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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和律师在西方国家是收入与声望的双高职业，作为职业社会的典范，准入资格严苛。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育启迪人心，医生拯救生命，法律工作者维护正义，这三门职业都是社会守望者角色。一个教师、医生或法官道德败坏要比十个警察危害大得多。
医生“靠医吃医”拉开肚皮要红包，人心都是肉长的，医生陷于不良境地主要源自不合理的医疗计费制度和医药回扣制度；坏医生有之，但更多的好医生被“逼良为娼”。近年来，一套“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的反剽窃软件正在向各大高校推广使用，反剽窃软件不是把教师当作为人师表者而是当贼来推断，其中自有万般无奈，当今评职称逼得教授像打工妹一样挣工分，论文不抄达不到数量指标，就会与职称无缘。中小学一边教学生“争三好”一边明里暗中收钱，学生纯净之心自然遭污染。中国的教室还是个名利场，谁听话谁积极谁得官做，简直复制了成人社会那套潜规则。今天一个小学生的脑子要远比你我想象的复杂得多。
不说谎不能容于社会。当说谎说到连自己都深信不疑时，假话就是真话。体育总局官员要求冬奥会冠军先谢国家再谢妈，原本一句朴实的现场感言却被上纲上线。谎言场具有强大的威慑力。
专家学者成为权贵帮闲的代名词。不信到网上搜一下，有关专家的帖子多数属负面。他们被列失去操守并不冤枉。而会计师基本与“做假账”同义，如果一个学会计的不会做假账，很难找到工作。社会工作者亦列最失去操守职业之尾，需注明：此社会工作者即街道办的人，非义工也。
至于秉持社会公器的新闻工作者被“荣列”最失去操守职业，有从业者自身毛病，所谓“一流记者拉单子（广告），二流记者跑场子，三流记者写稿子”，也有传媒管制与竞争残酷的现实使然。在中国有三样数字不能问：贪官的收入、女人的年龄，及报刊发行量。数字本身并不骗人，骗人的是使用数字的人。
某些公安干警可以“跨省追捕”，可以以莫须有的罪名先将你关起来再说，在牢里让你“躲猫猫”意外死亡。这个职业自古就鱼龙混杂，差人“靠权吃权”早是章回小说的内容，不说罢了。
政府官员作为社会管理者，脑子不清或者故意搅混才是最大危害。官无信，民何以堪？场面上空话、假话、套话、正确的废话一大堆，实际工作中误国误民。网上可下载《领导万用发言稿》，方便实用，结尾通常是：……总之，大家要振奋精神，多干实事，少说空话，开拓进取，努力开创×××工作的新局面！官员“靠官吃官”，买卖官位案件屡有惩处但仍成风潮。既如此，公务员仍是大学生挤破头要晋身的职业，这其中自然有难言的无奈。
“日记门”局长反映出某些官员的人格分裂，韩局长日记中谎言与大实话并在，两者已很难分清。“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统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工作创新，努力实现又好又快和谐发展”，这种日记比人民日报还人民日报。一忽尔，日记又比黄色小说还黄色。
凤凰卫视最近做了一档晚清洋人在华的专辑《镜花缘》。印象深刻的有两则：一是英国洋干部赫德引入海关制度，他治理下的大清海关成为当时最廉洁高效的部门；另一个是晚清传教士们悟出，传教基督不如先传播科学。西洋历史上科学其实源自宗教，秉持同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真理将令尔得自由”（马太福音）。传教士发现，中国人求礼、求仁、求和谐，就是不求真。中国人体会不到独自面对上帝（真理）时的孤独与伟大。看罢凤凰，对照当下，不求真的和谐只会是和稀泥。
说谎是因为我们的“脑”出了问题
以制度的名义撒谎最可怕，其危害面巨大，并对社会个体起到不良示范作用。
对一些官方数字人们总需重新解读。比如今年到底有无通胀预期，通常，当CPI增幅大于3％时，称为通货膨胀，当CPI增幅大于5％时则演变为严重通胀，可百姓到菜市场转一圈后发现，岂止是5％！大学生“被就业”表象背后，是高校可悲的官僚评价体系作怪，漂亮的就业成绩单之于高校如同高增长的GDP之于地方政府，决定着绩效评价和个人升迁。
近年来令百姓纳闷的另一个数字是人均收入。按官方报道我们的人均收入增幅超过了GDP，也超过了CPI，可这种超增并未被多数人感觉到，人们倒是有“被平均”的感觉：社会财富如同蛋糕，如果一小部分人吃了大半、一群人分得一小半，然后来谈“人均”，就没多大意义了。一被平均，社会矛盾瞬间就可以华丽转身了。
