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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将国内政治因素与其制度理论框架有机地整合起来。正如他自己所言，他对国内政治的研究主要还是从经验角度入手，并未系统化，这方面的修补工作目前主要还是他的一些学生在进行。
在新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些批判理论家看来，基欧汉的国际制度理论最大的问题，是忽视了制度的正义性问题。从建立相互依赖理论开始，基欧汉的主要关照对象一直是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非西方世界及其与西方的关系并非考察和解释的重点。尽管他强调相互依赖的非对称性，承认全球化收益严重不公，但其理论框架主要关注制度如何起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现行制度本身的性质或者说实际存在的“制度霸权”问题。现有的国际制度无疑主要是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国家主导设计和维持的。在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批判者看来，这正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强制和压榨的边缘地位的一个重要根源。国际制度决定了“谁在什么时候，可以得到什么，如何得到”这样的问题。70“敏感性”与“脆弱性”仅仅触及谁更容易受到制度规则变化的影响这个问题。人们还会进一步追问，这些制度究竟是“谁的制度”。随着全球化的扩展，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的政治背景更加复杂化，国际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制度的创设与维系，还包括制度的改良与变革。制度究竟能够承担多大责任，发挥多大作用、何种作用，不仅取决于制度的有效性与民主合法性，从根本上讲还取决于制度的合理性与正义性。
基欧汉的制度主义理论的美国取向也是非常明显的。制度主义理论试图解释的对象，从地理范围来讲主要局限于西方工业化国家，从理论的立足点来看，则主要反映的是美国人的立场和视角。事实上，20世纪70…80年代有关美国霸权衰落及其后果的话题，是基欧汉研究相互依赖和国际制度问题的一个基本的政治背景。基欧汉对此并不讳言。他公开承认，理论不可能存在于真空之中，而是产生于理论家所面对的形势和困境之中，因此他的观点无疑是倾向于美国的。71与福山一样，他也认为1989年以后自由资本主义再无一个对手，冷战终结在经济方面最深刻的影响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系的进一步合法化，而美国仍然是这个经济体系的主要护持者。“在国际制度方面，除非美国带头维持国际机制，其他国家没有利益或能力作出自己的贡献”。但他关于军事力量的作用仍在继续下降，尤其是苏联这个对手崩溃后“美国的精确制导武器和信息战武器可以刀枪入库了”的预言，似乎经不起推敲。实际上，他承认，冷战终结虽然没有加速军事全球主义，却与技术变革相结合，促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由美国所主导的军事全球主义。72
不过，我们不应该夸大基欧汉制度主义理论的现实政治指向。作为一位“以学术为业”的学者，他对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实践的西方价值取向和美国中心主义并非毫无保留。他很清楚，机制往往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和政治强国。如果机制不存在了，美国必定创立新机制。73苏珊？斯特兰奇曾经指出，商业自由主义过分强调强国所提出的规范性主张的合法性，忽视了弱势群体的立场，从而贬低了有关平等的自由主义价值。应该说，基欧汉对此也有所警觉，他并不赞同商业自由主义关于市场无需调控的观点，认为某些调节措施是必要的，这不仅是为了保证市场有效运转，也是为了消除市场所产生的不公平现象。74
迈克尔？苏尔（Michael Suhr）正确地指出，理论之间的对话与竞争是学术进步的动力。知识从根本上讲是可以相互媲美的。一种研究纲领无论如何严密也不可能阻止外部概念的融入。在许多情况下，不同的研究纲领其实是从不同的侧面来解释相同的现象，甚至解释不同的现象，就此而论，它们具有互补性。75基欧汉思想的变化历程表明，他对世界政治的现实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对美国的国际地位始终予以强烈关注，力图使自己的观点为主流学派和公众所倾听。但基欧汉同时也是一位严肃认真的学者，善于把握学术发展的脉搏，总是以开放的态度来看待各种新思想及其对自己的批评，从而使自己的研究不仅贴近现实，也能够站在思想与理论的前沿。
