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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亚历山大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反映了巴尔的摩的孩子们如果一整年都上学将会由怎样的结果。答案就是，穷孩子和富孩子在小学毕业时数学和阅读达到同等水平。
突然之间，亚洲人在数学方面的优越性变得更明显了。亚洲的学生没有很长的暑假，为什么他们没有呢？他们的文化认为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这是通往成功的道路，所以不可能给孩子放整整3个月的暑假。美国的学年平均只有180天，韩国的学校有220天，日本的学校是243天。
在最近给全球学生的一个数学测试中，参试者被问到的问题之一就是，在他们以前的代数、微积分、几何科目问题中有多少是学过的？日本12年级学生的答案是92％，这就是一年243天学制的价值。你必须要有时间学习所有需要学习的知识——没有时间让你闲下来什么也不学。而对于美国12年级的学生来说；问题的答案是54％。对于美国最穷的学生来说，上学不是问题，暑假却是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KIPP学校需要解决的，他们决定将稻田的故事拿出来教育美国的城市孩子。
4．
“他们7点25分上课，”布朗克斯KIPP学院学生大卫·李文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在上了一门思考技巧方面的课程，一直到上到7点55。我们每天有90分钟的英文课，90分钟的数学课。除了五年级的学生，我们每天两小时的数学课；一小时的科学课，一小时社会科学，一小时的音乐课，而且每周至少两次。还有75分钟的管弦乐器课，每个人都要上管弦乐器课。每天从7点25到直到下午5点00。5点00之后，有课后作业俱乐部、课后留校学生和体育小组。有的孩子从早上7点25一直呆到晚上7点00。平均每天算下来，去掉吃午餐和休息的时间，与传统的公立学校的学生相比，我们这里的孩子每天要多出50％至60％的学习时间。”
李文正站在学校主要的走廊上。此刻是午饭时间，穿着校服的学生们正安静而有序地排队，一个女孩的衬衣下摆露了出来，李文拦住了她，“拜托，帮下忙。”他一边喊一边做把衣服塞进去的动作。他继续说道：“周六时，他们上午9点到，下午1点走。在夏季，则是上午8点到下午2点。”这里所说的夏天是在7月份，KIPP的学生会在这个月多上三个星期的课。这些学生正是被亚历山大界定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他们在暑假里没有继续学习的机会，因此，KIPP的暑假时间不长。
“一开始很难，”他继续说：“他们一整天都坐立不安。因为他们缺乏耐力和动力，而我们也缺乏能够产生鼓励作用的物质奖励，只由传统的纪律约束。在所有情绪混杂交织的时候，我们和他们谈勇气和自我控制，孩子们都懂得这些。”
李文走进大厅，他来到八年级一个正上数学课的班极，悄悄地站在教室的后面。坐在教室前面的是一个名叫亚伦的学生，他正从思考技巧那页开始做习题，这是KIPP学生每天早晨都要做的练习。男老师弗兰克·科科伦扎着马尾，坐在一旁的椅子上观察着学生，偶尔参与学生的讨论并做指导。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美国的教室重复，但这里却有不同之处。亚伦花了20分钟时间认真地研究着一道题，他不仅自己思考，还参与班级的讨论。他不是只为了得到答案，而且还在寻求否有更多的解决方法，而雷妮则费了好半天的劲儿终于搞明白了未知斜面的概念。
“增加的那部分时间里气氛很轻松，”科科伦在下课说，“我发现数学教育更接近于“下沉或游泳”的游戏。速度至上，谁第一个做出来，谁就会得到奖励。所以就形成了这种看法，有些人能够学好数学，有些人压根儿就不会数学。我认为，应该延长时间让老师多做讲解，同时也为了让孩子们有更多的时间消化这些知识。也即是要不断的复习，虽然可能会慢一点。这似乎是违反常理的，但结果却是，虽然我们速度较慢，但我们完成得更多。孩子们也会记住得更多，理解得更好。这也让我们更为放松，我们有时间做游戏，孩子们也可以问任何他们想问的问题。即使我需要为他们解释更多，我也不会觉得时间紧迫。而当我备课需要查询更多资料的时候，我也不会感到时间的压力。”增加的那些时间不但让科科伦的学生觉得数学有意义，也让他们清楚地看到努力和回报之间的关系。
教室的墙上挂着几十个考试证书，是由纽约州考试委员会颁发的。这些都是科科伦的学生所获得的荣誉。“我们班里有一个女孩，”科科伦说。“她在念5年级时非常恐惧数学。每个星期六当我们补课的时候，她都会大哭，眼泪流个不停。 “在回忆的时候，科科伦有点儿情不自禁。他继续说道：“几个星期前她还给我发了电子邮件，她现在已经上了大学，主修会计。”
