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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萨克的激情具有传染性。他知道我会回应这个清楚有力的行动计划，并且相信我会支持他把音乐厅建成一个更专业的机构。我还来不及反应，他就提出让我领导一个指导委员会，负责为卡内基音乐厅的重建筹集资金。我对艾萨克的赞誉和亲身关注感到受宠若惊，但我此前从未筹集过真正大笔的资金，也不确定是否能当此大任。
在艾萨克的又一番甜言蜜语之后，我同意与卡内基音乐厅主席吉姆·沃尔芬森（Jim Wolfensohn）一起担任联合主席。后来，琼妮和我决定拿出250万美元作为资金筹集计划的启动礼物。我们的捐赠是自1891年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的初始捐赠以来最大的单笔捐赠。我的理由是如果我自己不愿意贡献资金，那么也就不能要求别人愿意。
一切都很顺利，直到我宣布从美国运通辞职。没有了大公司的支持，我怀疑自己是否还有留任资本筹集运动联合主席的资格。我立即致电艾萨克和吉姆·沃尔芬森，辞去这一职务和我的董事会席位，但他们都立即拒绝了我的请求。艾萨克尤其反对，并保证我仍然拥有他的信任，对我说我的热情和投入才是重要的。他的话与琼妮的话如出一辙，那就是我的自我价值并不总是与某家大公司联系在一起。他的真挚友谊对我意义非凡，说明我并不需要一个神奇的公司头衔来显示我的重要性。
在接下来的一年，我全心全意地为卡内基音乐厅筹集资金，这为我每天在西格拉姆大厦办公室的无聊而沮丧的生活提供了急需的放松。我们筹集资金的努力很快硕果累累。随着资金的流入，卡内基音乐厅加速了长期推迟的重建计划。压顶石在1986年底落成。我们筹集了大约6000万美元，将主音乐厅和一个小一点的独奏厅完全翻新。
经过七个月的修建，流光溢彩的卡内基音乐厅在12月重新开放，并举行了盛大的庆祝，由市长剪彩，举办了两次正式晚宴，上流社会人士悉数到场。当晚的音乐由纽约爱乐乐团演奏，还有弗兰克·西纳特拉（Frank Sinatra）、勒拿·霍恩（Lena Horne）、弗拉基米尔·霍罗威茨和伦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等人的表演。仅三周之后，琼妮和我就参加了一次更为秘密的庆祝，琼和斯坦福·I·韦尔独奏厅的开幕。艾萨克和吉姆慷慨地决定将新修的剧场以我们的名字命名，感谢我们的捐赠，因为它刺激了后来的筹资活动。
重建卡内基音乐厅使我领略到慈善业的乐趣。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把钱捐出去的感觉比不得不挣钱的感觉更好。我还非常喜欢与卡内基音乐厅的专业人士共事，与他们发展了深厚而持久的友谊。直到艾萨克·斯特恩2002年去世，我们都保持着非常美妙的友谊。艾萨克鼓励我放宽思维、大胆想象，就像塔比·伯纳姆早年鼓励我一样。我一直最尊敬的人是充满激情、智慧、幽默和从容的人。从这一点上讲，艾萨克毫无疑问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个未来主义梦想家，而不仅仅是他所自称的“拉小提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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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朱迪·阿隆（Judy Arron）的关系也非常不错，她是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聘请的艺术和执行总监。朱迪教会我许多音乐知识，因为我们我们经常一起看表演，她会为我讲解一段音乐的每一个细节。朱迪有非常了不起的商业意识和预算及营运方面的才华。在董事会议上，艾萨克总是说一些富有激情的话，让每个人热情高涨，朱迪则负责往接下来的讨论中添加一些务实的东西。
我在20世纪80年代对卡内基音乐厅事务的深入为后来的许多有价值的经历奠定了基础。吉姆·沃尔芬森1991年放弃主席职位时，艾萨克让我接手，我非常骄傲的是，从我担任主席至今，卡内基音乐厅的捐款金额已经从200万美元增加到2。5亿多美元。
当我思考是什么加强了我对这个美好机构的忠诚时，我总是回想起那些富于我激情的友谊，尤其是艾萨克在我人生相对艰难的时候对我能力的信任。1985年底，我需要确认自己仍有真正的朋友，艾萨克满足了我。
虽然艾萨克和我的家人帮助我保持了自信，但在1985年秋天我仍然感到不安。杰米和我继续寻找投资方案，但没什么能吸引我的注意。我已看出找到令人激动的新业务比我想象的更难。突然，我接到沃伦·赫尔曼（Warren Hellman）的电话，他曾是莱曼兄弟的总裁，退休后去西海岸建立了自己的投资银行。沃伦热衷于旧金山的业务和社会生活，因此对该市的几家大公司被合并吞噬感到很沮丧。
