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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功”基地负责人开始希望诉诸法律解决，但是别人要在自己的地盘上搞经营活动，法律很难干涉。于是，辗转找来中间人，双方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最终达成协议，“中功”基地以数百万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块“规划”中的“娱乐城”。
宋如华此举不但还掉了实达的货款，还轻松获得近百万净利。
初露峥嵘，宋如华的“腾笼换鸟”虽然有点剑走偏锋的味道，但他那种善于发现机会，并且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能力，的确胜人一筹。也许是宿命吧，他在2004年玩的“蒸发”游戏似乎也和这“第一桶金”的故事有着某种特别的相似——托普现在遍布全国的那1万多亩低价圈得的土地，不也正等着待价而沽吗？
然而，话说回来，宋如华的青城山“掘金”，终究是一则无法求证的“新闻”。流露于外表的是，为了尽快实现原始积累，托普开设了一间叫“教授电脑”的门市部，销售计算机、打印机，并开办了一个激光照排部，不仅如此，还经营汽车配件、《电子快讯》报等。
1992年底，托普更名为“成都托普科技发展公司”。
●来自红庙子的一个电话
“红庙子”是成都的一条街道，早期是四川省证券自由交易中心的所在地，也曾经是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地点——1991年底到1992年初，“红庙子”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民间自发股票交易市场——交易最盛时，人潮如海，股票叫卖声喧天。
一次绝对偶然的机会，使托普与红庙子联系到了一起。而那时的托普，正处于与实达闹分手但又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去的阶段。
1993年8月底，托普与实达成都办事处在业务问题上发生分歧。由于办事处内部员工的同学、亲友想做实达的代理业务，办事处想在托普公司以外再发展代理商，双方的合作出现危机。代理业务难以进行下去，托普创始人之一周抗又跳槽去了实达。就在宋如华面临着抉择的紧要关头，一个偶然却重大的市场机会在1个月后成为托普主业转型的契机。
1993年9月底，四川省建设信托投资公司红庙子交易厅要配置显示屏设备，工程项目负责人打电话到电子科大询问，希望找一家有实力的本地公司来承担。接听电话的正好是与宋如华熟识的张克起（后出任显示屏技术负责人、托普集团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位），他很快把这个业务信息告诉了宋如华。两人对工程的可行性进行了一番讨论，认为显示屏业务合同金额大、利润高，是个比较好的项目，但托普从没做过显示屏工程，仅有的几个技术人员对LED显示屏技术一无所知。公司的成败可能就在此一举，做还是不做？
有人说，敢于挑战未知的领域，是宋如华的性格，也有人说他已经豁出去了，所以胆大，喜欢冒险。其实，宋如华只不过是更了解些“局势”而已——不接显示屏工程，托普肯定是等死；接下显示屏工程，托普可能是找死，但也可能是开创“别有洞天”的新主业。
随后，宋如华与张克起两次登门拜访了省建设信托投资公司，终于签订了正式合同，合同总金额为32万元——这是托普公司创业以来，金额最大、利润也很丰厚的一个合同。但是，工期很紧，省建设信托投资公司要求在预付款到位后15天内完成显示屏的安装调试并投付使用。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一个这么大的显示屏，包括采购组件、安装调试，即便是专业公司至少也需要20天，托普凭什么？“虽然我们目前手上元器件、印制板等什么都没有，工期又很短，但通过周密的计划，凭借托普人吃苦耐劳的精神，完成这项工程是没有问题的，我相信在工程完工后的庆功宴上，大家会证实我的话。”宋如华鼓舞士气说。
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战斗”。第一天，采购到货；第二天，印制板加工；第三天，鲁安利突然发现：加工好的印制板，两面全都做反了！直到第六天晚上，才又重新制作出了一批新的印制板。当晚，宋如华亲自驾驶“安驰”面包车，把电路板送到电子厂加工，30多公里的夜路，他一口气跑了6个来回，第二天凌晨，他终于把全部印制板送到组装调试地点。
工程还在继续。第11天的凌晨3点左右，整个大屏通电完毕。就在胜利在望、大功告成之际，意外发生了。一个技术人员因过度疲劳，在焊接电路时，不小心把电烙铁搭在了220伏电源线的绝缘层，导致整个显示屏短路，烧坏了大屏的集成电路。没有抱怨，没有灰心，托普员工们把集成电路块拆卸下来，一块块检查，把烧坏的元器件重新换掉。
第12天，托普终于完成了这项艰巨工程，比预期还提前了3天。宋如华长长舒了口气。
