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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给予人类的最大恩赐，就是给予了人类一个可记忆和学习的聪明大脑。许多的选择，我们从大脑的进化中本能地获取到了，而不需要经过精心算计。当一辆车迎面驶来，我们无需计算即可本能地避开。但是，对于另外一些复杂的情况，一些我们未能在进化中获得其选择能力的情形，理性思考是有其功用的。要说朋友的交往、团队的合作、集团的斗争、国家的冲突等诸多严肃问题中人们会漫不经心地随意选择，这令人难以置信。在这些选择中，尽管由于知识有限人们仍难以做到完全理性的选择，但理性显然仍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同时，我们也明显地看到，即使是这样的一些重要选择，经验仍是指导个人走向成功的保证之一。
人们会对制度激励做出反应
制度型构人类行为
人是理性的，他们自利自爱，总是试图增进自身的利益。在逐利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冲突，那么人们又怎样协调彼此的冲突呢？答案是依靠游戏规则，即制度。好的制度，激发善行；坏的制度，激发恶行。想必不少读者曾听过一个分粥的例子。两人意欲公平分粥，一人掌勺，如何保证掌勺者能尽量做到公平呢？一个有效的规则是：掌勺者应放弃优先权，让对方先选择取走哪一份粥。掌勺者难免有想给自己多分一点的机会主义行为，但是这样一个小小的规则就杜绝了他的机会主义行为。这就是制度的力量！
第一章 经济思维（5）
经济学家，尤其是主流经济学家，常常认为个人行为是由制度来型构的。虽然，如同一些演化经济学家所认为的，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尺度上，制度无疑是人们相互博弈的结果，即正是人们的行为互动，型构了社会的制度。但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尺度上，比如给定任何一个时刻，个人行为对于型构制度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反而是制度构成了对个人行为的约束。即，制度型构了个人行为。因此，在判断和推测个人行为时，必须注意到个人行为的制度背景。由此开始的制度分析还有一个实用意义：我们常常可以通过改变制度来达到重塑个人行为的目的。
制度为什么能型构个人行为？因为，个人选择其行为时最关键的考量是其行为的收益和代价。而制度环境，就是决定特定行为之收益和代价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同样的行为，在不同的制度下所获的收益和所付的代价是不一样的，因此不同的制度就会激发不同的人类行为，甚至某些看来匪夷所思的行为，一旦考虑其制度环境所提供的激励，所有的疑惑皆可迎刃而解。
莫斯科的怪现象
20世纪90年代初的莫斯科街头，政府提供了诸多设备良好的商铺，却没有商贩去租用，商贩们宁愿在寒冷的冬天沿街叫卖，也不愿搬到温暖的商铺中去。何也？来自耶鲁大学的法学家赫勒发现了此奇怪现象的制度根源：那些商铺的所有权安排很分散，通常的情况是：对于一家商铺来说，六个政府机构共享出售权、五个机构有权得到售款，或者三个机构有权出租店铺、五个机构有权收取租金，因此要获得商铺的经营权就需要各路打点，实非易事，而街头叫卖就容易多了，最多给工商局交点税费，再给黑手党交点保护费就可以了。
有什么样的制度就会导致什么样的人类行为。好制度鼓励人们行善，坏制度鼓励人们从恶，荒唐的制度带来荒唐的行为。苏联的出租车司机和灯具生产工人是经常被举到的例子。出租车司机的激励是根据行车里程来进行的，灯具生产工人的报酬是根据灯具重量来计算的。结果是，出租车司机驾着空车在莫斯科郊外的高速公路上飞奔；灯具厂工人生产出全世界最重的灯具，我还记得曾看过一份资料说这个国家中房屋的天花板经常被沉重的吊灯拉下来，不知是否真的如此。
犯人船
制度一旦发生变化，人的行为就会发生变化。18世纪英国对澳洲的殖民对此提供了一个经典例子。
1770年，库克船长带领船队来到澳洲，随即英国宣布澳洲为它的领地，开发澳洲的事业开始了。为了开发蛮荒的澳洲，政府决定将已经判刑的囚犯运往澳洲，这样既可解决英国监狱人满为患的问题，又可给澳洲送去丰富的劳动力。开始时英国私人船主向澳洲运送罪犯的条件非常恶劣，船上拥挤不堪，营养与卫生条件极差，死亡率很高。据英国历史学家查理？巴特森写的《犯人船》一书记载，1790―1792年，私人船主运送犯人到澳洲的26艘船共4082个犯人，死亡498人，平均死亡率为12％。其中一艘名为海神号的船，424个犯人死了158人，死亡率高达百分之37％。如此高的死亡率不仅在经济上损失巨大，而且在道义上引起了社会强烈的谴责。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政府是按上船时运送的罪犯人数向私人船主付费的；此制度下船主便拼命多装犯人，而且不给罪犯吃饱，把省下来的食物在澳洲卖掉再赚一笔，至于有多少人能活着到澳洲与船主无关。
