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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散户就是日后在“中科系”事件中，把中国股市搅得天翻地覆的朱焕良。
第一次牛市来了
机遇总是稍纵即逝的，1989年，深发展派息分红，中国股市的第一波牛市狂潮由此引爆。
1989年年初，深发展派息分红，1989年年中，深发展又推出年中分红，两股送一股，股价在除权后，很快就又回到了35元以上。
精于计算的人自然会发现，如果在1987年拿400元，以每股20元的价格，买入20股深发展，现在已经拥有了30股，如果以每股35元的价格卖出，即使不算红利，两年时间，最早的400元已经成了1050元，国库券、银行利率哪能望其项背啊。其后，深发展股票价格开始直线上扬，半年时间已经逼近每股120元的价格。
第二部分 第18节：股市风云二十年（18）
1989年年底，深安达（000004，现在的ST国农）发行，抢购局面开始出现，面对汹涌而来的人群，发售部门决定每人限购3000股，短时间内，500万股深安达股票全部售罄。
1990年3月，原野实业（000005，现在的世纪星源）发行1650万股，引发万人空巷，凌晨1：00证券公司门口就已经排起长龙，面对人山人海，主管部门紧急出动大批警察维持秩序，第二天早上证券公司开门时，人如潮水般涌动，把证券公司的玻璃柜台都挤碎了。一江之隔的香港媒体都为此次抢购所震惊。
如此火暴的股票发行场面，自然推升了股价。深发展1990年年初从20元拆细为1元面值，每股2。8元，柜台交易数据显示，到1990年4月底已经上涨到了11元，4个月涨幅达到290％。
随后股市全面飙升，从4月到6月，两个月时间，深发展已经涨到了24元，相比年初，半年之内涨了900％左右；万科从1。3元涨到了7。5元，上涨了476％；金田从24元涨到了81元，上涨了237％；安达从1。5元涨到了8元，上涨了433％；原野从13元涨到了52元，上涨了300％。
巨大的财富效应举国关注，全国股民开始向深圳涌来，按当时的报道称，某村全村老少派村长用蛇皮袋扛着全村凑的钱来深圳炒股；港澳台的一些资金也悄然介入；就连普陀山的僧人也筹集了20多万元，派僧人来炒股。
按当时香港媒体的报道，从1990年3月份开始，证券公司门外简直是人山人海，把交通都阻断了。股票买卖不分昼夜地进行着。深圳市大量企事业人员已无心上班，全面投入股市。
面对始料不及的这波狂潮，深圳市政府接二连三地向各单位发出通知，严厉禁止机关干部利用上班时间炒股票，并开始出手调控股市。
牛市引发的高层担忧
首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对此轮牛市在《百年潮》杂志中，曾撰文做过这样的回忆：
1990年5月，深圳市股票市场突然出现了“股票热”，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当时深圳有3个证券交易窗口，即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中国银行证券营业部、深圳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证券营业部，进入交易的股票不过5家企业，其中较大的是深发展。1990年春，股票价格突然猛涨，导火索是因为深圳发展银行送股较多，分红较高；深层次原因则是深圳靠近香港，当地人对股市了解、接受得比较快。深圳市场国债买卖向来不够兴旺，股票却很兴旺，也与此相关。
当时，深圳股市突然连续翻番上涨，引起了震动，深圳人买，外地人也去买，一下子形成热潮。当时3个窗口网点门外马路边都是人。在炒买炒卖股票高潮的6月，每天约有2000多人站在证券公司门前围观或私下交易。因为没有交易所，没有电脑设备，转户也比较慢，所以围观的人非常多，可以说一夜间出现了拥有几十万元上百万元身价的富翁。
第二部分 第19节：股市风云二十年（19）
深圳热起来以后，上海也热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作为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受国务院委托，与中国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的同志一起去深圳、上海进行了3次调查，然后向国务院做过汇报，也与深圳、上海市研究过一些规范意见。
因为股市非常热，这引起社会上不同的议论和反响。有人说一夜之间发大财，社会主义不能允许；有人说会引起社会混乱；有人说是搞私有化。国内有些方面的负责人于是提出来，是不是暂时把上海、深圳的两个点停下来？继续下去会不会出问题？股票市场面临关张的可能。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同志感到很矛盾，也很担忧。
