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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后女性主义的观点认为，女性主义的立场已经过时或过于夸大，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女性主义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后女性主义的第二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她的主要观点是反对把性别问题政治化，认为这些问题不属于政治范畴，而应当归属于亚里士多德理论中传统的家务范畴。简言之，阿伦特认为，“女性问题”根本不是适合于进入政治领域经由政治途径加以解决的问题。
阿伦特拒绝基于身份的政治，她的政治观念试图对抗的不仅是把政治空间划分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做法，还有一直十分盛行的把性和性别纳入二元对立的硬性的身份范畴的做法。她反对把政治设想为共通的社群身份，如性别、种族、民族或国籍的表述。在她看来，如果一个政治团体成立的基础是一个先验的、共有的和稳定的身份，它便有可能封闭政治空间，压制政治行动所要求的多元性和多义性，或者将其同质化。取消多元性或多义性的企图，必然导致“废除政治领域本身”以及“对所有他者的强行统治”，或者是“把真实的世界换成一个想象的世界，在这个想象的世界中，所有的他者根本就不存在。”（转引自王逢振，第176页）
三、后女性主义（2）
阿伦特把身体排斥在政治范畴之外，认为身体具有绝对的暴虐性和不可抵制性，以及自我的多重性。她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失败之处在于，穷人为其身体的需要所驱使，突然闯到现场。当人公开地为饥饿或贫穷的身体提出要求时，人类拥有的独立性和主动能力便被压抑下去了。
阿伦特对人的身体及其需求的评价极低，认为政治不应当建立在这样低级的需求之上。
她说，至于我们是“什么”，既无趣也无味，心理和生理的自我无可称道。私人领域的自我就像我们的内脏器官，“毫无特异之处”。生理自我的特点在于：“如果这个内部自我显现出来，我们将是千人一面的。”（转引自王逢振，第165页）与单一、单义的身体不同，行动的自我是多重的，是自由的，有创造性的，起改造作用的，而且是不可模仿的。
阿伦特认为，斗争存在于私人自我和公共自我之间。私人自我逃避风险，留在家中；公共自我是在偶然性的公共领域里勇敢甚至是卤莽行事的行动者。日常生活的操劳的自然过程是可以预测的、重复性的和周期性的，加上家庭的专制，使人成了牺牲品。私人自我的一切皆被注定，不可能享受到与公共领域的行动联系在一起的自由。
阿伦特对女性主义政治主体保持沉默，对任何声称“女性的经验”或者“女性了解事物的方式”的单一性都非常警觉。她会批评任何一种女性主义政治，如果它的基础是对普遍女性范畴的追求或暗示，并且掩盖了（或禁止、惩罚或压抑）这一范畴本身内部的差异和多元性。（以上阿伦特观点均见王逢振，第156…177页）
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罗莎·卢森堡也持有与阿伦特类似的观点，她对女性解放运动非常反感。面对这些女性的平等要求，她可能很想回敬一句：差异万岁。她所追求的是：“拒绝会籍，面对某种平等时选择差异。”她抵制住“难以抗拒”的女性运动的诱惑，以一己之力面对挑战，并因此为自己赢得了一个独特的、非同质性的身份。（王逢振，第178…179页）除了拒绝在政治上使用女性这一身份之外，她同时认为自己的犹太身份也是个人的私事，因为它是一个事实，它就毫无可行动性。（王逢振，第2页）
中国也有些人持有与上述观点相似的反对性别政治的后女性主义观点。中国的一些男性学者主张普适性人文主义，反对“性别化判断”。他们认为，性别问题是文化界的“性别分子”制造出来的。性别差异或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本来并不存在，是性别差异的提法本身造成了问题，而人类的发展最终会消灭性别的差异。尽量少从性别差异判断事物是女性解决她们自己的问题和性关系问题的唯一途径。（Jaggar； et al。； 116）这是一种有意识的性别盲点。对于社会中存在了几千年、现在虽有改善但仍然存在的两性不平等现象采取了一种视而不见、有意忽略的态度。
后女性主义的第三种观点是用求和谐而不是斗争的方式来解决男女不平等问题。
持有这一观点的人主张，女人必须学会在强奸的威胁下生活：人性的平等的其实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男性的性天生就是暴力的、黑暗的、有攻击性的和强有力的。女人只能学会去适应它，而不要企图改变它或假装自己是更优越的。
他们说，如果你被强奸，那也没办法，这是自由的代价。我们不能约束男人的性，男人的性具有不可控制的一面，而这正是它使性变得有趣的一部分。的确，它有时会导致强奸。但是女性主义所要求的是给男人去势。（Dunphy； 125）
