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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家族企业——三星集团，是1938年由李秉哲创办，之后，他办起了韩国第一家糖厂、第一家毛纺织厂、世界规模最大的肥料厂。李秉哲通过让女儿嫁给另一韩国企业——LG半导体公司总裁，也就是LG集团总裁的弟弟，把韩国两大财团绑在一起。他们的子女、兄弟姐妹再通过联姻把其他财团、政客家族也带进网络。”
陈笛：“这样做能达到什么目的？”
“做企业，有两方面涉及到信任问题，一是公司股东请的管理人员、找的接班人是否信得过，也就是我们讲的代理人问题、接班问题；另一个就是在外面跟其他公司、个人做交易时是否信得过，你跟别的公司签约做生意，今天交了钱，对方明天是否卷款而逃？即使他们明天交货，所交的货是否质量可靠？有了亲戚关系，你多少能把他们锁定，使他们不会乱来；还有就是你需要融资借款时，他们能否信任你、把钱借给你？你的信任圈子有多大，将决定你的商业机会、发展机会有多大。联姻能扩大、强化你的信任圈。”
陈笛：“做买卖交易时，签好法律合同，不就可以了吗？”
“如果法治可靠、契约能得到法院的保障，如果外部金融市场也很发达，到银行凭你的项目前景就能借到资金，那么，这种靠婚姻拓展起来的生意网的确必要性不大，就像在美国，已经没有几个父母会用子女婚姻去扩大商业网络。我在美国生活这么多年，好像从来没有我认识的人这样做过，这说明法治发展、市场发展真能解放个人，给每个子女更多的个人自由，更多追求个人幸福的空间，而不是成为父母的交易工具。像我认识的一位美国白人朋友，几年前娶了一位香港妻子，她家是香港最富的十大家族之一。他告诉我，其妻子的家规非常详细，规定子女后代只能‘门当户对’地娶媳妇、嫁人。按照那些家规，他当时的女朋友在整个香港能谈的对象不到十位，其他男生都不符合条件。还好，这位朋友是美国白人，不在家规管束的范围，有他的耶鲁大学学位，他们也就接受了。你看看，做富人家的子女，更没有自由吧？”
陈笛：“是不是越传统、法治越不可靠、诚信越差的社会里，以商业而联姻的情况就越多？”
“是的。比如泰国就是这样。整个泰国社会都清楚，通过联姻建立的商业网络对公司未来增长更有利。像泰国，法治差，人治为主，政治联姻对公司最好。商业联姻，对家族企业的其他股东也更好。这就是人们说的，亚洲社会很讲关系，没有关系就办不成事。那么，如何建立最牢靠的关系呢？‘血浓于水’，当然亲生子女的关系最近、最可靠。而除了血缘外，婚姻是其次最靠得住建立长久关系、长久信任的方式。按照这一思路，正因为传统社会里，婚姻的基础是利益交换，不是爱情，那么，传统社会里，离婚率就很低。为了方方面面的利益格局，你不能以夫妻缺乏感情而离婚。离婚会打破太多的利益格局。”
第48节：中美家庭模式比较（1）
23．中美家庭模式比较
谈到商业模式，我们一般都将其跟企业公司连在一起，好像除了这些营利性人造组织之外，就不曾有过类似的东西。“公司”在西方出现于16世纪。在中国，“公司”是1860年代、洋务运动之初引进的，之前，商业组织基本是家庭、血缘体系的延伸，所以，“家”和“企业”总是连在一起。
再退一步看，实际上，“家”也是一种利益结盟体，而且是“公司”出现之前人类社会最主要的利益结盟形式，这里的“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和感情需要，只是跟“公司”的自愿选择结盟相比，“家”结盟是天生的、非自愿选择的结果，只有“婚姻”这条延伸“家”的途径是可以选择的。“家”既是生产组织，又是实现人际资源共享、风险交换的组织，“家”利益最大化即是其终极目的。所以，许多关于“公司”的逻辑和理论，也可以用来理解“家”相对于社会的边界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为什么不同社会有不同的家庭模式？又是什么因素主导家庭边界的变迁？
不同家庭模式自然会带来不同的社会文化、社会结构以及其他结果。一天早晨，在开车送陈晓、陈笛上学的路上，我跟她们谈起“家庭代际模式”的话题。我问她们，中美社会的两种家庭模式，哪种更好。答案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第49节：中美家庭模式比较（2）
