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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格之举一定有出格的想法。
牛根生说他很喜欢哲学，还与内蒙古大学哲学系的一位教授有深交。他说《哲学不只是慰藉》这篇文章说得很对，“哲学不只是慰藉，更是一种智慧，它帮助我们调整看世界和人生的眼光”。
此文中的一些字句让牛根生深有同感：
“智者，身在大富大贵之中，仍能清醒地视富贵为身外之物。”
“登上至高无上的御座，仍只能坐在屁股上。”
“真正的快乐对于物质的依赖十分有限，无非是食、住、衣的基本条件。超出了一定限度，财富的增加便不再能带来快乐的增加了。奢侈对于快乐并无实质的贡献，往往还导致痛苦。”
“人对有准备的、理解了的挫折承受力最强，反之受伤害最重。”
牛根生捐股份就是在有准备的失去，就像他自己说的，自己看着钱财从有到无。
牛根生的哲学又是实用的。笔者在蒙牛厂区，看到处处贴着标语、格言、口号。“产品等于人品，质量就是生命”、“看别人不顺眼，首先是自己修养不够”、“从最不满意的客户身上，学到的东西最多”、“管理是严肃的爱”、“经营企业就是经营人心”、“人不能把金钱带入坟墓，但金钱却可以把人带入坟墓”、“一个人快乐不是因为他拥有得多，而是因为计较得少”等等。他说自己的长处是善于总结，古今中外的格言、警句、俗语、寓言，只要觉得有道理的，他都汲取，并作一定的整合，用在企业的管理上。这些标语悬挂在公司的各个角落，潜移默化中规范着员工的思想和行为。
11月7日，我返京向报社汇报了蒙牛之行，大家对牛根生散尽家财的达观之举很是佩服。
遗憾的是，由于牛根生捐献股份还属于上市公司“未经公告的重大事项”，所以我的独家报道没能见报。
不管怎样，牛根生的哲学和在哲学影响下的牛根生，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富豪对金钱的另一种处理。（人民网）
11月7日，牛根生在北京参加了《中外管理》杂志社主办的主题论坛“对话彼得·圣吉——学习型组织与变革”；11月13日，上午参加了“清华经管伟伦校友三长论坛”（主题为“幸运经济时代的市长、行长、董事长”），下午参加了“清华大学职业经理训练中心总裁同学联会”。会余，他对自己的捐股事件也作了部分透露。
（5）正式创立：2004年与2005年之交
2004年12月28日，“蒙牛事业发展促进会”（为设置“老牛专项基金”而创立的平台机构）注册完毕，宣告成立。
2005年1月12日，“老牛专项基金”正式设立，作为蒙牛最大的自然人股东，集团总裁牛根生将自己接近10％的股份全部捐出。
3。从“金本位”到“人本位”——倾囊一捐为哪般？
牛根生倾囊一捐，有些人大惑不解。
不理解也正常，“辛辛苦苦挣下，大大方方捐出”，这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要不，牛根生怎么可能成为“全球捐股第一人”呢！
于是，社会上有了各种版本的传说。
一是“癌症说”
《中国企业家》杂志的记者边杰就亲耳听到过这一“说”：
自从2004年年底牛根生宣布了把自己的全部股份捐献出来，成立老牛基金会之后，在这栋房子里，先后有好几批来自全国的记者来探访，人们试图找到答案：别墅的主人为什么要做出这种“前无古人”的举动。
也许正应验了那句老话，树大招风。2004年年底，就在牛根生紧锣密鼓地操办着老牛基金会的时候，民间却传出了关于牛根生的种种传言。一则是关于牛根生得了癌症，2005年1月21日晚，在从机场到呼和浩特市区的路上，出租车司机语气非常肯定地告诉记者：“牛根生到了癌症晚期。”关于这个传闻，记者在北京也有耳闻，有人甚至把牛根生得癌症的传言和“老牛专项基金”联系起来，揣测他捐赠是为了安排自己的“身后事”。
当谣言甚嚣尘上的时候，关心牛根生的人电话不断，关心变成了干扰。《内蒙古日报》曾经发过一篇《牛根生很健康》的报道：
去年12月，当伊利部分高管出问题时，就有人给满面红光、身强体健的蒙牛公司董事长、总裁牛根生造谣：“老牛得癌症了，已到了晚期，听说在美国做手术了。”弄得牛根生啼笑皆非，不断地给关心他的人们做解释。
今年1月，牛根生成立了“老牛专项基金”，并把自己的股份全部捐献给了社会。这本来是惊世骇俗、利国利民之举，是牛根生为缔造“百年老店”，为中华民族创造世界品牌贡献的一腔热血，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博大胸襟。然而，却有人“分析”说：“牛根生看来真的不行了，已开始安排后事了。”搞得牛根生十分苦恼。本报1月27日报道了牛根生捐股的消息后，竟给牛根生带来了麻烦，向他询问“病情”的人更多了，以至于一向惜时如金的牛根生与记者通电话倾诉苦恼长达10多分钟。甚至还有人神秘兮兮地向记者询问老牛的“病情”。
