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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亚历克斯这样轻易就打断了医生的话——“我不是10岁。”这是一种权利：他的母亲允许他一时无礼，因为她希望儿子学会在权威人士面前表达自己的立场。
医生转而问亚历克斯：好了，我们现在进入最主要的环节。在我检查你的身体以前，你还有什么问题需要问吗？
亚历克斯：嗯……有一个。我的手臂上有一些肿块，就在这儿（指着手臂下）。
医生：在下边？
亚历克斯：是的。
医生：好的，我进一步检查之后再处理一下。我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看应该怎样治。觉得痛或者觉得痒吗？
亚历克斯：不痛也不痒，只是有这样的肿块。
医生：没事，我会给你治好的。
这样的互动似乎不应该发生在低年级的小孩身上，拉里奥说，他们应该很安静很顺从，眼睛不敢直视他人。但亚历克斯却掌控了局面，“此前他就想好了要问什么，他吸引了医生的全部注意力，让医生把焦点都集中在他准备好的问题上。”拉里奥写道。
利用这种方式，他成功地把原来倾向成年人的权利逐步向自己身上倾斜。整个过程，亚历克斯都很得体，权利的转移很平稳，仿佛他是一个特别能引起成年人注意并且得到他们赏识的人。这是协同培养体系一种特有的重要体现。在做身体检查的时候，亚历克斯没有过分显摆自己，他的行为方式非常类似他的父母——他追问、磋商、以放松的心情开着玩笑。
了解这种掌控局面的特殊能力来自哪里是很重要的。这不是来自基因，亚历克斯·威廉斯的眼睛颜色也许从他父母或者祖父母那里遗传下来，但和权威人士的交流技巧却不可能从他们那里遗传而来。这也不是因为种族的原因：这不是黑色人种或者白色人种的专利，亚历克斯·威廉斯是黑人而卡蒂·布琳德尔是白人。这是因为文化优势。亚历克斯之所以有这些技能，是因为在他年轻的生命中，他的父亲和母亲——以富有教养家庭的一贯作风——颇费心机地把自己身上曾受过的教育方法用在孩子身上，向他展示游戏的规则，不断提醒他、刺激他、激励他，即便是驾车去看医生的路上，也没忘记来一场逼真的小预演。
拉里奥认为，我们所说的阶层优势事实上包含很多方面。亚历克斯·威廉斯的境遇好于卡蒂·布琳德尔，是因为他生活在富有的家庭，因为他在一所较好的学校念书，另一个原因——并且这可能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接受到了权利观念的教育，这种意识是一个人在现代社会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因素。
4．
这就是奥本海默拥有但克里斯·兰根缺乏的优势。奥本海默是一位艺术家和一位成功的外衣制造商的儿子，他自小生长在邻近曼哈顿的一个最富有的地区。孩童时候的奥本海默完全属于协同培养。一到周末，便有专人驾驶帕克汽车把奥本海默送到郊区；夏天，他会到欧洲探望他的祖父。他进入了位于中央公园西部路的道德文化学校，这也许是美国最进步的学校，正如奥本海默的传记里面说的，这里的学生“被不断灌输自己是为改善世界而生的观念”。当奥本海默的数学老师终于厌倦了奥本海默的纠缠时，她就让奥本海默自己去琢磨问题。
还在孩童时期，奥本海默就非常喜好收集岩石。12岁那年，他尝试和当地的地质学家通信，讨论在中央公园看到的那些岩石的构成。这给地质学家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邀请奥本海默到纽约矿物学俱乐部发表演说。根据舍温和博德的记录，奥本海默的父母对他们儿子这个业余爱好的反应完全可以写入协同培养经典教材的案例：
由于担心自己的听众都是一些成年人，罗伯特请求他的父母去解释一下，毕竟自己只是一个12岁的孩子。有趣的是，朱利叶斯鼓励他的儿子接受这份荣耀。演讲的那个晚上，罗伯特在父母的陪同下出现在俱乐部，他的父母骄傲地向人们介绍自己的儿子：J·罗伯特·奥本海默。当他走上演讲台的时候，台下那些惊呆了的地质学者和岩石收集爱好者们都不禁笑了起来：在他的脚底下放了一个木箱，这样台下的听众们才能更清楚地看到他，而不是只能透过演讲台看到他细长又蓬乱的黑头发。虽然略微有点害羞、有点笨拙，但罗伯特还是坚持念完了准备好的演讲稿，在场的听众给了他热烈的掌声。
在奥本海默辉煌的一生中，他应对挑战的能力是不是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假如你是一个商人的儿子，你的父亲用商业世界的规则启发你，那么你很容易就能明白，为了应对紧张的场合，你最应该做的是什么；假如你是一个曾在道德文化学校念书的学生，那么你就不会害怕剑桥的老师列出的一系列对你不利的证词；假如你曾在哈佛大学学习物理学，那么你就知道该怎样和一位曾在麻省理工研究工程学的将军交谈。
