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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阿根廷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受到了巴西金融危机的影响。雷亚尔的贬值大大增强了巴西的出口竞争力，而作为主要竞争对手的阿根廷在没有良好国内经济作为支持的情况下，仍然没有使其货币贬值，反而将这种固定汇率制视作为一种资产，从而再度使其币值更加高估。在这种情况下，阿根廷出现了持续三年半之久的经济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各项经济指标严重恶化。这进一步表明了政府对维持固定汇率制成本收益估计错误所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而且也严重影响了国内外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导致了金融恐慌。
当代金融危机的爆发不断呈现出新的特征，金融危机理论的研究应该在现有的基础上针对新的情况，不断得进行拓展和完善，使理论能够更及时，有效的为金融危机的防范和解决提供理论论据和决策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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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保险制度的风险及其防范
内容摘要：在美国的存款保险制度经历严重的危机之后，人们才认识到存款保险制度本身蕴含着严重的道德风险。实施审慎性监管可以降低道德风险的程度，也是存款保险制度长期稳定运行的前提条件。所以，我国严格执行审慎性监管规则不应该迟于推出正式的存款保险制度。
关键词：存款保险制度 道德风险 审慎性监管
一、存款保险公司倒闭的前车之鉴
美国银行业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危机。在这次危机中，银行倒闭数量陡增。在20世纪20年代，每年倒闭的银行数量超过500家；在大萧条期间，则超过了2000家；30年代中后期，降到了每年不到100家。在存款保险制度建立（1934年）之初的半个世纪中，银行倒闭的数量非常低。从二战结束之后直到1973年，银行倒闭几乎已从公众注意力中消失了。1973年和1974年，两家大银行（圣迭戈国民银行和纽约的福兰克林银行）倒闭；在1982年到1992年之间，大约1500家银行倒闭，占1934年联邦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之后全部银行倒闭事件的3/4。到80年代末期，银行倒闭频率已经增加到每年200家。直到1993年，银行倒闭的频率降低下来。当年银行倒闭了42家，是1982年以来银行倒闭最少的一年。
更严重的是：在这次银行业危机中，存款保险公司也深陷其中。频繁的银行倒闭事件使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承担的损失过度消耗了FDIC拥有的资源，使其几乎走到了崩溃的地步。幸亏银行业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复苏，FDIC才得到喘息和恢复的机会。然而，另一家存款保险公司，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FSLIC），则不如FDIC那样幸运。1989年，美国国会预计FSLIC的赤字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这严重地激怒了纳税人。新上任的老布什总统建议国会制定了《金融机构改革、恢复和强化法案》（Financial Institutions Reform； Recovery and Enforcement Act； FIRREA），对破产的储蓄贷款协会（SLAs）提供额外的1000亿美元注资，并关闭了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委员会（Federal Home Loan Bank Board； FHLBB）和FSLIC，作为对它们的惩罚。同时，该法案规定在财政部下面组建的一个类似货币监督办公室（the Office of the ptroller of the Currency； OCC）的机构替代了FHLBB的职能，FSLIC的职能则被FDIC取代。
存款人和纳税人分担了两家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损失。在FIRREA法案实施之后，FDIC管理两个基金：银行保险基金（BIF）和储蓄机构保险基金（SAIF）。为弥补两个基金的损失，FIRREA允许FDIC立即提高保险费率：SLAs交纳的费率从每100美元20。8美分提高到23美分，还可以继续提高到32。5美分；银行的保险费率从8。3美分提高到15美分，后来在1991年提高到23美分。据考夫曼估计，FLSIC最后的损失达到1900亿美元，米什金则估计整个救援行动花费了1500亿美元。无论哪个数字更加准确，都已经远远超过SLAs行业所能支付的数额，以至于大多数费用最终将由纳税人承担。存款保险制度从此失去了戴在头上将近半个世纪的光环，学者们开始理性地反思这次危机和存款保险制度。
州立存款保险机构的命运更加悲惨。直到80年代中期，一些州的SLAs的存款由本州发起成立的保险机构提供保险。在俄亥俄州和马里兰州，州立存款保险机构的破产引起了大面积扩散的经营困难，两个州蒙受了巨额损失，一些存款人也受到了损失，还导致了其它州的存款保险机构受到挤兑。
二、存款保险制度中的道德风险
FSLIC上千亿美元的损失中的大部分是由于道德风险造成的。考夫曼将FSLIC的损失分为两部分：宏观经济波动造成的损失（利差损为主）（利率在1979年底到1981年之间迅速上升，SLAs长期以来发放的长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出现亏损。此外，由于利率上升，经济在1981年和1982年出现衰退，某些地区的不动产价格大幅下降，导致SLAs发放的抵押贷款违约率提高。）和道德风险造成的损失。据他计算，在1983年以前，FSLIC的损失几乎全部来自利差损，在1981和1982年间曾经接近1000亿美元。在1982年和1983年之间，由于利率急剧下降，利差损在1983年年中降低到200亿美元。此后缓慢增加，直到1992年年中，利差损还不到600亿美元，占当时FSLIC的全部损失1900亿美元的30％。然而，由于道德风险愈演愈烈，从1983年年中开始，SLAs行业的损失迅速翻番。到1987年年中，FLSIC的损失已经超过400亿美元，尽管当时FSLIC公布的估计大大小于这个数字。到了1989年年中，官方的估计已经达到1000亿美元。到1992年年中，总共花费了1900亿美元来消化损失。
存款保险制度把存款人从银行倒闭的风险中解放出来，把银行（不分健康和不良）从被存款人挤兑的风险中解放出来，从而鼓励存款人和银行经理承担更大的风险，特别是鼓励存款人与失去清偿能力的银行“合作”，在双方各得其所的同时，将成本转嫁给存款保险公司。这种“损公肥私”的行为使存款保险公司的损失不断扩大。
一方面，资不抵债金融机构的经理们并不甘心处于破产的边缘，他们普遍实施“为生存而赌博”的策略，也就是投资于风险很高、潜在收益也很高的资产。这些高风险资产包括商业房地产贷款、为杠杆收购提供资金的垃圾债券和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贷款以及衍生产品交易等表外业务。如果成功，他们经营的机构可以摆脱资不抵债的状况；如果失败，存款保险最后来买一张更大的单。存款保险公司买单的行为意味着银行的内部人可能受到惩罚，但是单的大小对银行来说没什么关系。所以，对银行经理们来说，这是一场只赢不输的赌博。甚至对存款人也有益（得到高额利息）无害。对存款保险公司则不是这样。事实上，这些赌博多数以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