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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发布Windows3。1中文版操作系统
国家如袖手旁观，开发区将成“多米诺骨牌”
第六章 1994：转折点
第44节：内忧外患（2）
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市场上的这个局面，其实只是80年代家用电器市场的续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蜂拥而来的外国货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可是恰恰在这时候，民族主义的情绪反而达到高潮。柳传志和他的公司被淹没在这些情绪里面，你可以想像这有多糟。
然而还有更糟的事。公司里有一种消极的情绪弥漫起来：红极一时的汉卡已经无法摆脱没落的命运，微机连续两年出师不利，令人失望，这一切让公司内部的矛盾再次激化。元旦以后的第一个星期，计算所所长曾茂朝以及科学院高技术企业局的两位官员来到公司，代表大股东召集公司高级经理们开会，修改了《公司章程》，还组成新的董事会。曾茂朝和王树和代表股东一方进入董事会，作为董事长，曾拥有两票表决权，另外三名董事则是柳传志、李勤和倪光南。这件事情原本属于公司在香港上市的既定程序，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在这之后，倪光南开始向李勤的权威发起挑战。
这位曾经立志只做研究不做官的科学家一旦想要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那就有点令人生畏。他找到柳传志，力陈李勤作风霸道，贪图享乐，在柳传志滞留香港忙于公司上市的6个月里领导北京公司不力，所以应对1993年公司的失利负主要责任。他试图说服曾茂朝免去李勤的常务副总裁职务。但曾坚决表示不能这样做：“我们的原则是，董事会选了总裁，由总裁推荐副总裁。你要罢免他，你得征求柳传志的意见。”于是倪光南转而说服柳传志和张祖祥与他采取共同立场。张婉言拒绝，还劝他打消这个念头。柳传志则更加明白地表示自己不能站在倪光南一边。倪的看法也许不是全无根据，但柳坚持认为“公司受挫不能只怪李勤一人”。李勤拥有全局眼光，又有管理的魄力和能力，还特别善于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是北京总部惟一能够主持大局的人。而倪光南的这些意见对公司根本就不会有什么积极的价值，反而会在领导层中造成裂痕。
可惜的是，裂痕已经产生。倪光南与李勤在管理公司的很多问题上发生冲突，随着个性方面的不合达到高潮，彼此不再信任对方的诚意，在会上动不动就顶撞起来，私下里也没有彼此沟通的愿望。一个机构的领导者中一旦出现嫌隙而又不能迅速弥合，那就会让属下不由自主地划线站队，各自确定爱憎以及寻找靠山，进而使整个公司不能避免派系的侵害。
柳传志深知这种后果的危害，却又不能超然物外。他发现自己处在一种相当尴尬的位置。多年以来他一直刻意维护倪光南的荣耀，甚至不择手段地把纠纷化于无形。他把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奖励给自己的一套住房退还给曾茂朝，请他修改成命，改授倪光南（直到今天公司内外的人还认定那套房子是奖励给倪光南的），还在授奖仪式上准备了一把硕大无比的钥匙和一个大红信封，上面写了“奖给倪光南总工”几个金色大字。又在香港单独发给倪光南一份补贴，让总工程师的收入比董事长的收入还要高。当周晓兰与倪光南在香港因主板生产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又严厉斥责周晓兰：“我告诉你，就算倪总有错，那也是你的责任。”周晓兰眼泪汪汪，正要陈述自己的委屈，被他粗暴地打断：“你要想说清楚，那你就给我回北京去。”他用这些方法成功地让倪光南为公司倾注全部心血和智慧，也成功地把倪光南塑造为公司的旗帜。但现在，大家都看出他已不能约束倪光南了。
这一年春节，整个国家都挺祥和，可是联想被外患内忧包围着，气氛郁闷。李勤一个人待在家里不肯出门，他身边的同事都知道他心情不好，不去打扰。柳传志也不希望别人来打扰，于是躲到海南岛，在那里给公司全体员工送上他的祝福，然后一个人静下来思考公司大计。
第六章 1994：转折点
第45节：旧病新痛
春节过后有两个消息传来，特别鼓舞人心：
2月14日香港联想招股上市。根据当日香港股市记录，公司售出1。68亿股，每股1。33元，市盈率为13。8倍，超额认购数量达到409倍，香港联想股票的市值一下子达到8。28亿港币。
电子工业部主持的“全国电子百家企业排序结果”揭晓，里面包括了21家计算机企业，联想公司销售额达到301 520万元，超过了深圳赛格、长城、北大方正、浪潮、四通、长江、科海和福建实达，排在第一。
这两件事情，前者表明柳传志的“进军海外三部曲”全部实现，后者则有极大的象征意义，本来都值得大大庆祝一番，但是这一次柳传志却一点心情也没有。
