亲平静的叙述，我的泪水几欲夺眶而出……
“我们这些人，都是死过一回的。”阿洪在“号子”里曾这样对我说。
从收容所“死里逃生”，我开始全面反思自己，重新设计自己的未来。
人，遭遇不幸并不可怕，而在遭遇不幸之后继续浑浑噩噩，这才是最可怕的。
我给自己订了“1990年行为准则”：
1． 少看电影，不看录像，不读无益书；
2． 不打麻将、扑克牌；
3． 不乱花钱；
4． 多找苦吃；
5． 每天动笔半小时以上；
6． 遇事冷静，勿急躁，勿发怒，勿贪；
7． 每晚对照本“准则”，反省日间行为。
自然，其中多条“准则”我并未能做到，但“多找苦吃”这一条，却在我以后的人生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让我受用终生。
父亲，父亲，我会回来的……
然而，今后的路，该往哪里走呢？
有一封信，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收到一封推销信息资料的信。寄信人是本省一位全国劳动模范，名叫凌霄。1987年，我曾从闽北到闽东参观了他声名远扬的立体养殖场，可惜没能见到他本人。
我对信息经营一直很关注。我发现凌霄的经营手法十分滞后，沿袭的是别人早已用过的“老一套”，且有很大的欺骗性，效果肯定不好。于是我提笔给凌霄写了一封信。
我策划了一种新的经营思路，向凌霄和盘托出，并提出，我可以去协助他经营，但不要工资，等有了利润后按比例提成。
这其实冒了很大的风险，若无利润的话，就可能白白赔进了宝贵的青春时光。
这时，我已顾不了太多──我必须有一个新环境，让自己重新开始。
很快，收到了凌霄的回信，让我尽快启程。
临行前，父亲为我煮了两个荷包蛋，加了很甜的糖，说：“这些年你运气一直不好，吃了太平蛋，希望你去了会有好运气……”
父亲执意送我到十多公里外的城关上车。我拎着衣服，父亲替我扛着半袋子书。
车开动了，我向父亲挥手，父亲也向我挥手，我看到父亲的白发在风中飘……
望着父亲的身影渐远，渐小，渐无，我颓然跌坐在座位上……
没有泪水，只有一个声中在心中低声呼唤：父亲，父亲，我会回来的……
从家乡到异乡，要经过300多公里，十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