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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偷盗、诈骗、受贿、赌博、流氓、吸毒等等违法犯罪，归根结底都是享乐主义思想的作怪。所以说，享乐主义是导致人们堕落的腐蚀剂，是同无产阶级的幸福观根本对立的。
其次，强调精神生活是幸福的重要内容。人们的幸福感不能只来自物质生活的享受，同样也来自精神生活方面。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许多思想家也看得很清楚。如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说过：“如果幸福在于肉体的快感，那么就应当说，牛找到草料吃的时候就是幸福。”＇17＇另一位著名哲学家德漠克利特也说过：“幸福不在于占有畜群，也不在于占有黄金，它的居住处是在我们的灵魂之中。”＇18＇英国大剧作家莎士比亚说过：“一个人要是在他生命的盛年，只知道吃吃睡睡，他还算什么东西？简单不过是一头畜生。”＇19＇这就是说，人不同于一般动物，人是有理想，有思想，有情感，有丰富的精神生活的。一个人如果忽视精神生活上的满足，只把物质享受当做幸福，那么，这种幸福仅仅是动物水平的幸福。
毛泽东的幸福观，既重视物质生活的幸福，又重视精神生活的幸福。其实，精神与物质是对立的统一。人的幸福，除了物质生活和肉体等方面的追求外，还有精神生活上的追求和心理上的寄托。精神生活的内容包括高尚的情操，真挚的友谊，纯真的爱情，文化知识素质，健康的文化娱乐和体育等等，这些比之物质生活是更高级、更深层的幸福。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事实表明，只有物质生活的满足，没有精神生活上的满足，是无真正幸福可言的。一个人有了丰富的精神生活，有了为崇高的人生目的和理想献身的高尚道德情操，即使物质生活条件差一些，也是苦中有乐，仍感到生活的意义，生活的充足，感到是很幸福的。如：大科学家钱学森，放弃了国外的优厚的物质条件而回到祖国；又如，革命战争年代，物质待遇菲薄，但人的精神面貌却丰富、饱满。相反的，一个人如果缺乏理想，精神空虚，情趣低级，灵魂卑劣，即使有最富足的物质生活条件，也会感到整个生活枯燥乏味，内心空虚，前途渺茫，消极悲观，暮气沉沉。这种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的。
毛泽东强调精神生活对于幸福的意义，认为精神生活的满足高于物质生活的满足。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说：列宁说过，唯物主义最“唯心”。他们最能够刻苦，最不怕苦。金钱是物质，可是金钱收买不了唯物主义者。他们有最伟大的理想，因此，他们有顽强的战斗性。这就是说，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比唯心主义者更重视精神的力量和作用，真正革命的唯物主义者具有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节操，他们不求个人名利，不问个人得失，不图个人享受，不怕艰苦困难，对于个人的物质生活恰恰最为淡漠，而对于思想意识的修养，则最有严格的要求。毛泽东唯物辩证地阐述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他不但重视幸福的物质内容，更强调要用健康的科学的高尚的精神生活来支配自己的物质生活，才会真正享受人生的幸福和意义。他一直重视对人民的教育，提出要教育人民，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要扫除文盲，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加强科学文化知识学习，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指出：为了创造新的时代，必须解除反动统治阶级所加在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20＇在战争年代如此，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如此。1959年，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指出：“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他还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个人进学校，学文化，学技术，首先是应该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为了工业化，为了为人民服务，为了集体利益，而不应该是为了得高工资。他在1958年的一次谈话中又说：“人活着只搞点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不搞点帮助别人，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毛泽东这些论述集中到一点，说明无产阶级革命者应当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高尚的节操，他们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为了革命，一切眼前个人利益可以抛弃。伟大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是毛泽东幸福观的灵魂。
总之，幸福的内容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统一。物质生活条件是精神生活的基础和前提，精神生活是物质生活的升华，高于物质生活。我们既要重视幸福的物质生活内容，既要反对单讲物质生活不讲精神生活，把物质生活看作至高无上的享乐主义；又要反对过分强调精神生活，把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割裂开来，把幸福理解为离开物质享受的禁欲主义。
“斗争就是幸福”
王恕焕
