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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封信是经管他地产的总管写来的。总管在信里说，他聂赫留朵夫必须亲自回乡一次，以便办理遗产过户手续，同时就农业的经营方式作出决定：继续照公爵夫人在世时那样经营呢，还是采取他总管以前曾向公爵夫人提出，如今再向公爵少爷提出的办法，也就是增加农具，把租给农民的土地全部收回自己耕种。总管认为自己耕种要划算得多。此外，总管还表示歉意说，原定月初汇出的三千卢布得耽搁几天，这笔钱将随下一班邮车汇出。耽搁的原因是农民不肯缴租，他收不齐租金，只得求助于官府，强制农民缴纳。聂赫留朵夫收到这封信，又高兴又不高兴。高兴的是他意识到自己掌握了大量产业。不高兴的是他当年原是斯宾塞①的忠实信徒，而且身为大地主，对斯宾塞在《社会静力学》②中所提出的“正义不容许土地私有”这个论点特别折服。他出于青年人的正直和果断，不仅口头上拥护土地不该成为私有财产的观点，在大学里还就这个问题写过论文，而且真的曾把一小块土地（那块土地不属于他母亲所有，而是他从父亲名下直接继承来的）分给农民。他不愿违反自己的信念而占有土地。如今继承了母亲的遗产而成为大地主，他必须在两条道路中间选择一条：或者象十年前处理父亲遗下的两百俄亩土地那样，放弃他名下的产业；或者默认自己以前的全部想法都是荒谬的。
第一条道路他不能走，因为除了土地他没有任何其他生活资料。他既不愿意做官，又不能放弃早已过惯的奢侈生活。再说，他也没有必要放弃这样的生活，因为年轻时的信仰、决心、虚荣和一鸣惊人的欲望，如今都没有了。至于第二条道路，要否定他从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中汲取来、后来又从亨利·乔治③的著作里找到光辉论证的“土地私有不合理”这个论点，他可怎么也办不到。
①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英国社会学家，不可知论者，唯心主义哲学家。
②原文是英语。
③亨利·乔治（1839—1897）——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就因为这个缘故，总管的信使他不高兴。
！
四
聂赫留朵夫喝完咖啡，到书房查看法院通知，应该几点钟出庭，再给公爵小姐写回信。去书房就得经过画室。画室里放着一个画架，架上反放着一幅开了头的画稿，墙上挂着几张习作。看到这幅他花了两年功夫画的画稿，看到那些习作和整个画室，他又一次深切地感到，他的绘画水平已无法再提高了。这种心情是他近来常有的。他认为这是由于审美观过分高雅的缘故，但不管怎样，总是不愉快的。
七年前，他断定自己有绘画天才，就辞去军职。他把艺术创作看得高于一切，瞧不起其他活动。现在事实证明他无权妄自尊大。因此一想到这事就不愉快。他心情沉重地瞧瞧画室里豪华的设备，闷闷不乐地走进书房。书房又高又大，里面有各种装饰、用品和舒适的家具。
聂赫留朵夫立刻在大写字台标明“急事”的抽屉里找到那份通知，知道必须在十一时出庭。接着他坐下来给公爵小姐写信，感谢她的邀请，并表示将尽量赶去吃饭。但他写完后就把信撕掉，觉得口气太亲热。他重新写了一封，却又觉得太冷淡，人家看了会生气。他又把信撕掉，然后按了按电铃。一个脸色阴沉的老仆人，留着络腮胡子，嘴唇和下巴刮得光光的，腰系灰细布围裙，走了进来。
“请您派人去雇一辆马车来。”
“是，老爷。”
“再对柯察金家来的人说一声，谢谢他们东家，我会尽量赶到的。”
“是。”
“这样有点失礼，可是我写不成。反正今天我要同她见面的，”聂赫留朵夫心里想着，离开书房去换衣服。
他换好衣服，走到大门口，那个熟识的车夫驾着橡胶轮马车已在那里等着他了。
“昨天您刚离开柯察金家，我就到了，”车夫把他那套在白衬衫领子里的黧黑强壮的脖子半扭过来，说，“看门的说，您老爷才走。”
“连马车夫都知道我同柯察金家的关系，”聂赫留朵夫想，又考虑起近来经常盘据在他头脑里的问题：该不该同柯察金小姐结婚。这个问题也象当前他遇到的许多问题一样，怎么也无法解决。