与他相反，克里斯却生活在缺少友爱的波兹曼，生活在一个被暴怒的、酗酒的继父支配的家庭。“兰根（杰克·兰根）对我们都是这样，”马克说，“我们一直非常愤恨那些所谓的权威。”这就是兰根从小受到的教育：不相信权威和喜欢独来独往。他的父母不能在看病的路上告诉他应该准备什么问题问医生，他没有这样的父母；他的父母也不会告诉他应该怎样说服那些权威人士，怎样和他们磋商。他不理解权利的概念。这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但这却是他逃离波兹曼后，能否自由行走于世界的最大障碍。
“我也得不到一丁点的经济资助，”马克继续说道，“我们对这方面一无所知，对那些程序，我们可以说得上是白痴。怎样申请，表格、支票薄是怎么回事，这些都不属于我们的世界。”
“如果克里斯托弗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或者他的父亲是一个在行业内很有实力的医生，我敢说他17岁就获得博士学位，就像你经常在报纸上看到的那些男孩一样，”他的弟弟杰夫说。这就是能对你起决定性作用的文化。克里斯面临的问题就是他总觉得老师的讲课很无聊，以至于无法安心坐下来听课。如果他的才智被人赏识，或者他来自那种富有教养的家庭，那么，他们就有可能让他意识到很多事情其实并非那么无聊。
5．
当那些特曼人长大成人之后，特曼收集到了其中730个人的记录，他把这些人分成三个组。较为突出的150个人（占全部的20％）被分进了A组。他们都可以说得上是真正的成功者，他们是各行各业的名角——有律师、医生、工程师和学者。A组中，90％的人都从大学顺利毕业，其中又有98％的人拥有研究生学历。有60％的人被划入了B组，他们的表现算是“令人满意”。表现最差的150个人划入了C组，特曼觉得这一群人拥有过人的智商，却没创造多少与智商相配的价值。他们有邮局的工人和做苦力活的记账员，还包括一些成天躺在家里的睡椅上无所事事的人。
C组中，三分之一的人曾有大学辍学的经历，四分之一的人只有高中学历。C组中的150个人——其中不管是谁，在他的生命中，都曾被人们称为天才——最终却只有8个人真正说得上拥有研究生学历。
是什么造成A组和C组如此大的区别？特曼找了一切能想到的原因试图解答这个疑问。他调查了他们的身体和精神的健康状况，他们的“男子气或女子气量记录”，他们的业余爱好和职业兴趣；他将他们开始走路和说话的年龄进行比较，将他们在小学和中学时期的IQ精确值也进行对照。然而，他最终却忽略了一个因素：家庭背景。
A组中的人绝大部分来自中产阶层或者上层家庭，他们的家里摆满了书籍。A组中，有一半人的父亲拥有本科以上的学历，在当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少之又少。相反，C组中的家庭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几乎三分之一的人，他们的父母在八年级之前就辍学了。
特曼曾经让他手下的工作人员深入访问A组和C组的特曼人，评定这些人的性格和行为方式。他们所发现的和你预想的没多大出入。只要你让那些生活在协同培养环境中的孩子与生活在自然成长氛围中的孩子进行对比，就会发现A组的孩子被认为更加机警、镇定、富有魅力、穿着得体。事实上，如果你在两个不同人种之间进行比较，你也会得到类似的结论，而且不同人种在以上四个维度都会得到不同的评价。当然，你不是在不同人种之间进行对比。你看到的差别，只不过是因为有的家庭教育他们的孩子必须向世人展现自己最好的风貌，而有的家庭却忽视这一点。
最后，特曼失望透顶。别忘了，C组特曼人的天资曾是那样聪慧。假如在他们还是五六岁的时候，你遇见了他们，你一定会被他们的好奇心、敏捷的思维和焕发的才华所折服。他们确实卓尔不群。但是特曼研究的最终结果，却明白无误地表明，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来自底层社会或者贫困家庭的天才少年能够闻名遐迩。
那么，C组的特曼人在哪个方面存在缺陷？这个答案并不需要千辛万苦地寻找，这不是因为他们的DNA编码或者是大脑神经网络有什么不同。他们缺少的是一种环境：这种环境能帮他们养成面对世界的正确态度——如果我们知道这些天才需要它，我们就应该为他们创造这样的环境。C组的特曼人是被浪费的天才，事实上他们不应该沦落到这一步。
6．
如今，克里斯·兰根生活在密苏里州乡下的一个养马农场。多年以前，他在结婚之后便搬到了这里。虽然已经50多岁，但他看起来却显得年轻很多，他拥有后卫球员那样的体形，他宽厚胸膛上的筋肉非常强健。他的头发从额头一根根地梳到脑后，他留着灰色的胡须，戴着太阳镜，显得很优雅。透过他的眼睛，你可以看到他眼睛后面隐藏的智慧。
“我典型的生活，就是起床之后弄一点咖啡。然后走到里间坐在电脑前面开始工作，无论怎样我都会工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