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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霍姆林斯基说：“每个人在少年期和青年早期就应教育别人，为别人的利益和幸福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有这样一条教育信念：如果一个人不教育任何人，不关心任何人，不保护也不爱护任何人，不往别人的心灵倾注自己的点滴心血，那么，他本人也就不能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而可能成为一个难以教育的人…
…”（第一卷708页）我在十几年前当中学老师的时候，也给学生讲过苏霍姆林斯基的一些话，还跟北京二中的校领导说：要让学校的墙壁都会说话，这是苏霍姆林斯基说的。但那时不过是在“引经据典”的意义上用他的话的。
针对智育第一的状况，苏氏批评道：“分数已成了学校衡量人的标准和尺度……人在分数后面消失了，他的无限性和多维的精神世界也在分数中泯灭了……有多少儿童和少年早晨上学‘像是去受苦刑’……灾难不仅在于他们走出学校时是个失败者，而且还在于一回忆起学校都终生感到痛心，并对严肃的阅读和书本
毫无兴趣。”（第五卷528页）这是苏霍姆林斯基讲《公民的起点》时说的。我这几年的教育问题讲座中，也经常指出我们的教育是要培养千千万万心智愚昧的打工仔还是千千万万精神健全的好公民的问题。我们是真心搞社会主义也好，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搞资本主义也好，总要让我们的孩子成为既合群又独立的、既能干
活也能思考的快乐的人吧？
很多该写的文章都没有写，因为我总是耽于阅读，即使我认为的垃圾书有时候也看得进去，因为那是工作需要。庞杂无边的阅读占据了我的大量时间，这使我认识到，我可能是用一种“勤奋”来掩盖自己的“懒惰”。今后要少读点，少看点，多锻炼，多休息。
不过这仍是希望而已，比如今天就休息不了。下午三点半，要去地坛书市跟读者见面。所以现在写了博客，希望家里有苏霍姆林斯基著作的朋友，翻看翻看，他的文字很流畅的，读后有一种白桦林里散步的清新的愉悦。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沂蒙山上好风光
上周系领导派我去山东，给山东全省初中语文教师教学研讨会做个报告。27日傍晚课上讲了一半《伤逝》，晚饭时跟当代语文学会秘书长毛继东商量了一下暑期会议之事，然后就去机场。因为买不到火车卧铺票，而到临沂的飞机只有一班，所以只有赶22点的航班了。安检后某航班乘客在跟机场值班人员大吵，说国航误了三个多小时了，无人问津，每次询问都是撒谎。一乘客气得拍了一下柜台，值班的姑娘趁机说他无礼，拂袖而去。群情更加激愤，嚷嚷要找记者。我想帮忙给媒体打电话，又怕自己误点，就匆匆直奔登机口。不料我那班飞机也延误了，不过乘客多是老实的山东人，大家默默等待，我也拿出携带的学生论文披阅。一会吵架的乘客涌过来，大概是暂时给安顿了。其实飞机延误是经常的，一般4次会遇到1次。但国航有时对乘客不理不问甚至撒谎，且态度傲慢，这就太过分了。
飞机到临沂已经是27号的“明天”了。住在工人文化宫。张伟忠老师一直等着我，原来他是朱德发老师的博士，算来也是我的师弟吧。睡了几个小时，7点起来早饭。8点开会，在临沂一中的大礼堂。开幕式后我便做了关于个性化阅读与文学教育的报告，大约一千人在听。中间休息半小时，一直在签名合影，然后继续讲到12点多。我说这次也算趁机回老家看看，我祖籍是费县的。
下午休息了一会，戚老师陪我去看了银雀山汉墓竹简，陈列得很好，讲解员非常专业。又去了王羲之故居，讲解员一般。我很想50岁时办个病退，闭门在家写字画画。然后去沂河，看世界第一橡胶大坝。遇到一些听课的老师，跟我合影。临沂比我前几年来时更加发展了，河宽路宽，大桥很有气魄，滨河的房子已经卖到每米四五千了。据说前几年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来演出时，以为沂蒙山区一穷二白啥也没有，就自己拉着成车的方便面和矿泉水，结果没想到连县里都是高楼大厦，不禁惊叹“老区跟老区的差别真大呀”。不过我小时候回老家的时候，很多村庄还没有电灯呢。山东的路修得好，人又介于聪明与朴实之间，比较中庸，物产又丰富，所以一旦观念跟上来，发展就非常快。只是喝酒太猛，吃饭有些浪费了。
