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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贵的大好机会。”飞蛾扑火一般，徐禧猪颠风一样直奔永乐城。
夏军渡永定河，大将高永能建议乘其半渡发起进攻，徐禧竟有宋襄公之仁，回答道：“你知道什么，王师不鼓不成列。”说着话，徐学士竟然“执刀自率士卒拒战”，亲临最前线。想当年元昊病死，宋朝边将就曾建议要趁其国内动荡兴兵征讨，宋臣程琳也是食古不化的书生，表示“幸人之丧，非所以怀柔远人”，丧失了攻败西夏的绝好机会。
不久，后继的夏兵越来越多，无边无沿，“将士皆有惧色”。宋将曲珍建议收兵入城以避兵锋，徐禧不听。很快，双方接战，宋军的先头部队“最为骁锐，皆一当百，锦枪锦袄，光彩耀日”，但是，遇见这么多似狼一样的夏军，心中又怯，接战不久就失败，“奔入城，蹂（宋军自己）后阵”。混乱之下，“夏人乘之，（宋）师大溃，死及弃甲南奔者几半。”徐禧这才慌忙入城，被夏兵团团包围。
众多宋兵，困守愁城，食水很快用尽，“掘井不及泉”，此城险是很险，平地凸起，但要钻出水来比登天还难，“士卒渴死者大半”。宋军确实英勇，仍旧“扶剑拒斗”。曲珍劝徐禧趁还有些实力突围，徐禧不听；高永能劝他尽出金帛招募敢死队血拼，又不听。
结果，一夜大雨，多处城溃，永乐城失陷，徐禧、高永能皆死于乱兵，宋军只有四将逃免。
“（徐）禧疏旷有胆略，好谈兵，每云西北可唾手取，恨将师怯耳……素以边事自任，狂谋轻敌，猝与强虏遇，至于覆没。”此次大败，宋朝损失将校二百三十人，精兵万余，最可怜的是十多万筑城后未及回去的役夫，也皆成夏兵刀下之鬼。
永乐之围，种谔观望不及救，“帝（神宗）冀其后效，置不问，且虞（忧）贼至，就命知延州”，不久，种谔疽发背而卒，时年五十七。他是名将种士衡之子，勇敢善谋，永乐城之败，他早已有所预见。但是，此人也是急功近利之辈，为人“诈诞”，去岁宋朝五路攻夏，正是他窜掇神宗皇帝，表示“夏国无人，秉常孺子，臣往持其臂以来！”神宗因此“壮之，决意西讨”。所以，两年两大败，种谔不得辞其疚。“自熙宁首开绥州，后再举西征，皆其兆谋，卒致永乐之祸。议者论（种）谔不死，边事不已。”
坐镇守卫米脂的沈括，本应率军救永乐，但听闻夏军数万奔龚绥德，危及关中，他便“先往救之，不能援永乐。”加之他先前附和徐禧筑永乐城，战后，他被贬为均州团练副使。元佑年间起复，沈括只做过光禄少卿分司这样的虚官，政治生命全然完蛋。当然，他闲居润州八年，才有时间写出《梦溪笔谈》这部巨著。虽然现在中小学课常常见他的画像，在史传上他并不是知名之人，仅列于《宋史》列传第九十一堆文臣中沈遘的附传。
此外，沈括人品很差。王安石在位时，沈括为访察使，回京后必盛赞良法大为便民。王安石罢归，沈括为三司使，马上向宰相吴充呈上新法的种种弊端，宋神宗“始恶（沈）括之为人”。沈括与苏轼一直是老同事，苏轼外放杭州，沈括作为两浙访察使，临行，宋神宗嘱咐他“善遇苏轼”。苏轼见老朋友，非常高兴，两人亲切话旧。沈括请苏轼把到杭州后所作诗文给自己一份“拜读”，苏轼马上答应。结果，沈括在苏轼诗文中一一用朱笔评点，密呈御史台与苏轼有过节的李定，表示苏轼诗文“多讪谤”朝廷。所以，差点要苏轼一命的“乌台诗案”，实由沈括而起。永乐之役后，沈括闲废润州，又同没事人一样，对苏轼“迎谒甚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位今古无两的大科学家沈括，畏妻如虎，常常被其妻张氏打得一脸血肉模糊，“儿女号泣”。张氏病死后，大家都为沈括庆幸，殊不料，沈括受虐惯了，母老虎一死，他天天精神恍惚，还要跳水自杀，不久，老头也郁郁而亡。可以想见，撰写《梦溪笔谈》的沈括几乎是天天捂着血脸在艰难“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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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开边意未已（3）
宋神宗闻败讯，“涕泣悲愤，为之不食。”早朝时，他又“对辅臣痛哭，莫敢仰视。”确实，自熙宁开边以来，只得夏国葭芦、米脂等六个堡寨，但灵州、永乐两次大败，宋军兵民役夫以及边境归附熟羌竟有六十万人死于争战，至于花费更是个天文数字，算也算不过来，绝对吐血赔本大买卖。
“帝（神宗）知边臣不足任，深悔用兵，无意西伐矣。”其实，宋神宗是过份有“大略”，“每愤辽人倔强，慷慨有恢复幽燕之志”，假使打败西夏，他肯定还会用兵河北同辽朝开战。所以，王安石变法，实则是神宗皇帝想积累财帛与西夏打仗而导致。变法以后，国家实力稍有积累，但天下元气已伤，又接连两次大败，实际上是陷入更加困弊的局面。不久，西夏又来讲和，宋朝只得按数“赐”岁币，大把大把的银帛仍旧每年交给西夏以“买”和平。忧愤之下，不到三年，宋神宗即撒手人寰，年仅三十八岁。史臣对神宗很惋惜，评价还是不错：
