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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被调查国家中人均GDP差异之后，研究者发现这些数据表明，信任程度与法治效率是正相关的，信任程度与人均GDP也是正相关的；事实上，信任与社会的诸多方面是正相关的，比如官僚机构质量、税收遵守、婴儿成活率、教育成就，等等。
但是，依靠法律的经济治理机制并不能阻止经济交易中所有的机会主义行为。法律必须得到良好的实施，才能成为有效的制度。而法律的实施依靠第三方暴力机构，这就意味着只有第三方暴力机构能够观察、验证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才能对这些行为实施惩戒。问题是并非所有的机会主义行为都是可观察、可验证的。比如，出版社约我写这样一本通俗的小册子，我究竟是花了60％的认真心思来写，还是花了80％的认真心思来写？任何人都观察不到，也无法验证。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我这样的行为风险叫做道德风险。法律对此无能为力。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依靠“长期关系”。当然，这个长期关系倒不一定是我跟出版社之间有长期的合同，而是如果我还有漫长的写作生涯，那么为了给自己将来的书传递一个高质量的信号，我对现在这本书就会写得更认真。另一种是设定激励机制，比如出版社跟我的合同中约定的报酬并不是固定的，而是版税――这意味着我把这本书写得更好，就可以有更好的销量，而我就会得到更多的收入，于是我有动机写好这本书。
多人的世界中，通过各种治理机制在相互交易的个体之间创造出恰当的激励，可能是最重要的事情了。
多个人的世界，有了交易，便形成了真正的“经济”――一个“经济”就是一群相互交易的人。交易促进了分工和专业化，由此人们可以从事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作，社会的产出和人们的福利将因此而增加。但是，多个人的世界中，个人之间利益的冲突常常会诱发背叛、欺骗等机会主义行为，对合作和信任造成极大的伤害。因此，必须有恰当的治理机制来诱导人们的行为，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恰当的激励。人类社会现有的所有治理机制，大致可分为关系型治理和法治型治理，关系型治理常常对应于市场规模较小的经济，人们的交易是在一个熟人的关系网络中重复进行；而法治型治理则常常对应于市场规模较大的经济，人们的交易是在匿名网络中进行，也不必要求重复交易。因而法治型治理的经济会有更繁荣的市场、更专业化的分工，经济水平和生活福利也会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