29号回老家——店子。戚老师陪我先去薛庄中学，然后陈校长和戚校长带我去找到我的堂叔孔宪梓。宪梓叔从花生地里回来，皮鞋上都是泥巴。他的事业越发红火了，他用35万买下好大一片地，搞了个板厂，大展宏图。他带我去了龙岗，看望了我的亲姑姑，86岁了。精神胃口都好，只是腿走不动了，前几年我来时，老人家还可以走。我小时候回老家时，只有姑姑家有电灯，窗户是玻璃的，因为我姑夫是临沂煤矿的矿长。现在家家都有彩电了。回来的路上，我看见马路旁边居然有一座“洗浴中心”，周围还有青翠的田地呢，真有特色。
下午去看了“大青山突围战纪念地”。1941年11月30日凌晨，日寇扫荡精锐师团四面包围了抗大一分校及其他抗日部队后勤机关人员近万人，只有几百人有武器。周纯全校长英明指挥，抗大学员浴血拼杀，牺牲200余人，负伤300余人，胜利突围。周纯全带几名警卫员只靠几颗手榴弹最后也惊险突出，1955年评为上将。纪念广场气势雄伟，雕塑栩栩如生。附近还有多处纪念遗址，当日有20多名女学员被围困在一间屋内，殊死抵抗，遭密集扫射轰炸，全部牺牲。战后老乡打扫时，积血过脚，进不去屋，遗体无一完整。日军战后也非常惊讶。随后去看“沂蒙山小调诞生地”白石屋。恰遇临沂电视台采访费县政协魏主席，他们便抓住我也采访了一段。我说沂蒙山三大资源：自然资源、传统文化、革命历史，都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开发，鲁国人民跟齐国人民、燕国人民相比，未免太朴实了。
晚上乘火车回京，又是晚点。对面旅客的孩子哭闹，我只管酣睡。早上到京，便去中央气象台开会，他们请了我等作为台风取名专家。我发言说给台风取名一要注意吉与凶的矛盾，不可太吉利也不可太恐怖，最好中性或者逢凶化吉；二要注意中文与外文的矛盾，必须注意译成外文后，意思和发音都要适宜。大家从征集初选的一百多名字中，经过讨论，圈定了50个。最后一个是“李逵”，大家都觉得很好。另外，我觉得天马、鲲鹏、哪吒、昆仑、闪客等也不错。离京几日，一回来就被公事私事包围，劳顿了一天，忽然想起沂蒙山香甜的煎饼和小葱拌豆腐，还有那没有污染的金黄金黄的炒鸡蛋，还有那清澈的山泉、浓烈的乡情，我不禁想唱一句幼稚的歌：“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
今天就写这些，不看评论和留言了。朋友们，五一快乐！
深深的海洋
明天又要出差，所以今天来说几句。其实不出差也可能来说几句，因为心情不大平静。
今天上午去海淀法院旁听。平谷的一位姓马的小伙子，是收费站的临时工，用他人的电脑卡进入计算机系统，修改了缴费记录，免掉了几十辆车的养路费，然后从车主那里得到了1万8千元的好处费。单位迅速发现了漏洞，把记录又改回
去，他的好处费也退了。现在他和同伙被关押了一年多，今天检察院起诉他犯了盗窃国家财产罪。我开庭前一看案情简介，就觉得罪名似乎有疑问，在“盗窃”那里做了批注。这个小马确实可恨，但他并没有“拿走”国家已经拥有的财产啊。他是帮助别人逃税漏税，自己从中渔利，如果说他是“盗窃”，似乎需要很强有力的逻辑证明。但咱“不懂法”，就虚心听着。后来辩护律师除了质疑证据外，果然主要从犯罪性质的角度质疑“盗窃”的名义不妥。双方未能形成激烈的辩论，就休庭了。
然后是我们人大代表跟检察院座谈。大家表扬了起诉人充分的准备、人道的态度、清楚的表达等。因为小马当庭有所翻供，并说了一句“预审时他们又打又问的，我就那么说了”，大家便质疑刑讯逼供的问题，要求查清。有的质问为什么羁押了一年多才开庭，赵老师直接质问了检察院退休人员的腐败问题。有的代表还谈了加强计算机管理、领导负责制等。
我最后发言时，对庭审程序表示肯定，但指出法官、公诉人、辩护律师以及被告几方使用的是不同的话语，大家沟通上不够顺畅。比如法官是南方人，听不大懂平谷土话。什么是“盗窃”、什么是“占有”，都存在语言上的缝隙。双方事先的准备都很好，但一旦现场交锋，语言就罗嗦模糊。最后的判决结果很可能取决于“语文”问题。我建议司法人员要提高语文能力和思维能力，熟悉各界群众的常用语言，增加社会阅历。要把被告的土话准确转化为法律术语。另外，今天被告都不知道自己将会受到什么程度的惩罚，我们也不知道，那法律还有什么威慑力？莫非越普法我们就越不能知道自己的命运？还有，如果官司的结果主要依靠法庭辩论解决，虽然程序上正义了，但法律也就越来越远离民心了。庄子说：“辩者之徒，能服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被告如果觉得自己冤枉而又辩驳无力，那势必会对整个社会秩序产生强烈的怨恨。孙检察长等同意我的见解，我想还应该向其他法学家适当请教。法律问题、医学问题，都跟语言文学具有共通性，都是研究人，都是通过鉴别分析材料来判断归属和性质。大量的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