机会稍纵即逝，宋如华随即提出“把一件事情推向一个事业”的口号，他大手一挥，继“红庙子工程”后，托普又迅速把显示屏业务推广到四川省的广汉、绵阳、广元等地，并拓展到省外，形成星火燎原之势。托普俨然成了显示屏行业的“领头羊”。事实也是如此，当时，显示屏行业中就流传着“北有蓝通，南有同洲，东有洛普，西有托普”的说法。
《托普检讨》 托普“红旗能打多久”
●托普“红旗能打多久”？
“红庙子工程”是宋如华与证券市场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可以说，宋如华改变了托普；也可以说，时代造就了托普。托普从“贸易代理公司”逐渐转型为“工程技术型企业”。
到1994年上半年，在不到两年时间里，托普的企业自有资产已达到350万元——然而，这些钱是大家一起分掉，还是继续投入发展？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有人建议分掉，也有人希望用这笔资金去股市“捞一把”。一番深思熟虑后，宋如华决定对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
这里要交代两个背景：
由于需要垫支工程款，显示屏业务的高速发展造成较大资金缺口，宋如华承认：“直到我们做显示屏以后，越来越发现钱不够用。”托普解决资金的渠道：一是向非金融机构借款周转；二是吸收个人入股；三是内部集资，鼓励员工把钱存到公司，年息高达20％。
1993年，因政策要求政府部门与下属企业脱钩，成华区老龄委取消了对托普10余万元周转金的借款担保，债主登门讨债，托普差点倒闭。一气之下，宋如华转投成都市金牛区交通局，他在金牛区工商局注册了“四川托普科技发展公司”，后改为“四川托普科技发展（集团）公司”，这也是宋如华当时对外所称的“托普集团”。
股份制改造，不但可以使公司走出困境，而且还可以稳定军心留住核心员工。
在金牛区有关官员的支持下，托普改制后发行的股票分为法人股和个人股。法人股包含国家股（金牛区交通局）和集体股（公司）；个人股含普通股（直接投入的现金及升值部分）和基本股（根据公司资产所分配给员工的股份）。普通股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公司创建初期的原始股，另一种是本次改制员工所认购的内部股票。
1994年5月20日，托普集团（即托普发展）第一次股东代表大会隆重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成员有：宋如华、戴礼辉、卢柏明、陈德利、张克起、胡安碧、钟培松。监事会成员3人：黄志宏、张明根、张朝龙。宋如华当选为董事长。
10天后，公司面向员工发行内部股票共计35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壹元。不久，经成都市经委审批，托普被列入成都市首批集体所有制企业股份制改造试点单位。
内部管理体制顺了，在外部，依靠显示屏业务攻城掠地，把托普搞大就摆上了宋如华“帝国”征途的时间表，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托普的经营也要多元化……
在雅安，宋如华开公司搞起了石材买卖；在成都的居民社区，他开起了超市连锁店，而且一连开了5家；在峨眉山市，他开办了生产玻璃用的硅砂厂；在集团内部，他还开了一家面向员工的美容院。此外，宋如华还计划开发雅安的周公山森林公园等。
此时的托普就像一个饥饿的小男孩，见什么就吃什么，似乎从不考虑吃了是否会拉肚子、发烧，也不考虑是否会有食物中毒的可能。直到有一天造成公司内部资金占用、资源浪费，并带来利润损失后，宋如华才决定逐步取消以上经营项目。在一次干部会上，他说，“实践证明，我们决不应轻易涉足自身没有明显优势的行业领域，这是我们用辛苦钱换来的经验教训。我们只有集中力量在计算机软、硬件、电子、通信等行业领域，才能发展壮大。”
尝试多元化经营的失败，是年轻的托普“成长冲动”所致，又何尝不是“苦孩子”出身的宋如华早早“出人头地”的想法在作祟？他以后能避免这样的失败再度发生吗？
股份制改造，为托普未来的发展解决了“路障”，但并不能解决当时业务发展的深层次问题。1993年，为了抑制过热的宏观经济，中央政府采取了一连串儿的调控手段，上证指数应声而落，从1993年2月底的1559点跌到935点，到10月底是814点，再到1994年7月就是326点了。两市股指跌幅近80％，大多股价跌到只相当于一年前的10％，两市蒸发市值达数百亿之多，一些投资者血本无归，倾家荡产，证券交易大厅前门可罗雀。
以行情显示屏为主业的托普，业务完全断档，再次面临生死考验。1994年托普两周年庆典前，内部传言增多，有员工甚至开始质疑：“红旗能打多久？”
《托普检讨》 桃花村“歃血盟誓”
●1995年桃花村“歃血盟誓”
也难怪宋如华会觉得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一直庇佑着托普。就在托普再次陷入危机、再次面临生死选择时，又一个偶然且重大的机会闯入了他的眼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