当时人民日报社《情况汇编》第346期发了题为《深圳股市狂热，潜在问题堪忧》的文章，报送中央领导。有5位中央领导同志分别做了批示。有的讲，应该立刻关掉；有的讲，应该制止不规范的股票集资。这些情况反映了当时理论上的禁区和认识上的障碍还没有突破，股票市场被看成是资本主义私有化的产物，这带来了很多担心和争论。
第一次调控出手
在人民日报社编发了《深圳股市狂热，潜在问题堪忧》的《情况汇编》之后；国家体改委、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组成联合调查组，从1990年5月中旬起对深圳证券市场进行调查。
5月29日，深圳限制涨跌停板10％。
6月中旬，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改革不再铺新点”，市场认为这将加剧股票的短缺。
6月18日，深圳将涨跌停板缩窄至5％。
6月26日，将涨幅缩至1％，跌幅还是5％，政策导向是鼓励下跌，不鼓励上涨。
7月1日，深圳开始实行《关于对股权转让和个人持有股票收益征税的暂行规定》，卖出股票需缴纳6‰的印花税；红利所得超过银行1年期利息部分，要缴纳10％的个人收入调节税。
10月，深圳市委、市政府做出决定，处级以上党政干部不得买卖股票。
问题是，对于种种利空，市场毫不理会，股价继续飙升，从6月到10月，深发展从24元涨到62元，如果从年初算起，一年的涨幅将近30倍；万科从7。5元上涨到17。19元，上涨了129％；金田从80元左右上涨到215元，上涨了165％；安达从8元涨到20。89元，上涨了161。13％；原野从52元涨到143元，涨幅175％。
疯狂的股市终于把主管部门逼急了，11月20日，深圳党政干部响应红头文件的规定，纷纷踏入股市开始抛股。
11月26日，万科、安达、原野开始下跌，多方退守在深发展和金田两只股票中，拼死抵抗。
11月28日，金田多头崩溃，开始做空。
第二部分 第20节：股市风云二十年（20）
多方继续盘踞在深发展中抵抗，空方开始在其他4只股票中发力，十几天后，深发展也全面失守，股价跌停。这样，半年以来始终上涨的深圳股市从12月8日开始掉头向下，自此开始9个月的长跌。9个月中，深市总市值抹去七八个亿，市值只剩35亿元，一片恐慌。
上海股市雄起
在主管部门对深圳股市调控之时，部分资金已经开始从深圳转战上海。
上海股市在资金的支持下，在深圳股市的狂热氛围下，也开始起步。
1990年5月，静安指数还在100点之下，当时的龙头股“电真空”，也就是现在的广电电子（600602）交易价90多元，按现在拆细来算，一股连一元都不到，不少深圳资金开始大肆建仓买入“电真空”。
到5月底，静安指数已经攀上100点大关。
6月底，静安指数110点。
7月23日，静安指数创出历史新高—123点。此时，越来越多的资金开始向上海汇集。
8月中旬，静安指数200点。
9月底，静安指数300点。
在此期间，电真空最高突破500元，大飞乐、小飞乐股价均在400元左右，申华（600653，现在的申华控股）股价392元，延中实业（600601，现在的方正科技）股价242元，爱使（600652）股价突破200元。
电真空里显身手
1989年，杨百万在《中国金融》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说由于保值利率的提高，信用社和银行把几十年的盈利都贴进去了，面临亏损的边缘。他敏锐地感觉到这是利率即将下调的信号，立刻决定抛掉国库券，买进股票。抛掉国库券的另一个原因是看到当时国库券价格实在太高了，达到120多元，而他手上的国库券成本都在100元以下。
当时上海股票市场非常低迷，交易者寥寥无几。营业部的员工好心地劝他不要买。但杨怀定坚信自己的判断。回头看这段往事时，杨怀定的总结是：“我有一个多年来一直坚持的习惯，就是坚信自己经过分析研究后的判断，而不愿理会证券公司或专业机构的话。”而国内外的股市历史也证明，无数高手死得最惨的案例，都是因为听了外部的消息、建议，没有坚持自己的判断。
他第一次买入的是电真空，也就是现在的广电电子（600602）。电真空面值100元，此前最高曾到过140多元，当时跌到91元。之所以买电真空是因为该公司规定最高红利率15％，最低不低于银行利息，也就是说，买电真空的收益率最差不会低于存银行。杨百万第一次买了3000股，将近30万元资金投了进去。
当时杨百万的盘算是，如果每股一年能分15元红利的话，一年4万多元，就可以做食利阶层了。那时的工资水平一般是每月100多元，一年才1000多元。倒也没有想到股票后来会这样大涨。
第二部分 第21节：股市风云二十年（21）
他当时对营业部的人说，估计利率要调低，所以买点股票放着。结果没多久，利息果然下调了。许多人都传说他有背景，知道内幕消息。杨百万说：“我哪有背景？我就是读报分析出来的。”
半年后股票开始暴涨，电真空涨到800元。他让助手化整为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