5。
在这所神奇的学校中有很多失败者变为成功者的事例。当然，这种故事司空见惯，就像发生在鼓舞人心的书籍和感伤的好莱坞电影里一样。回到现实，在KIPP这种学校的学习生活实在非常枯燥。想像一下每天要花大量的时间学习，要比其他孩子多用50％到60％以上的时间学习时候的感觉吧，听一听KIPP学生的典型的一天吧。
这名学生的名字是玛丽塔，她生活在单亲家庭，家里只有她一个孩子。她的母亲没有上大学，母女二人住在布朗克斯的一个公寓里，两人挤一个卧室。玛丽塔原来是去从家里去街道的教会学校，直到她的母亲听说KIPP。“在上四年级的时候，我和朋友坦尼娅都申请了KIPP学校，”玛丽塔说。“我记得是欧文斯小姐给我做的面试，她告诉我KIPP的学习生活情况，但听起来就好像我要进监狱一样。我几乎快要哭出来了，但她的样子好像早就见怪不怪，好像在说你爱签不签。这时刚好我妈妈来了，于是我只好签字。”
就这样，她的生活就此改变了。（阅读下文时，请记住玛丽塔当时是12岁。）
“为了早到学校，我早上5点45分起床，”她说。“接着刷牙、洗澡。如果我起晚了，我会在学校吃早餐。如果我花费时间太多，我的母亲就会对我嚷嚷个没完。然后，我在公共汽车站和朋友黛安娜、史蒂芬汇合，一起搭乘1路公共汽车上学。”
早上5点45分起床对KIPP学生来说是相当普遍的，尤其是那些需要搭乘公共汽车和地铁去上学的人。李文曾走进七年级的一个班级调查，这个班有70个学生，正在上音乐课。他用学生举手的方式来统计起床时间，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学生承认他们6点00后醒来，其余四分之三的学生都说自己在6点00前醒来，而几乎一半的学生都表示自己在5点30分前醒来。何塞是玛丽塔的男同学，他说为了完成前一晚上的家庭作业，有时三、四点就已经醒来，作业完成之后才“可以回去小睡一会儿。”
玛丽塔继续说道：
“我会在下午5点离开学校，如果不浪费时间的话，我会在5：30到家。我迅速和妈妈打个招呼后，就开始做功课。如果作业不太多，我大约会用2到3个小时完成，一直到晚上9点。而如果还要写作文的话，我就可能要到10点或者10点30分才能完成。
有时候，我妈妈会让我休息吃完晚饭之后再做作业。我说先不吃，但她要求我必须吃。此时已经晚上8点钟了，我们用半个小时吃完晚饭之后，我就回去继续学习。我妈妈总希望听我讲一些在学校的事情， 所以我只能快速地讲完，否则我就不能在11点之前上床睡觉。我准备好第二天上课的东西之后上床，告诉她这一天所有发生的事情。说完这些，大概也到11点15分了，她也就很困了，然后，我们睡觉。第二天早晨，我们重复前一天的事情。我和妈妈住在同一间卧室里面，房间很大，足以放下两张床。我和妈妈离得很近。”
她用一种孩童特有的实话实说的方式讲述这一切，他们无从知道自己所处的环境是如何的不寻常。有时候，她像一个正在努力寻找合作伙伴的律师，有时候又秒年个像一个住院医师。在她有黑眼圈的眼睛里，有某种东西正消失在咖啡杯升腾起的热气里，虽然她还只是个小孩。
“有时候，作业没有完成还不能睡觉时，我就只能继续，”玛丽塔继续下去，“我睡觉一般都在12点，但到了第二天下午，瞌睡就来了。我会在课上打瞌睡，但我不得不强迫自己保持清醒，因为我必须学习。记得有一次上课，我睡着了，老师看到对我说，‘我可以和你在课后谈谈吗？’他问我， ‘为什么打瞌睡？’，我告诉他我睡觉很晚。当时他的样子好像在说‘你需要早点睡觉。’”
6。
玛丽塔的生活不是典型的12岁孩子的生活，这也不是我们希望的12岁孩子的生活。我们希望孩子有做游戏，做梦和睡觉的时间。但玛丽塔有她的职责，她被要求做出类似韩国飞行员不得不做出的那种艰难选择。对韩国飞行员来说，他们要想在自己的领域内取得成功，就必须摆脱自己的部分身份，因为那种对上级无限尊重的韩国文化，仍然盛行在飞机驾驶舱内。玛丽塔也只能这样做的，因为她所接受的文化遗产与她所处的环境不匹配。中产阶级家庭强迫他们的孩子在周末和暑假的时间学习，但她的社会没有给她这些，她不得不怎样呢？她只能把晚上，把周末与朋友们相处的时间都让给KIPP，而所有这些在她过去的世界里是难以想象的。
下面是玛丽塔又一些让人辛酸的描述：
五年级时，我和一个过去上同一学校的女孩关系很好。每到周五放学，我就会去她家呆到我妈妈下班。因此，我常常在她家做我的功课。但她永远不会有任何功课。她会说：“哦，天哪，你呆得太晚了。”她说她想去KIPP，但随后又说在KIPP学习太痛苦了，她并不想这样做。我说，“每个人都认为在KIPP学习很痛苦，但一旦习惯那里的一切，你就不会真的觉得痛苦了。”她回答说：“这是因为你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