现在出现了新的危机：旧金山的著名商业银行美洲银行陷入严重的财务困境，沃伦担心这样一家重要的公司出现混乱可能给整个城市和当地公司带来严重伤害。他知道这家银行急需更换领导层，一直在寻找一个能够恢复这家银行的财务实力和信誉的人。我们共同的朋友，沃切尔…利普顿律师事务所（Wachtell Lipton）的大律师马蒂·利普顿告诉他我现在是闲着的，敦促他给我打电话。
沃伦讲述了使这家80年的老牌公司受到伤害的一系列事件。二战后的30年，美洲银行在规模和创新上都是业内领先的。但在20世纪70年代，这家银行将领导地位让给了花旗公司，并失去了自我控制。通货膨胀和金融创新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伤害了银行业，导致美洲银行和许多其他银行一样为了维持盈利进行疯狂贷款。不久以后，这家银行就爆出了与欠发达国家、油田、商业房地产和农业相关的信贷问题。到80年代中期，公司的股票价格大幅下滑；长期投资者被激怒；许多董事会成员开始闹事。这家公司和它的董事长萨姆·阿马科斯特（Sam Armacost）都面临完蛋。
赫尔曼没花多少功夫就激起了我的兴趣。我喜欢这家公司并且认为它的股票价值被低估了。我熟悉营业部和信用卡业务，我也有信心能够管理一家零售金融服务公司。杰米和我很快搭上了去旧金山的飞机。我们在沃伦俯瞰海湾的办公室与他见面，他立即向我保证：“现在是更换管理层的最佳时机，你又是接手的最佳人选。你是一个缔造者；你有时间；除你以外没有别人具备你这样的资历。”
有了这样的开头，再来一番雄心壮志就变得简单。
我们卷起袖子很快敲定了三点计划：寻求几名特定董事的支持，注入新鲜资本，全面改善银行的营运。沃伦问我需要筹集多少资本，这当然是最紧迫的问题。我回答说我们应该谨慎，让投资者放心，因为银行的财务稳定性是第一位的。杰米和我已经做了大量的计算工作，我们认为10亿美元应该差不多。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但我们都认为凭借我的声望和我们的关系网筹到这笔钱是可行的。
11月和12月，杰米和我在西海岸度过了大量时间，准备接手美洲银行。我们请摩根士丹利的鲍勃·格林希尔担任我们的另一位顾问，格林希尔和沃伦安排我们与几名董事的谈话，他们看上去持支持态度。前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和查尔斯·施瓦布公司CEO查克·施瓦布（Chuck Schwab）尤其支持我们。
实际上，施瓦布对美洲银行的管理层非常生气。他把公司卖给美洲银行，却从没料到会出现后来的问题，他急切地想把公司买回去。他尽情数落着这家银行的坏处：“这是一个漏钱的筛子……他们毁了自己做生意的能力……他们的高层人员根本不称职。”他还向我们详细讲述了董事会的权力斗争以及银行的财务和营运细节。
我还去找了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席保罗·沃尔克，因为在向美洲银行提出具体建议前，我应该先探探他的态度，以避免日后的尴尬。我在一个星期六的早上到达华盛顿，我们在水门饭店一起吃午餐。我在美国运通任职时就见过沃尔克，因此我们并非完全陌生。我告诉他我的计划，并强调我有能力注入资本，也有管理才能。沃尔克礼貌地听着，但可以预料的是，他小心地没有表达对美洲银行的任何评价。然而，他也没说任何让我认为联邦储备委员会将出面反对的话。在这类会谈中，最重？的事就是听懂那些没有说出来的话。
我的前期推销工作差不多已经完成。我只需要获得琼妮的支持。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我不记得还有哪次她对我的提议如此反对。让我吃惊的是，搬到加利福尼亚的想法让她非常不愉快。她不愿意离开在东部的朋友和孩子。杰西卡也没帮腔，她认为我顽固，指责我对美洲银行感兴趣是出于错误的原因，是因为我就是对管理大公司着迷。虽然遭到反对，我还是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妻子的支持。琼妮从没有说出同意，但我成功推迟了争吵，只是说：“先不要着急，等需要着急的时候再说吧。”然后便专注于我的计划。
我们最后在新年前后将计划付诸实施。沃伦致电CEO阿马科斯特传达我对美洲银行的兴趣，并提议进行一次会谈。沃伦没有说明细节，只是说我准备提供资本来换取管理职位。由于没有防备，阿马科斯特最初接受了邀请，但隔夜就回电不做解释地取消了会谈。他一定对我们的建议感到了威胁，最初同意会谈只是为了拖延时间。几天后，美洲银行令人震惊地宣布1985年亏损近3。4亿美元，将中止派发股利。这家银行已经磕磕碰碰地走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意外的停发股利说明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了。
我的顾问和我都认为应该把我们的建议变成书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