两会上发改委官员一句“4万亿没有一分钱进入房地产”触怒了房民，也触动了地产大嘴任志强：“4万亿投资中不征地、不拆迁、不扩大房屋需求吗？不直接进入不等于不影响房价。”任大嘴是当今被K最多的中国人之一，可悲的是因为他说了实话。
国统局发表的数据说去年全国房价只涨了1。5％，网民对此讽刺了个底儿掉，也彻底绝望了。在当今房价乱象中，老百姓骂开发商，开发商骂政府，政府连摆乌龙。究竟谁推高了房价？政府公布的数据称房价成本每平米不过三千元，按高昂房价计算，去年一年地产商赚走了一万亿之多。富力地产老板出来反驳说“地方政府才是最大获利者”：开发成本中土地成本占到了60％—70％，因此，地方政府一般卖地的利润高达200％，而开发商的利润只有10％。
温家宝两会上刚说完社会公平、控制房价的话，京城三个地王连着涨停。央视《新闻1＋1》主持人感慨，房价到底是总理说了算，还是总经理说了算。问题不是房价，也不是央企总经理不听总理的话，问题是真有人有那么多钱和真有那么多人没钱。房价问题就是这样被和稀泥搞成了迷局。
老派经济学家茅于轼呼吁政府盖经适房不要带厕所，不要高规格。结果被“不明真相群众”骂个狗血喷头。君不见经适房小区停满了奔驰、宝马、奥迪？说真话的挨板砖，说漂亮假话的赚喝彩。主流传媒上有关房价的预测就像股评中的机构预测，基本你要反着听。吹牛不上税，发布假信息不坐牢。
官员作为社会管理者是社会的“脑”，脑一旦出了问题就胡话连篇，社会就找不到方向，没有了是非，没有了标准，公平、公正、公开也就无从谈起。在独立媒体稀缺的情形下，官场谎言共同体具有极大的舆论主导力量。大跃进时期说实话会被开批斗会，连钱学森这样的顶级科学家都要出来证明亩产一万斤的可能性。50年过后，敢于说出“做高官20多年，感觉讲真话越来越难”的全国政协常委张维庆也要在66岁之后，觉得没什么可失去了才敢于说真话。
不表露心迹自古是中国官场潜规则。从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中基本可总结以下“从官经验”：第一要潜伏，不表露心迹，张居正、王守仁最终扳倒对手，靠的就是隐而不发；第二要远离爱说真话的朋友，通常冒犯皇帝被诛九族，可明朝发明了诛十族，连你的朋友一起诛掉，忠臣方孝孺因说实话被诛，朋友也跟着倒了霉，如果你搭上一个韩峰那样爱记日记的同僚就惨了；第三谁都不可靠，朝廷只信两类人，一是儿子系一是附马系；第四政权要靠庞大的警察制度维系，花高昂的监视成本，除锦衣卫外，还有东厂、西厂，结果人人噤若寒蝉。以上“经验”致使明朝末年，中国沦为一个傻B国家，满族入侵只是压倒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晚清时期太平军与淮军定降约，双方谁都不信谁，只有公推戈登这个洋鬼子作保，可最终李鸿章还是杀降太平军。为此戈登与李闹翻，辞职回国。中国人不信中国人才是最可悲的，这是大清王朝一切败绩的源头，这是近代中国人一盘散沙、不堪一击的根源。
公平地说，中国人并不是天生说谎者，中国人爱说谎也不能推给文化了事；说谎与利益、官位相关，逼迫人们说谎的是不良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不说谎会被K，说真话需付出丢官丢职的代价。但最终，说谎要付出的代价更大。“你可以在一段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长期欺骗一部分人，但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请记住林肯150年前的名言。
中国人的“酒劲儿”哲学
喝的是酒，喷的是口水，讲的是关系，办的是事情
文/肖锋
第317期
酒是用来吃的，亲朋好友也是用来吃的。酒是社会关系的润滑剂，只是农业社会的温情酒意，已蜕变为犀利的“攻关”工具。
广州前汽车办的官员一次聊起京城攻关“历险记”：在贵宾楼请吃，一结账身上3万块钱的信用卡愣刷爆了，急忙召来广州驻京办的人救急。广州成为中国新的底特律汽车之城，贵宾楼那档子事要记上一笔。不夸张地说，在当今中国，地方政府几乎所有重点项目都是一瓶瓶XO或茅台砸出来的。
4万亿“铁公鸡”（铁路、公路、基建）项目里头有多少酒精不好说，但中国GDP里的酒精含量确乎不低。“公款吃喝9000亿”是事实，是国家国防开支的5倍，是医疗投入的4倍。这叫“酒桌经济”。就怕你酒桌不经济，光喝酒不办事或办不成事。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就是请客吃饭。
瓶底带着印把子，跟你喝酒那是看得起你
《基辛格回忆录》中记载了中美“乒乓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