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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保险柜里，他实际上对此无能为力。而这并不妨碍巴纳德法官从伊利公司拿出15万美元奖赏给斯威尼。
与此同时，伊利铁路董事们则上书新泽西立法机构，要求在新泽西州获得对伊利铁路的特许经营权。他们担心纽约法院会授权范德比尔特控制伊利铁路在纽约州的所有财产，那样的话他们这个董事会就只剩下一个空壳了。新泽西立法机构很高兴能有机会在哈德逊河对面实力强大而又傲慢的邻居 ① 眼里撒一把沙，因此立刻就通过了这个法案并把它交给州长签署。新泽西的议员们太急于通过这个法案了，他们甚至忘掉了为自己谋利。当范德比尔特的说客出现在新泽西的首府特伦顿，想通过行贿来阻止这个法案通过时，议员们才意识到已经太晚了，他们为坐失了一次发财的良机而懊恼不已。
与此同时，有议员在奥尔巴尼提交了一份法案，该法案将伊利公司此前的所作所为都合法化，并且允许伊利公司在以后基本上不必考虑投资者的利益，可以为所欲为。就连巴纳德法官这样一个对以权谋私习以为常的人都被法案中赤裸裸的条款所震惊，称之为〃一部使假币合法化的法案〃。
每个人都立刻意识到了这个法案背后的真正意图：让利益相关的双方都来行贿。《弗雷泽杂志》评论说，那帮立法者〃聚集在奥尔巴尼，就像牛集中在牛市上出卖一样，什么都可以出卖，价格则与自己手中的权力成正比〃。
杰·古尔德是最早意识到公共关系对公司利益举足轻重的商人之一（虽然，因为某种原因，他从来没有通过这个方式来改善自己令人讨厌的公众形象），他强烈建议伊利铁路和纽约中央铁路不能同时控制在一个人的手中，即使像范德比尔特那样〃既富有能力又诚实可靠〃的人也不行。他很快就赢得了《纽约先驱报》和其他报纸的支持。
但他也还是随身带了一个大箱子，来到了奥尔巴尼，据《纽约先驱报》报道说，这个大箱子〃装满了千元大钞，这些钞票是用来对付所有那些与这个法案有关的议员们的〃。范德比尔特一听到古尔德在奥尔巴尼出现，就立刻叫人拘捕了他，要求他交纳50万美元的保释金，古尔德眼都不眨地就支付了这笔保释金。和古尔德带到奥尔巴尼的钱相比，这实在是个小数目。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曾经报道说，一个议员接受了一方的10万美元，要求他对该法案的通过施加影响，随后他又接受了另外一方的7万美元，并应他们的要求离开了奥尔巴尼，这样，他仍然是一位（用亚当斯的话说）〃优雅的绅士〃。
范德比尔特当然也非常愿意花费大笔银子来打点这些立法官员，但是他很快就意识到，如果这么做，他充其量不过能得到比鲁克王似的胜利 ①。公众意见越来越反对他同时控制伊利铁路和纽约中央铁路，〃船长〃一向非常实际，因此他决定将损失减到最小。他通知德鲁建议两人见面会谈。范德比尔特提出了三个要求：第一，他买的此刻分文不值的伊利股票必须以接近他当时购买时的价格脱手；第二，他在公司董事会的两个人…理查德·谢尔（Richard Schell）和弗兰克·沃克所受的损失必须得到全额补偿；第三，德鲁必须答应从伊利的管理层中完全退出来。范德比尔特一直想达到的目的从来不是要控制伊利，而是希望伊利铁路以真正的商业模式来运作。
4月19日，星期天，双方达成了协议。这条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奥尔巴尼。〃突然，〃亚当斯写道，〃传言像灾难一样传遍了奥尔巴尼，在宾馆的走廊之间，恐慌开始蔓延开来。人们想起了南北战争中那些最黑暗的日子，那时，失败的消息如同潮水一般涌过来。没过多会儿，大厅里就开始弥漫着一种深深的绝望，议员们的脸色一下变得惨白，因为他们听到范德比尔特已经不再反对这部法案。〃
此时还没有与古尔德成交的议员们立刻冲进古尔德在奥尔巴尼所住的特拉文豪华酒店（Delavan House）的套间里，〃据说，价格在以惊人的幅度下降，〃《纽约先驱报》在21日报道说，〃那些一直坚持要5 000美元的议员们现在只要100美元就满足了。但是伊利铁路的〃金库〃大门已经关上了，激战的双方再也没有贿赂这些议员的必要了。〃第二天，《纽约先驱报》上充斥着对议员们的假意关心，指出他们每天法定的3美元的津贴还不够给他们买烟抽的。文章接着问道，〃议员老爷们的收入如此之低，那么还有什么让他们保住他们的信用呢？〃
当尘埃落定之后，德鲁辞去了董事和财务主管的职务，弗兰克·沃克和理查德·谢尔得到了伊利公司支付的42。95万美元，撤回了他们对伊利公司的诉讼。古尔德和菲斯科分别当选为伊利公司的总裁和财务主管。而当初为阻止范德比尔特控制公司而发行的10万股股票，被很艺术地在随后的几个月中慢慢在市场上卖出，以免打压伊利的股价。当然卖出这些股票的收入都归了范德比尔特，而伊利铁路的持股人们最后发现他们的股权被稀释了40％。