马克思的女儿曾问马克思：“对幸福怎样理解？”他明确而简单地回答：“斗争就是幸福”。还在18岁的时候，马克思就在一首自叙诗的开头满怀斗争意志的激情，他写道：“既然斗争的火焰燃烧在我的胸膛，我怎能在悠闲中徜徉？要迎着风暴走，顶着战斗上，我怎能在半睡半醒中消磨时光……”他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说：“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21＇马克思把自己对幸福的理解，同“斗争”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幸福观和斗争观。
斗争，这是马克思的生命和意志的表露，是他性格的特点，也是他对人生最高法则与幸福的理解。在他进入中年之前的一生第一个25年期间时，就以极其现实的态度向自己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为了什么而斗争？以什么方式进行斗争？在他接受了人类思想界认识自然和社会方面所取得的一切真正宝贵的成果，有批判的加以改造并根据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创立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斗争科学，就高举起斗争的旗帜，团结了斗争的力量，同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资本家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同工人运动内部的各种错误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马克思在回答人们提出为什么要在革命队伍内部进行原则斗争时，指出：“在观点、利益和目的不一致的情况下，新时代的幸福是不能用假想的合理妥协和虚伪的合作等办法来达到的，这种幸福只有经过各个党派的斗争才能达到。”＇22＇马克思一生“目标始终如一”，毕生“为人类工作”，“为大多数人的幸福”进行顽强的斗争，并把“屈服”视为“不幸”。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艰难困苦、贫病交加中度过的。在马克思看来，生存意味着斗争。幸福在于斗争，不幸在于屈服。马克思为自己选择的是一条极其艰难的人生道路，但他坚信，对于一个战士来说，这又是一条幸福的道路。
毛泽东的性格喜爱斗争，他把幸福理解为斗争。还在青年时代，他就说过：“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23＇这表露了他喜爱斗争生活的性格特点，也表达了他把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斗争生活视为人生的欢乐。当他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更是自觉地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旗帜，自觉地把推翻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斗争同幸福联系在一起，把个人幸福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斗争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一经踏上了革命的斗争道路，不管前进的路上布满了什么样的荆棘，不管情况多么艰险，即使遭到了失败，他总能从中汲取新的力量，而且在历史的洪流中飘得愈久，就变得愈坚决，愈敢于斗争，愈善于斗争。正如恩格斯对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斗争是他的得心应手的事情。”＇24＇毛泽东在长期的斗争生涯中，为中国共产党人制订了进行斗争的战略和策略，不断的团结革命力量，同国内外敌对力量进行顽强的斗争，取得一回又一回的胜利，也同工人阶级内部、共产党内部的错误进行了原则的斗争，捍卫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目标、原则和荣誉。
毛泽东多次号召要学习鲁迅的斗争方法。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指出：“鲁迅的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人家说他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南腔北调集》。梁实秋说他背叛了旧社会，投降了无产阶级，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说他的文章用花边框起来，他就出《花边文学》。《申报》的《自由谈》编者受到国民党的压力，发牢骚说，《自由谈》不要谈政治，只准谈风月，他就出了《准风月谈》。国民党骂他是堕落文人，他的笔名就用隋洛文。他临死时还说，别人死前要忏悔，宽恕自己的敌人，但他对自己的“怨敌”，“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战斗精神和方法。
毛泽东的一生是斗争的一生。在他看来，幸福和斗争是同一的，离开从对旧世界的批判中找到新世界，离开推翻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斗争，就没有亿万人的幸福，也就没有他个人的幸福。所以，共产党人的幸福是同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斗争，同共产主义事业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幸福，才是人生真正的幸福。
毛泽东曾经说过：“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我们应该怎样正确理解和把握呢？“斗争哲学”，本来是抗战时期原国民党军队榆林地区总司令邓宝珊批评中国共产党的哲学的用语。毛泽东在党的七大讲话中，把它接过来加以肯定，说“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