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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知道什么？
哈利迪想知道的是：“美国的民众都到哪里去了？他们为什么不对似乎正在进行疯狂犯罪的政府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利？为什么不对自己的政府进行必要的控制呢？”
问题是美国人民知道些什么？他们只知道前南总统米洛舍维奇在对阿尔巴尼亚人进行“民族清洗”，萨达姆是个魔鬼。他正在准备用核武器和生化武器进攻美国。这些都是政府和媒体告诉他们的。无论是轰炸科索沃还是对伊战争，美国政府和军队都以绝对的优势操控着舆论战，在这种绝对不均衡的信息对比中，美国人民以为自己的军队是“正义之师”，而美国政府到底在世界各地干了什么，他们很少知道。美国人民对于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是多么的孤陋寡闻。而这种孤陋寡闻，都源于美国新闻界的传媒精英们在伴随政府旋律之下乐此不疲的“新闻自由秀”。
在美国，最大的政治笑话就是有一个所谓的自由新闻界。美国的新闻媒体，只是报道美国政府所谓的事实。在科索沃战争中，中国媒体对战争细节的大量报道是美机“误炸”中国大使馆的直接原因。“9。11”事件之后不久，白宫新闻发言人阿里？弗莱舍尔警告各个新闻媒体，要他们必须“谨慎发表评论”。在伊战中的每次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们都会得到军方代表的类似警告。其实警告略显多余，因为事实已经证明，美国各个媒体都急于充当政府信息放大器的角色。美国最有影响的资深记者之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晚间新闻的大红大紫的主持人丹？拉瑟说：“乔治？布什是我们的总统……如果他想让我们排好队，只需要告诉我们集合的地点就行了。”
在美国，这种新闻自由的神话，一直充当着美国政界保守派和右翼力量的政治武器，他们急于阻拦对政府和企业巨头的批评性报道。就连新闻记者和他们的上司就都总是责问自己：我们的报道是否太自由了？却从来不怀疑他们的报道是否太保守了。在美国，“自由主义”就意味着倾向“左翼”，它的含义是反政府、反企业、反商业。美国的报纸、电视、广播、因特网，以及其他公共媒体对于现实的报道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美国新闻界是反政府的吗？
关于政府的报道，大部分都重复政府的观点。报纸上长篇累牍的都是总统对某些事情的看法、国防部长关于某个话题的观点、参议院或者众议院的多数党领袖是如何接受某一个提案等类似的宫廷新闻；或者常常是这些政治人物之间对某个事情所产生的“争议”。这就是美国式的舆论导向。但是报道刻意模糊人物辩论的真实背景，也很少报道那些对他们的生存根基造成威胁的“坏消息”。或者说，他们的报道很少能够提供真正有价值的事实分析。已故的著名新闻记者詹姆士？雷斯顿承认：“我们在大多数时间里所做的事情，实际上就是起了一个传送带的作用。” 雷斯顿作为记者在华盛顿为《纽约时报》就这样工作了几十年。美国人民太相信自己的政府了。诚然，媒体及时详细地报道政府的官方观点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所有的报道都千篇一律，充斥着官方言论，其结果不可避免地要导致人们的误解。实际上，美国公众最终得到的政府信息虽然算不上是谎言，但也近似于谎言，看似真实的谎言。
在大多数的美国主要城市中，都有一些互相竞争性的报纸。当今的美国新闻界，被一小撮商业巨头和庞大的跨国公司紧紧的捏在手中，十多家企业控制了美国50％的传媒市场，比如报纸、广播和电视台，还有杂志、书籍和音乐，以及电影、因特网。这些大公司中包括通用电气公司（年收入为1299亿美元）拥有3家新闻网络和13个广播电台；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年收入为660亿美元）是美国最大的电缆供应商；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2002年收入为660亿美元）其财产包括《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头条新闻》、《时代》；华特迪士尼公司（年收入254亿美元）拥有美国广播公司（ABC）电视和广播网络与60家广播站；新闻集团（年收入为116亿美元）拥有FOX电视网、26个广播站以及《纽约邮报》。作为跨国公司，他们的经营目标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尽量多地占领可赢利的世界市场。虽然这些都是民间资本，但他们与美国政府的扩张政策相共生。这些公司的老板是不会轻易接受任何不合常规的观点的，他们也不会提供针对企业和政府要员进行严厉批评的消息报道的，更不会提供其他不利于稳定自己运营秩序的信息，这其中当然既包括国内也包括国际的任何负面消息。报喜不报忧是一条铁规。
美国的新闻界虽然不属于国有性质，也并不受国家控制，但是对政府的态度确实是很友好的。也就是说，新闻界支持现行的政治体系和该体系的基本设想和权利关系，支持依靠这些权利制定的经济政策和对外政策，因为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体系。美国有这样一个对政府十分友好的新闻界，无论在美国人还是外国人看来都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位不解其中奥秘的英国新闻记者曾说：“我总是对于美国人的行为感到吃惊。在英国，尽管我们对诽谤罪的法律界定非常严格，我们还是刊登了许多研究性的报道。美国人拥有了世界上所有的自由理念，然而却不去充分的利用它。”