记者深切地感到，牛根生身体状况如何，已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事了。为了解除百万奶农、千万股民和数十万产业大军不必要的担忧，让内蒙古乳业大旗高高飘扬，也为了让优秀企业家不被谣言困扰，腾出更多的精力与国际上的“巨无霸”去比拼，本报有义务证实：牛根生很健康！
二是“弃股说”
有家媒体把老牛的捐股归结为“愤而弃股”，其论据是：“‘其实在国内股份制公司中间，我的股份恐怕是最少的。’老牛的这句话，如果单独抽出来看，恐怕就有点意味了，感觉他是嫌股份太少”；“蒙牛2004年6月在香港上市，而牛根生在2003年已经筹备着捐股的事宜，对于前途的明了，使他看到了一个有限的未来，在我们看来，也许，他的捐股举动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老牛用他的业绩和弃股，在向他背后的资本力量，暗示着更多未明的话语。”
这种说法显然是牵强附会。第一，老牛的股份比例早在外资进来的三年前——蒙牛成立时就已形成，这一股权结构具有“设计性”，老牛所说的“在国内民营股份制公司中间，我的股份恐怕是最少的”，就是借此强调蒙牛股权的分散性以及由此催生的强大社会生命力，这与摩根等外资股东毫无关系。第二，多也好，少也罢，出多少钱买多少股，当初没市值的时候不嫌少，现在有市值了反倒嫌少了？况且此股市值已达数亿，这到底是多呢，还是少呢？第三，作为财务投资者的摩根等三家外资股东，终将退出蒙牛，几年内将退到“0”（这是行业惯例）。届时，牛先生仍然是蒙牛最大的自然人股东，有什么理由“嫌少而弃”呢？
据最新事实，“弃股说”已经不攻自破：
6月16日，蒙牛乳业（2319HK）发布公告称，公司的三家金融机构投资者及管理层股东在6月13日的市场交易中，出售了合计315多亿股股票，套现近16亿港元……在13日的配售中，MSDairy、CDH、Actis三家风险投资基金共出售了194亿股股票，管理层及员工出售了121亿股股票。此次售价495港元，略低于昨天停牌前报价515港元，在本次减持后，摩根士丹利等3家风险投资机构持有蒙牛股份的数量仅100多万股。（《广州日报》2005年6月17日）
对于公司管理层缘何参与抛售，蒙牛乳业董秘卢嘉慧表示，当初公司成立，员工几乎将所有家当投入公司。这几年内，公司发展相当快，对资金的需求也颇为迫切。卢嘉慧表示，一直以来，员工和管理层买股或配股，从未套现。由于很多员工贷款买房买车，现金流压力较大。公司上市后，员工的工作量更大，公司想通过这次售股改善员工的生活水平，使员工积极地投入以后的工作和生活。（《新快报》2005年6月16日）
也就是说，到2005年6月16日，三家外资股东在蒙牛的持股量仅为130多万股，持股比例低于1％。
摩根为什么会退出？
当初，摩根等三家外资投行入股蒙牛时，一些人发出了惊呼，担心中国企业被外国资本所控制；现在，摩根等三家外资投行开始退出蒙牛，一些人又发出了惊呼，以为企业竞争力下降了。其实，当初进来时与竞争力有关，现在退出时却与竞争力无关。“上市前来，上市后走”，为“退出”而“进入”，这是所有财务投资者的操作惯例。现在蒙牛上市了，在良好业绩的支撑下，呈现出丰厚的投资回报率，财务投资者在已经完全实现投资预期的情况下，怎么会不选择退出呢？
这其实是一个简单的算术：对于财务投资者来说，宁愿伴随一个差一点的待上市企业，也不愿伴随一个较优秀的已上市公司，道理很简单，前者意味着可能获得“鲤鱼跳龙门”般的“激增式收益”，后者意味着获取的是“常规式收益”。因此，它所投资的公司一旦上市，其第一选择就是把增值的钱变现出来，然后重新把钱投资到另外一些待上市企业身上。
综上所述，实际上是“上市时间表”决定了财务投资者的“退出时间表”：早上市便早退出，晚上市便晚退出，长时间不能上市同样要退出，退出是正常的，不退出是不符合惯例的。
从蒙牛案例来看，财务投资者的平稳退出，不仅无损于企业，反而会使企业处境更安全，因为他们的股票并未“蒸发”，而是边退出边转到了长期投资者手里，相对来说，投资者的长期持有要比短期持有对企业更具安全性。再从摩根等三家外资投行及中方股东减持股份的情况看，一日之间总出售量达315亿股，兑现约16亿港元，相当于自身最近100天的交易量的总和，而别的股票一日交易的最大额为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