基欧汉的理论融合了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思想体系的许多内容，又与它们有许多重要区别。他试图在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物质本体与非物质本体、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表现出某种二元论倾向，而且他的思想总是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发展。因此常常使人感到很难将他归入国际关系经典流派中的任何一种。鉴于其中的现实主义成分，有人甚至称之为“修正后的结构现实主义”76。基欧汉的世界政治理论在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谱系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看来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的确，正如基欧汉本人所言，无论从本体论、认识论还是方法论的角度讲，现实主义、无论是经典现实主义还是结构现实主义与他的制度主义多有相通之处。例如都关注权力特别是国家权力问题（批评基欧汉忽视权力在他看来是“最愚蠢的批评之一”），都是行为体导向的个体主义理论，其开创者都遵循新实证主义的事实标准。但它们之间的区别也很明显，主要涉及世界政治的竞争强度，规则、规范和制度的作用，行为体可获知的信息变化的影响及其制度环境、问题领域之间的联系与区分，等等。在基欧汉看来，现实主义尽管是非常实用的“初始理论”，但视野太过狭窄，缺乏包容性，它舍弃了太多东西，例如制度、跨国关系、国内政治和观念的作用，它长于结构，却短于进程。77
如果我们透过理论的外在形式，进一步探究基欧汉思想深处的历史观和政治哲学根源及其所蕴含的价值取向与精神气质，便不难认定，基欧汉的理论本质上仍属于个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范畴。问题的关键在于他所坚持的是何种类型的自由主义。
在历史观上，基欧汉的看法与自由主义学派一样，认为历史是平稳进步而非螺旋式上升的。这正是启蒙主义的思想前提之一。但与一些自由主义者不同，他认为历史的进步不是自动发生的，而是某种需要努力争取的政治可能性。因此他不同意共和自由主义或商业自由主义关于贸易自动导致利益和谐基础上的和平的观点。他强调，国家之间首先是竞争，其次才是合作。这种历史观是基于一种与传统主义完全不同的对人类行为的看法。他更加强调人类影响历史进程的可能性，不赞同历史沿着既定轨道螺旋式发展的观点。他通过揭示国际制度对于促进国际合作的作用以及相互依赖和跨国交往进程的影响，来证明人类有可能找到促进国际合作、改良国际秩序的有效途径，也可以通过对政治领导人、商业精英和普通民众的政治启蒙来影响国际事务的进程。这显然带有古典自由主义的痕迹。78
基欧汉的制度理论通常被称为“自由制度主义”（liberal institutionalism）或“新自由制度主义”（neo…liberalinstitutionalism）。但他本人认为这些标签并不准确，他更愿意称自己为“制度主义者”（institutionalist）。他承认，其理论确实源于自由主义，受50、60年代地区一体化研究的影响而提出的复合相互依赖显然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概念。79国际制度理论就是探究“在相互依赖的情景中国际制度如何运作”，相互依赖是国际制度运作的情景，制度是对相互依赖的反应。80基欧汉认为最有助于分析这个问题框架的就是自由主义。但自由主义有多重内涵。商业必然导致和平，人性本善，历史进步具有必然性等传统自由主义的观点与他的理论没有任何关联。此外他也不赞同自由优先于平等和社会正义的观点和90年代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的所谓“华盛顿共识”（要求解除发展中国家对市场的管制）。81他还提醒人们注意，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解释框架是不完整的，作为规范是短视的，作为政策药方则可能事与愿违。
但他也时常称自己是成熟的自由主义者。他区分了四种类型的自由主义：共和自由主义、商业自由主义、调节自由主义和成熟（复杂）的自由主义。在他看来成熟的自由主义（sophisticated liberalism）结合了商业自由主义和调节自由主义（以及共和自由主义）的优点，是最有利于促进和平与繁荣的选择，特别是后两者的结合可以建立一个解释世界政治，评估国际制度的良好框架。复杂的自由主义的核心是强调创立国际制度以促进经济交流与国际合作。他还表示，自己的自由主义主张认可朱迪斯？辛克莱所说的“恐惧的自由主义”，但同时对进步充满希望，既强调人类的相互依赖产生了纷争，导致了对制度的需求，也强调制度可以使压制性的。他所推崇的自由主义知识英豪是洛克、麦迪逊和罗尔斯。总之，他的自由主义观坚决反对乌托邦主义。82
显然，他主要是不赞同类似于一战后的那种自由国际主义或理想主义。他经常有意识地与之划清界限，这一方面是因为他那一代人深受现实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一贯强调理论应该被主流所“倾听”，应避免因过于极端而被边缘化。
基欧汉在一篇自述中称，他对世界政治的看法根植于自己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深受家庭的影响。其中包括对改善人类处境，实现社会正义、公民权利和世界和平的道德信念。他对国际合作问题的兴趣既反映了他对冲突与暴力的厌恶，也是出于这样的信念：通过理性和对他人的同情与理解，人类有能力改造世界。他宣称，“我是一名启蒙之子，”相信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