后女性主义者帕格里亚（Camille Paglia）说：男性气质的精力和天才、男性的性冲动创造了文明。“如果把文明交到女人手上，我们现在还住在小草棚里呢！”（Dunphy； 124）她还说，没有必要为男人去势，因为女人也可以有“蛋”，女人像男人一样能操人。有趣的是，正当艾滋病使一些男同性恋者放弃插入式性交之时，一些后女性主义者刚好开始赞美性的插入。一位后女性主义女同性恋喜剧演员说：并不是我不喜欢我心中的阴茎，我只是不喜欢像男人那样呆在阴茎的尾端。（Dunphy； 125）这种思想的潜台词是：放弃乌托邦，接受你的命运，通过用男人的规则与男人竞争来解放自己。
后女性主义者罗芙（Katie Roiphe）批评女性主义发明的“约会强奸”（date rape）一词，以及此前女性主义力争列入强奸法律的婚内强奸，说它只不过是一个神话，除非女性将自己定义为受害者，受害是不会发生的。这就又回到了20年前，那时的社会和法律一般只承认陌生人强奸，婚内、亲属内或亲密关系内的强奸是根本不被承认的。女性主义因此批评帕格里亚“基本上是一位非常保守的50年代的弗洛伊德主义者”，说她拒绝接受30年来的所有发展和变化。（Dunphy； 126）
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大多数18至24岁的女性虽然认同女性主义争取男女平等的目标，但是并不喜欢女性主义，往往还会憎恨女性主义这个词，认为它意味着愤怒、好斗精神和女同性恋；认为它意味着必须拒绝“正常女性”的性、母性、养育性、热情和非攻击性。她们虽然承认女性主义运动提高了女性地位，但是一般人都认为女性主义者是粗糙的，富于攻击性的，缺少个人魅力的，充满仇恨的，“害怕做女人”的。（Nadeau； 6）
三、后女性主义（3）
正如一位英国女性主义者所抱怨的那样：“许多女性似乎都抱着同样的态度——‘我不是女性主义者’——这种说法真让人厌烦。做一个女性主义者有什么不妥的吗？这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正确的一件事。这是最好的一个传统。女性主义者是让人钦佩的。她们维护自己性别的利益，与不公平和不公正做斗争，为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而奋斗。（史蒂布，第107页）后女性主义认为女权运动有很多错误的做法。其中包括：精神控制，充当思想警察；信念的不合理、不适当；性变态，性无能，女性男性化；浪费研究经费；从政治上颠覆了关键的社会制度；加深了两性之间的矛盾和紧张关系；两性之间的仇恨原本不存在，是人为制造出来的等等。（Nelson； et al。； 501）有些后女性主义者仍自认为是女性运动中人，她们书写自身作为女人的经历。然而她们提出了“宁折不弯”的口号，声称要做个自由思想者，要摆脱女性主义的思想控制，认为女性主义是“极端的，自我中心的，令人难以忍耐的”。
在中国，由于有阴阳和合的传统文化背景，反对性别对立、主张性别和谐的观点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这种观点主张，承认女性的特殊性和性别差异，重建自然平衡，反对将性别差异建立在劳动分工上面。两性的劳动分工越细，相互依赖性越强，两性就越趋向于和谐。两性虽然具有生理上的区别，但关系是和谐互补的。（Jaggar； et al。； 116）这种观点认为，应当考虑阴阳和谐的传统文化是否有价值；是否有可能建立现代版本的合作与团结；应当注意新儒家对儒家学说的女性主义解释。（Jaggar； et al。； 117）林春提出，在中国，女性主义一方面要面对西方思想（东方主义？），一方面要面对中国传统（封建落后？）。这就涉及了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矛盾。（Jaggar； et al。； 108…117）这是我所见到的对中国女性主义处境最深刻的论述和提问。
女性主义是西方的思想，它是从西方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中国的文化背景、国情、历史与西方都有不同。性别问题在西方和在中国的表现形式肯定会有不同，在社会心理中的位置也肯定会有不同，因此，正确处理两性关系的方法也应当有所不同。如果一味照搬西方女性主义的思维逻辑，就可能犯东方主义的错误；而如果一味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又有可能犯排斥现代化的错误。其实，这个矛盾在我看来也不难解决。我们可以一方面借鉴西方女性主义的思想和作法，另一方面认真分析中国文化背景下性别问题的中国式表现形式，用中国式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性别问题。好在双方的目标是明确而一致的，那就是争取男女平等。
沃尔芙说：“作为一个女人，我没有国家；作为一个女人，我的国家是整个世界。”（转引自Braidotti； 253）在性别属性与民族属性中，沃尔芙选择了性别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