帝天性孝友，其入事两宫，必侍立终日，虽寒暑不变。尝与岐、嘉二王读书东宫，侍讲王陶讲谕经史，辄相率拜之，由是中外翕然称贤。其即位也，小心谦抑，敬畏辅相，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历精图治，将大有为。未几，王安石入相。安石为人，悻悻自信，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兵，帝奋然将雪数世之耻，未有所当，遂以偏见曲学起而乘之。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汹汹骚动，恸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终不觉悟，方断然废逐###，摈斥谏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变坏几尽。自是邪佞日进，人心日离，祸乱日起。惜哉！
最后，再总结一下王安石为人。在个人操守方面，老王勤俭无奢欲，天天日理万机，百分百是宋朝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好干部典型。但是，“以大狱以报睚眦之怨也，辱老成而奖游士也，喜谄谀而委腹心也，置逻卒以察诽谤也，毁先圣之遗书而崇佛老也，怨及同产兄弟（王安国，与王安石政见完全相反），子死魄丧（其子王雱先死）而舍家为寺以丐福于浮屠也”――所有这些，均成为当时后世为正直士大夫所不齿的大把柄。
王安石变法的悲剧，其实也是时代的悲剧。宋仁宗在位达四十二年，“解散天下而休息之”，与民休息是好事，坏就坏在“解散以休息之”，天下人心的松驰，对西夏、辽国以“岁币”买和平，大输锦帛以买苟安，全国上下沉浸于一种虚假的宁静氛围中，没有让人激愤励志的精神氛围，这才是最为可怕的事情。而且，宋朝上下就怕言兵，成为忌讳。假如钓鱼岛哪天和宋朝一样也成为讳言之事，天下事已经可知。
宋神宗继位，天天为国贫而忧心忡忡，“故以召（王）安石聚敛之谋，而敝天下”，弄得天下骚然，富国的目的也没有真正达到。
宋神宗、王安石君臣的富国强国之计，说白了只是“聚财”二字，以为有钱有粮就可以无敌于天下，完全忽视了精神层面上的作用。美国最有钱，越南、格林纳达以至于现在的伊拉克，老美皆灰头灰脸。五十年代的中国很穷，朝鲜战争，也能凭气凌势用简单的武器把美国与西方联军打得心服口服。至于中国历史上的“经验”，更是不胜枚举：汉高祖刘邦小亭长出身，身无余粮，一变而帝万邦。秦朝有六国积储，敛九州赋财于关中，一宵瓦解；南宋朝的开国者刘裕，内忧外患，只以三吴一地财力，破后秦，杀慕容超，吓得北魏也屏息蹑足；安禄山得势，拥长安，据险关，金银山积，唐肃宗地处僻远灵武，仍旧最终复国――由引观之，宋朝之患，“实不在贫也”。宋神宗之时，如果守先朝之小康，增强国民的忧患意识，不急于求成，不贪图小利，不打肿脸充胖子，积累二十年，西进北讨，大可以一举成功。
西夏方面，夏惠宗秉常虽象征性地得以复位，梁乙埋又把自己女儿给这位倒霉皇帝当皇后。梁乙埋不久病死，其子梁乙俌又袭封国相。同年，梁太后也病死，但朝权仍在梁氏宗族手里。转年，夏惠宗秉常郁郁而亡，其子乾顺被扶上帝座，又是一个三岁的娃娃，是为夏崇宗，又是一个新出炉的梁太后主政（梁乙埋之女）。
王安石晚年落寞，但诗词雅丽，清新脱俗。仔细读之，总有森然幽冷之气，现摘其小诗小词各一首，以展示其当时心境。
其一（诗）：
荒凉烟雨助人悲，染湿衣襟不自知。除却春风沙际绿，一如送女过江时。
其二（词）：
留春不住，费尽莺儿语。满地残红宫锦污，昨夜南园风雨。小怜初上瑟琶，晓来思绕天涯，不管通堂朱户，春风自在杨家。
辽国皇后萧观音“通奸案”始末（1）
余生也晚，智也愚，行也鲁，读书趣味也“形而下”。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中学时代，我就是个“思想复杂”的不良青少年，时不时不留痕迹、以高手艺匠人手段偷偷撬开我哲学教授老爸一只锁扃密实的大书箱，十二万分沉迷地一本又一本偷看全套的缮本《绣像金瓶梅》，自此，幼小的心灵中，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灰之又灰之余，再看别人推荐的四大名著―――－《红楼梦》不过是一本铺陈华丽的爱情科普读物，《三国演义》不过是评书艺人羡慕帝王将相的瞎编集成，《水浒传》也就是造反贼寇的漫画文字版，《西游记》吗，更不过是一本宣扬因果报应的佛经故事摘编——它们在《金瓶梅》这本细腻入微刻画“吾国吾民”社会、人生、心理、生活的巨著面是那么渺小和幼稚。
万分钦服之余，在下渐渐衍生出一种对“淫词艳书”的嗜好，不仅能对李渔的《肉薄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