每天晚上头疼得不得了，睡眠又出现问题。3月份召开了几次会议，科学家和经理人员各自组成的群体陷于无休止的争吵，令会议不能继续。柳传志无法抑制内心的焦躁，觉得“自己快要崩溃了”，美尼尔症再次发作，在万般无奈之中宣布散会，自己住进京西的海军医院。这一年晚些时候，他在一次公司大会上面对全体员工做了一次演讲，除了没有提到公司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之外，相当坦率地谈到当时情形：
我得了美尼尔症，经常发作。1993年下半年，香港联想上市的审批遇到相当大的困难，耗费了相当多的精力，事后感到非常疲惫，而我却没有及时调整心态，进取心受到影响。今年3月份以后，我由于严重神经衰弱又住了70天医院。这70天，除了治疗和锻炼以外，我对自己生活的意义，对公司的发展前景认真做了反省。
在医院的最初两周很难过。主治医生姓李，也是柳传志生命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人。李知道柳传志是旧病新痛，最好的药就是睡觉。可是柳传志无论吃多少安眠药，还是失眠。
李大夫循循善诱地说：你把睡觉想像成读一页书，就算不能一口气读下来，你能不能一段一段地读？”
柳传志摇头。
“再不行，先读一句话也是好的。”
柳传志还是摇头。
“那就一个字。只打一个盹，这就叫一个字。”
但柳传志还是做不到，晚上一闭眼睛就是公司里那些事，白天硬撑起来，把公司的人挨个儿请到医院里，单独谈话。“其实就是把务虚会搬到医院里来接着开，”他说，“大会开不成了，只好开小会。很多事情都是在那些小会上策划的。”
他决心先来解决高层领导中日益明显的冲突，于是做出第一个决定：把郭为和王平生双双调出北京：一个到深圳去主持生产基地的运转，另外一个到惠州挽救奄奄一息的大亚湾科技园。这两个人都有足够的聪明，但还必须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尤其要让他们懂得：成大事者的重要一途，就是不要让自己陷入无谓的人事纠纷。也正是在这时候，柳传志终于确认杨元庆是值得信赖的一个人。杨不仅能把一个部门的年营业额从3 000万元做到3亿元，而且从来不让自己搅在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里面。所以，柳的第二个决定就是起用杨元庆担任新成立的微机事业部总经理，把微机的整个流程都交给他统领。
他每天躺在病床上思考公司的未来，彻夜无眠。清晨走到医院旁边的“八一湖”散步，这一来就看到了和自己整天为之焦虑的那个世界完全不同的场面。那场面在20世纪90年代的北京城里随处可见，只有柳传志这样的人才会觉得新鲜：
一大帮老头儿老太太在湖边跳交谊舞，都是退休的。我就坐在那里看。我不会跳舞，也不会唱歌，人家跳完了，我还要给人家鼓掌，所以非常尴尬。后来我说反正我也没事，也学吧。人家介绍了一个老太太来教我，我一上来把人家的脚给踩了。那老太太说，你要知道这舞曲的节奏，有三步有四步。我这才明白，于是拿着录音机听音乐，非常专注地听。
叫人意外的是，他的病情就有了转机。他干脆停止服药，每天跟随李医生沿湖畔跑步，心情开始好转，渐渐能够睡着。
医院里的务虚会依然在进行。高级经理们之间最重要的话题是：还要不要搞自己的微机？联想微机在竞争中屡屡处于下风，让人怀疑自己的力量，但要说就此罢手，从此退回来做外国品牌的代理商，柳传志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至少也要拼命赌上一把，就算牺牲了，也要慷慨就义。”他对倪光南和李勤这样说。总工程师和常务副总经理这回终于有了一致的看法，他们全都主张迎难而上。这段时间柳传志和倪光南至少有过两次谈话。倪光南支持他绝不放弃联想微机的决心，也支持他起用杨元庆的决定。总工程师在公司全体员工面前的一番话，让柳传志感到极大安慰：
形势是非常严峻的，比设想的还要严重得多。我们国家还要不要自己的计算机工业？都说要，那么谁来做这件事？事实上，这个重任已落在联想身上。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实际上已充当了民族计算机工业的旗手。
今天回顾起来，在柳、倪二人患难与共的10年中，这是最后一次两个人如此心心相印。这让柳心存侥幸：也许公司领导层中的分歧没有那么严重，假以时日就会冰释前嫌。当时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与倪光南的冲突竟会掀起巨浪，而他与另外一个人的矛盾，却能在瞬间消弭无形。
第六章 1994：转折点
第46节：相逢一笑泯恩仇（1）
1994年3月初的一个中午，孙宏斌突然出现在柳传志面前，就像是从天而降。自从1990年分道扬镳，柳就再也没有见过此人。他看上去瘦了很多，脸上挂着沧桑，不过还有昔日那副神采。原来孙在监狱服刑期间表现优秀，又为劳改局的《北京新生报》写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