这样看来，美国新闻界的问题并不在于它是拥护共和党还是拥护民主党，问题的焦点在于它只是充当了一个“御用”的角色。它们打着客观性和政治中立的旗号，将自己的新闻源泉局限在华盛顿的权利圈内：政府官员、国会有影响的议员、“思想库”的专家们。这就意味着，将来的争论只会局限在执政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大政党之间。至此，美国新闻界已死，完全臣服于政府的霸权政策。
国家权利机构
美国的“新闻自由”是一个弹性概念，如果把视角由民办媒体转向来看，就是另一回事了。《纽约时报》（2004年11月10日）发表了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的文章，题为《我们的新闻不那么自由》，报道里美国联邦法院把全国广播公司罗德岛普罗维登斯电视台记者吉姆？塔里卡尼、《纽约时报》的记者朱迪思？米勒，《时代》周刊记者马修？库珀和其他5位记者判决入狱。他们8人没有任何犯罪记录，判决的唯一理由是他们都拒绝透露秘密消息的来源。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而自1663年约翰？特温因出版了一本冒犯国王的书而被逮捕起来，保护秘密消息来源就成为出版业一条神圣的道德戒律。可见美国统治者对新闻来源的控制手法已经倒退到中世纪的水平。于是20世纪80年代在新闻界一息尚存的挑战政治权威的勇气已消失殆尽，新闻已经开始玩世不恭，他们不再严肃认真地对待任何事情。20世纪最后的25年中，新闻界垄断产生的后果是，大家拼命地追求利润的最大化。2002年《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资深编辑伦纳德？唐尼和罗伯特？凯泽合作出版的《关于新闻的新闻》中写道：“大多数的报刊经营商，却把他们行业垄断获取的15％－20％的高额利润，反看作是企业良好发展的最低水平。”于是报刊、电视除了广告，就是性或名人隐私秀。质量浅薄，道德沦丧。在这样的新闻自由中，美国人民的孤陋寡闻也就不足为怪了。
？“一帮喜欢轰炸、喜欢帝国的重量级知识分子”
思想是行动的源头。最近的一项民意测验说，在伊拉克战争之后，60％以上的美国人都支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在美国民众中，有着广泛的帝国扩张的思想基础，其思想的圣经是一种叫“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
新保守主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学术界、舆论界与政坛上影响日益增强，其思想先驱为20世纪50—70年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政治学讲座教授的列奥？施特劳斯。施特劳斯被誉为是“使古典政治哲学再生”的大师，其著作《自然权利和历史》，几乎是单枪匹马地颠覆了几百年以来的“自由主义”，构成了“新保守主义”的精神内核。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中，施特劳斯研究了曾经在欧洲盛行的霍布斯、马基雅维利、柏拉图、苏格拉底等先哲的古典政治哲学，构建了一个对西方思想史的全新解释。该书认为，古希腊政治哲学的核心是要寻求美好生活，美好生活的内容并非因人而异。在施特劳斯看来，这样一种追求是伟大的传统，但近代以来逐步被“自由主义”破坏了，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之争不再是多元文化之争，而是高尚与卑鄙、美好与丑恶、文明与野蛮之间的斗争。
施特劳斯的学生——20世纪80年代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艾伦？布鲁姆说：“当我们美国人认真谈论起政治时，我们认为我们的自由、平等原则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其他原则是合乎理性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民主制度以外的任何政体一概没有理论依据。”“如果说哲人的政治理想曾经变成过现实，那就是美国了，而美国几乎是一帆风顺地达到了这一目标。”“通过对人的自然权利的认识和接受，人们找到了统一与一致的基本点。沐浴在自然权利的阳光下，阶级、种族、宗教、国籍，甚至文化都已消逝，或许可以说，它们减弱了，这给人们带来的是共同利益。”
在这个“新保守主义”思想的根基上，生长出来的美国新保守主义政治哲学认为：以财产私有制为根本、人权为有机组成部分的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制度发展的最终形式，放之四海而皆准，而美国的制度是这一制度的完美体现，甚至有人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一种经过神恩钦准的社会形态。“新保守主义”在哲学上只承认统一性，否认差异性；在政治上忽视乃至无视因不同历史文化传统所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