中国儒家的家庭理想中，父母生儿育女，是“养子防老”，是为了给可能出现的病残、意外损失保险，所以，养育儿女是一种投资；儿女长大后，必须无条件地“孝敬”、回报长辈，要在经济和精神上回报老人。而且，其所以“多子多福”，是因为这样能降低投资风险、增加回报的概率。“四世同堂”则是实现这种代际交易的具体形式之一，也是儒家的理想境界。而“三纲五常”则是保证这种交易能执行、减少违约风险的具体价值秩序，其他关于“光宗耀祖”、祭祖、家庙、祠庙等等文化和形象建筑，都是为了强化这些代际、家内交易契约的可执行性，让大家更愿意留在该交易体系中。通过这些价值体系和文化素质，儒家强调的是后辈对长辈的义务，是无条件、无选择、必须履行的义务。所以，儒家主张的是一种以“孝敬回报”（payback） 为主线的家庭模式，强调的是后辈对长辈的义务。
相比之下，美国社会强调的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责任，而子女成年后不一定对长辈有明确的回报义务。也就是说，一对夫妻可以选择不生小孩，但是，一旦他们生了小孩，就有义务把小孩照顾好、养大成人，有义务供他们上学、受教育。父母对后代的责任到小孩成年时结束，今天一般以小孩大学毕业为界，从此以后，后代要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不能再指望父母了，而父母对他们也不再有任何义务了。
之后，父母当然希望子女常来看望自己，但是，他们不会以道义强迫子女这样做；子女则可以选择常去看望父母，也可给予经济支持，实际上，许多美国子女也的确这样做，但，他们没有义务这样。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父母很在乎跟子女的交流，培养自愿的感情，以这种方式让子女从小就“恋家”、念父母。在财产继承权方面，父母可以通过遗嘱选择给谁多、给谁少，以这种方式引导子女对待父母的态度以及关注度等等。
所以，美国社会主张的是一种以“利益下传”（pass…down）为主线的家庭模式，强调的是父母对子女的责任，而不是子女长大后对父母的义务。正由于此，美国社会没有“三纲五常”这种压抑个人权利、抑制个人自由的文化体系，父母也用不着逼着子女时时刻刻都得听自己的话，喜欢父母是自愿的、是可以选择的。
一种模式强调子女对父母的义务，一种强调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义务，两种模式，哪种更好呢？陈晓说很难讲。陈笛说她更喜欢美国的家庭模式，这似乎不奇怪，因为这对她最有利。但，为什么现代社会都朝着美国这种模式逼近呢？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美国家庭模式的逻辑，由于小孩在出生前是没有选择权的，而父母则有选择权，他们如果不愿意承担养育的责任，完全可以选择不生小孩；但是，如果在知道这种养育责任的前提下还是选择要生，那么，他们就必须接受这种责任。在这个意义上，把责任主要压在父母的身上，是公正的，对父母、对后代都合理。虽然美国模式下子女没有照顾、爱护年老或病残父母的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老人都没人管，因为这种模式下父母往往在子女年龄很小时就尽量与他们交流、培养自愿的感情，通过经常性的度假、聚餐维持家庭感情，这样，长大后的子女还是会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的，更何况政府的社会保障福利体系、养老院，为每个人提供了最低养老保障。
相比之下，在儒家的家庭模式下，虽然子女在出生之前没有任何选择，但他们从小就受到“三纲五常”等级秩序的约束，必须方方面面遵守这种秩序的规范，成为儒家家庭和社会“大机器”中的“螺丝钉”，没有自我、没有个人身份，但却要无条件、无选择地接受“孝敬”长辈、听从长辈的义务，而且，不管你年纪有多大了，这种听从长辈的义务一辈子也摆脱不了。对被动地来到人世间的子女，这种束缚不公正，因为他们必须没有选择地接受这一辈子也摆脱不了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