* * *
为了平息这场纷争，伊利公司花费了900万美元，比它销售〃掺水股〃所获的收入还多了200万美元。当菲斯科和古尔德搬进他们的新办公室时，〃我们最先注意的，〃菲斯科说，〃就是积满灰尘的保险柜。〃古尔德和菲斯科开始发行更多的可转债券，它们中的大部分被迅速转换成了股票。到年底的时候，市场上已经有40万股伊利股票在流通。古尔德将新发行的大部分股票在伦敦市场上售出，以免对纽约市场造成冲击。
像德鲁一样，古尔德发现伊利铁路简直就是操纵市场的完美平台。他设计了一个做空陷阱。尽管德鲁很快就要变成一个被动合伙人 ① 了，但古尔德还是诱使他投入了400万美元。为了迫使利率上涨，古尔德开始一步一步地想方设法抽干纽约的资金供应。他大开支票，让银行保证为这些支票兑付，迫使银行留存现金，以便为随时可能出现的支票兑付做好准备。然后他又拿着这些保付过的支票作为抵押向其他银行申请贷款，进一步压缩资金供应。
到10月底，市场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了，伊利股票的周交易量达到了创纪录的64。7万股，股价也下降到了38。5美元，只有春天时股价的一半。这时德鲁开始有点慌了，他开始从坐庄集团中抽回自己的资金，并且悄悄地卖空了7万股伊利股票。到了11月14日星期六前，伊利的价格停在了36。625美元，德鲁预计股价会进一步下跌。但在星期六早晨纽约股票交易所举行的例行拍卖会上，因为古尔德和菲斯科在大量购买，有8万股伊利股票成交，股价立刻涨到了52美元。此刻，他们已经成功地逼空了伊利股票，同时放开了资金供应。这时德鲁避免灭顶之灾的唯一希望就是拖延时间，他寄希望于23日将在纽约靠岸的卡纳德海运公司的〃俄罗斯号〃客轮，它会带来伦敦市场上新发行的伊利股票。
德鲁还想通过法院来达到拖延时间的目的，但被古尔德和菲斯科挫败了。他们控制着这个国家最大的铁路之一…伊利铁路，因此对纽约州的法官有巨大影响力。当一切争斗烟消云散的时候，德鲁损失了130万美元，他以往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他在华尔街这场游戏中作为重量级选手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但即便德鲁没有在这一战役中落败，他的时代也很快就将逝去，因为新的力量正在成长起来，他们将改变华尔街的未来。
伦敦证券市场，虽然此时还是世界上最大的证券市场，但已经逐步清醒地认识到，在大西洋的对岸，另外一个巨人正在崛起。此时伦敦证券市场的市值大约为100亿美元，华尔街市值只有大约30亿美元，但其增长的速度却远远高于伦敦市场。由于1866年大西洋海底电缆投入使用，华尔街经纪商在伦敦证券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到1870年，华尔街人使用海底电缆的费用已经高达每年100万美元。但是，伦敦人对于华尔街人的西部牛仔作风仍然无法接受，伦敦的《泰晤士报》（Times）写道，他们这种〃不择手段对市场进行操控来保护他们的利益的做法过于野蛮，会造成很多不信任〃。
与此同时，华尔街的经纪商也希望看到变革。他们从事这个行业已经很久，但只能通过收取佣金赚一点点小钱。而投机商们，其中很多人本身就是公司管理层，则总在伺机等待下一次暴富的机会。针对伊利股票投机战中市场表现出的失控局面，当时的《商业和金融周刊》（mercial and Chronical）…就像今天的《巴伦周刊》① …建议实施以下的法律：
（1）除非经过2/3的股东同意，董事会无权发行新股；
（2）现有股东对发行的新股具有优先认购权，新股必须公开发行，并且必须给予足够长的预告期；
（3）所有上司公司都必须在信誉良好的金融机构保存其所有流通股票的总量记录，并随时接受任何股东或者以该公司股票为质押向该公司提供贷款的主体的检查；
（4）上述要求同样适用于发放股息或者为其他目的发行的所有股票；
（5）违反上述任一条款都属于犯罪行为，将要受到惩罚或被处以罚款。
这些条款构成了今天美国《证券法》的基础，但在1860年它不可能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因为那时的联邦政府还没有将金融市场的监管作为它职责的一部分，而纽约州的立法机构也不可能主动改革这样一个能为其会员源源不断带来巨额灰色收入的体制。
即使州政府或联邦政府不能实施这些变革，华尔街自身也开始着手实施一系列改革。华尔街上两个最大的机构…纽约股票交易所和公开交易所开始了合作，因为交易所意识到交易所的会员（经纪商）和客户（投资者）都需要了解上市公司发行股票的确切数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