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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和跨国主义模式，从而留下一个后来才试图修补的重要理论空白。而且，在当时的形势下，其理论的关注点也主要在于解释西方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关系。9
他们对国际制度的理论研究此时还处于初始阶段。他们是将国际机制作为跨国主义与相互依赖的主要例证来加以讨论的，并且主要是从历史的角度对后来被视为国际制度之组成部分的国际机制进行经验式探讨，理论抽象的程度不高。但他们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界对国际机制的研究。
“复合相互依赖”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它的提出使基欧汉和奈逐渐成为70年代后期以来英美国际关系研究第三次大辩论（或所谓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范式间辩论”）的主角。《权力与相互依赖》与沃尔兹于197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新现实主义正式成型的标志）一书，都被论战各方广泛引用。10到了80年代初，学术界普遍把国际关系理论概括为新现实主义、复合相互依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分天下。新自由主义（虽然尚未正名）作一个新的学术流派已初具规模。11
二、功能性国际机制与自由制度主义
70年代末，冷战的缓和由于苏联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而宣告结束，美国的霸权地位发生动摇。美国学术界又围绕现实主义的假设展开论战。基欧汉此时也将研究重点转向考察美国霸权地位的变化对发达工业化国家之间合作的影响。他采取以退为进的研究策略，接受了现实主义的一些重要假设，试图证明即使以这些假设为基础，仍然可以论证在“霸权后”时期国际机制将继续存在并促进国际合作。也就是说，即使在由理性和自私的国家行为体主宰的无政府世界里，国际机制依然是解释国际体系中的行为的重要因素。12为此，他借鉴了经济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对自己此前关于机制演变的国际组织模式的假设作了详细阐述，在80年代中期提出了功能性机制理论，并在90年代初形成了自己系统的制度主义学说。
这个阶段的代表性论著主要有三种：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1989年出版的论文集《国际制度与国家权力》13和同年出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二版。《国际制度与国家权力》汇集了基欧汉过去20年的主要学术论文，清楚地反映了他自70年代末以来发展机制理论，确立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体系，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向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命题靠拢的思想历程。《权力与相互依赖》的第二版同样显示了与现实主义者的趋同，其中基欧汉与奈对学术界的主要批评作了回应与说明，澄清了一些误解，并坦率地指出了第一版存在的理论缺陷。集中体现功能性机制理论的《霸权之后》一书，则被认为是基欧汉最重要的著作，代表着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的初步确立。
70、80年代之交，如何看待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1977…1984年这7年间，基欧汉的研究重点是力图说明国际机制的作用和国际社会对国际机制的需求，14并着重探究美国相对衰落后，建立在诸多国际机制基础上的国际秩序会发生什么变化。他吸收了理性选择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系统阐述了自己的功能性国际机制理论。
在这个阶段，基欧汉基欧汉放弃了把“复合相互依赖”视为现实主义的替代模式的企图，转而接受了结构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假设，例如无政府状态是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国家是单一、理性、最主要的国际行为体。他承认，自己将注意力重新转向国家，是因为认识到非国家行为体仍然从属于国家。15跨国行为体实质上通常由来自特定国家的人所管理，仍然是以国家为纽带并以此形成自己的价值观。16他认为权力与相互依赖并非彼此独立的。“非对称的相互依赖”实际上就是权力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他把国际机制视为国际体系的组成部分，而国际体系则是建立在主权和自主原则之上的，这与现实主义也没有根本的分歧。