第一章 经济思维（6）
1793年，政府对付费的制度进行了一个小小的调整，按下船时实际到达澳洲的罪犯人数和罪犯健康状况向船主付费，对于成效良好的船主甚至还有奖金，此制度实行后，罪犯的死亡率立即下降到1％～1．5％。
没有对船主进行政治和道德说教，没有立法管制船主，只是改变一下报酬制度，就实现了政府和社会所希望的目标。这就制度的力量，制度改变个人行为的巨大力量！这也正是经济学家强调制度的原因。
行为创造性与制度设计的困难性
制度对于激励个人行为是重要的。但是设计制度和政策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任何个人都不会像棋子一样任由制度设计者摆布，他们会针对制度的潜在缺陷，创造性地做出最有利于其个人利益的行为反应。若制度设计者未能充分考虑到个人行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及策略性的反应，制度就可能遭致失败。
杀毒软件公司令人沮丧的激励计划
看一个例子。一家软件公司经理想要更快地发现和杀灭病毒，他设计了一项激励计划，对于质量检验人员，每发现一种病毒就给付20美元；而对于程序人员，每杀灭一种病毒也给付20美元。对于制造病毒同时也杀病毒的人，他们对这一计划做出的反应就是在软件中制造出更多的病毒。这种反应使得该计划的成本迅速上升，因为有了更多的病毒需要发现和杀灭。该计划只推行了一个星期就取消了。但在这一个星期中，有的员工已经赚到了1700美元的奖金。
林肯公司失败的激励政策
事实上，即便是很有经验的制度设计者也容易犯错误。林肯电气公司，一个以奖励系统闻名的企业，就在奖励政策上栽过跟头。20世纪80年代，它曾经对打印员按照打印的字数来进行激励――为此，公司在打印机上装了计数器。但这项政策实施不到三个月就取消了，因为经理人员发现，打印小姐在午休时通过打印一些毫无价值的东西来增加打印字数。
事与愿违的香港租务条例
在经济和社会政策层面，决策者似乎更容易忽略个人行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导致政策的效果适得其反。譬如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在20世纪70年代有一项很有名的研究《露宿街头还是有屋可住？――租务条例宣称的意图与实际效果》，他发现，20世纪20年代以来香港政府为了帮助穷人租得起房屋而对房屋租金进行管制的政策，结果反而导致了更多人无房可租、无房可住而流落街头。何也？因为租金管制导致业主没有动力维护房屋，故既有房屋损坏较快；而人们也没有动力购买用于出租的房屋作为投资，故房地产市场需求裹足不前，开发商也就很少开发新的房屋。既有房屋快速损坏和新房屋供给增长停滞意味着长期中住房供给变少了，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反而无房可租（住）。
女性保护对女性的不利影响
事实上，很多善意的政策其结果恰好事与愿违。比如政府对女性就业规定了一系列保护政策，看起来对女性群体有利，但结果却导致企业提高了女性进入企业的门槛，保护女性就业的规定反而使女性更难找到工作，也更难在职业上有更好的发展。有研究发现，英国和欧洲其他一些国家对妇女就业的保护远甚于美国，而欧洲的妇女就业却难于美国，欧洲妇女能够在组织中担任高级职位的比率也远低于美国。又如，政府为了保护工人而制定最低工资，恰恰使得一些边际上的工人求职更加困难。
第一章 经济思维（7）
制度设计需考虑行为互动
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意味着要注意到人们对制度和政策的创造性反应及其后果，应当把关于行为的推理向前更深地推进几层再来理解最终的后果，而不是简单地进行单一层次的考虑。这也正是经济学家与一般大众在思考政策问题时的最大区别。
譬如，面对高额的医疗费用，一般大众往往要求政府承担部分医疗费用（尤其是穷人的医疗费）；而经济学家却认识到，政府负担部分医疗费用将导致医生和医院收费更高，而政府为了承担医疗费用也不得不增加税收。一般大众往往要求政府管制住房租金以便穷人可以租得起房，而经济学家却认识到，租金管制下过低的租金会使得房东吝于房屋维护，长期来看用于出租房的建设投入减少，反而使得穷人更难以租到房屋。一般大众支持对高档娱乐场所征收高额消费税，然后用这笔税收救济穷人，但经济学家却认识到这只会导致富人减少去高档娱乐场所的次数或者寻求替代的娱乐消费（比如到不征此税的城市去消费，或者去消费征税较低的项目），很可能不少高档娱乐场所将关门大吉，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