这一转变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和描述过于简单化，因此有些批评并不中肯。例如，现实主义者从不认为武力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可用、有效的政策工具，或者无需作任何限制。其次，现实主义者批评道，政治、军事权力的分配与相互依赖的状况无关显然不是事实。例如，克拉斯纳在研究美国的原料政策时，就表明美国有能力追求前后一贯的“国家利益”，而不顾国内利益集团的要求。他还证明，霸权力量与国际贸易中的相互依赖的程度存在某种关联。沃尔兹在阐述均势的重要性时，也证明相互依赖不但远未使权力过时，而且事实上还有赖于美国提供条件的能力与意愿。第三，70年代末80年代初，冷战再起高潮，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复合相互依赖将进一步扩大并使现实主义更加陈旧过时的预言。17
但通过考察国际机制的功能性作用，基欧汉的基本结论与现实主义大不相同：国际机制有助于促进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他认为，权力与自我利益固然重要，但沃尔兹、吉尔平等结构现实主义者夸大了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及其后果，低估了国际机制的作用。尽管国际社会缺乏正式、合法的权威等级制，非正式的治理因素仍然存在，其形式是机制和制度以及在时间和空间上可以确认的许多相互联系的规则、规范。它们都有助于国家解决集体行动与市场失败问题。18
基欧汉把世界政治比作不完善的市场，其特征是制度缺陷妨碍了互利合作。在国际关系中，交易成本很高，国家可能因为担心其他国家违背承诺或者无法监督他国行为而不愿合作。制度极大地有助于克服此类问题，使互惠原则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制度可以塑造他者对恰当行为的认知，影响对他国偏好、意图和行为的预期，通过改变体系环境促进国家战略的变化，从而使追求自我利益的国家能够继续合作。通过颠倒科斯定理的逻辑并借助制度经济学和工业化组织原理，基欧汉认为机制有如下功能：在相关问题领域创建某种近乎法律义务性质的模式，使有关国家基于相互倾同的预期以及对违约者的制裁而遵守规则；通过使信息更为对称等方式减少不确定性；降低合法的讨价还价的交易成本，增加不合法的讨价还价的交易成本。19总之，制度降低了制定、监督和实施规则的成本，通过提供信息促使各成员国作出可信的承诺，而确保遵循承诺的因素主要是互惠。
他借助理性选择论来解释在霸权之后的机制维持与创新，从而对当时颇为流行的霸权稳定论提出了质疑。按照“霸权稳定”的逻辑，美国霸权的衰退势必导致国际机制的自动衰落，进而导致整个秩序或“美国治下的和平”的瓦解。但是根据基欧汉的功能性机制解释框架，理性、自利的国家只要彼此有互补或共同利益就会相互合作。出于获取某些利益的考虑，理性的单位将维持或创造国际机制。也就是说，可以用机制被预期达到或从理性的角度将被期望实现的效果来解释机制形成的原因。一个国家之所以愿意维持或创建某个特定机制，是因为它想以此实现某种预期目标。20
显然，“霸权稳定论”仅仅将机制视为基本的因变量（即国际体系结构和寻求权力行为）与相关结果之间的干预变量。基欧汉则将其作为独立的解释变量，并由此认为，权力模式的变化并不能解释合作模式的变化，通过非霸权国家的合作，在美国霸权体系下确立的有关公益（public goods）的规则将继续发挥作用。因此结果可能不是机制的变更而是机制内部的调整。而且，由于具有共同或互补利益的国家之间的非霸权式合作，还可能产生新的机制。21基欧汉还通过考察贸易、石油与金融等问题领域，来检验其修正后的有关制度化合作的“功能理论”。他发现美国权势的衰落只是这些领域的机制衰弱的部分原因。即使在1970年以后（他认为此时美国已失去霸权地位），国际秩序并未被摧毁，贸易、金融领域的国际合作依然是主流，发达工业化国家仍然试图在世界政治经济领域协调彼此的政策。世界并未回到30年代那种相互倾轧的政策局面。
总之，维持国家之间制度化的合作并不需要长期依靠霸权所提供的条件，尽管在建立机制时这种条件是必要的。基欧汉的功能性机制解释框架的作用就在于，即使在分析最初创建机制的结构性条件的变迁时，它也能够解释这一机制所具有的持久性。这一理论创新极大地激发了其他国际关系学者在各种问题领域验证该理论的热情。基欧汉本人也将功能性机制理论视为自己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22
自《霸权之后》出版以来，基欧汉一直在继续阐述其新自由主义研究纲领。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两极格局的瓦解，国际关系研究面临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国际关系理论进入了一个更加多元化的时期。在经验的层面，基欧汉此时将注意力转向欧洲，用机制理论来分析欧共体的决策以及在发展环境机制方面的合作潜力。23在理论的层面，则将研究重点从分析国际机制作为一种独立变量对于解释国际现象的重要性，转到分析西方既有的制度要素如何影响国家战略并进而影响冷战后的欧洲。24其目的是建立系统的国际制度理论，进一步确立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纲领。
在此有必要对基欧汉所使用的“机制”与“制度”这两个概念稍作解释，尽管他在实际使用时经常并不作严格区分。
“机制”（regimes）这一概念最早由约翰？鲁杰引入国际关系学界。25但人们对其内涵和作用的理解很不相同。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基欧汉和奈将“机制”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