聂赫留朵夫想结婚的原因是，第一，除了获得家庭的温暖外，还可以避免不正常的两性关系，过合乎道德的生活；第二，也是主要的原因，他希望家庭和孩子能充实他目前这种空虚的生活。他想结婚无非就是这些原因。不想结婚的原因是，第一，唯恐丧失自由，凡是年纪不轻的单身汉都有这样的顾虑；第二，对女人这种神秘的生物抱着一种莫名的恐惧。
他愿意同米西（柯察金小姐的本名是马利亚，如同他们这种圈子里所有的家庭一样，她有一个别名）结婚还有一些特殊原因，那就是，第一，她出身名门，衣着、谈吐、步态、笑容，处处与众不同，她给人的印象不是别的，而是“教养有素”——他再也想不出更适当的形容词，并且很重视这种品质；第二，她认为他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因此他认为只有她才了解他。对他的这种了解，也就是对他崇高品格的肯定，聂赫留朵夫认为这足以证明她聪明颖悟，独具慧眼。不想同米西结婚的特殊原因是，第一，他很可能找到比米西好得多因而同他更相配的姑娘；第二，她今年已二十七岁，因此以前一定谈过恋爱。这个想法使聂赫留朵夫感到很不是滋味。他的自尊心使他无法忍受这种情况，哪怕这已是往事。当然她以前不可能知道她日后会遇见他，但是一想到她可能爱过别人，他还是感到屈辱。
这样，想结婚和不想结婚，都有理由，二者势均力敌，不相上下，因此聂赫留朵夫嘲笑自己是布里丹的驴子①。他始终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该选哪一捆干草好。
①法国十四世纪哲学家布里丹写有一个寓言，说一匹驴子看到两捆干草，外形和质量完全一样，它犹豫不决，不知道选哪一捆好，结果饿死。
“反正还没有收到玛丽雅（首席贵族的妻子）的回信，那事还没有完全结束，我还不能采取任何行动，”他自言自语。
想到他可以而且不得不推迟作出决定，他感到高兴。
“不过，这些事以后再考虑吧，”当他的轻便马车悄悄地来到法院门口的柏油马路上时，他这样想。
“现在我得照例忠实履行我的社会职责，我应该这样做。再说，这种事多半都挺有意思，”他心里想着，从看门人旁边走过，进入法院的门廊。
！
五
聂赫留朵夫走进法院的时候，走廊里已很热闹了。
法警手拿公文，跑来跑去，执行任务，有的快步，有的小跑，两脚不离地面，鞋底擦着地板，沙沙发响，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民事执行吏、律师和司法官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原告和没有在押的被告垂头丧气地在墙边踱步，有的坐在那儿等待。
“区法庭在哪里？”聂赫留朵夫问一个法警。
“您要哪一个法庭？有民事法庭，有高等法庭。”
“我是陪审员。”
“那是刑事法庭。您该早说。从这儿向右走，然后往左拐，第二个门就是。”
聂赫留朵夫照他的话走去。
法警说的那个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是体格魁伟的商人，模样和善，显然刚喝过酒，吃过点心，情绪极好；另一个是犹太籍店员。聂赫留朵夫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这里是不是陪审员议事室时，他们正在谈论毛皮的价格。
“就是这儿，先生，就是这儿。您跟我们一样也是陪审员吧？”模样和善的商人快乐地挤挤眼问。“那好，我们一起来干吧，”他听到聂赫留朵夫肯定的回答，继续说，“我是二等商人①巴克拉肖夫，”他伸出一只又软又宽又厚的手说，“得辛苦一番了。请教贵姓？”
①帝俄商人同业公会中，商人按资本多少分三等，小商人无权参加。
聂赫留朵夫报了姓名，走进陪审员议事室。
在不大的陪审员议事室里，有十来个不同行业的人。大家都刚刚到，有的坐着，有的走来走去，互相打量着，作着介绍。有一个退役军人身穿军服，其余的人都穿着礼服或便服，只有一个穿着农民的紧身长袍。
尽管有不少人是放下本职工作来参加陪审的，嘴里还抱怨这事麻烦，但个个都得意扬扬，自认为是在做一项重大的社会工作。
陪审员有的已相互认识，有的还在揣测对方的身分，但都在交谈，谈天气，谈早来的春天，谈当前要审理的案子。那些还不认识聂赫留朵夫的人，赶紧来同他认识，显然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荣誉。聂赫留朵夫却象平素同陌生人应酬一样，觉得这种情况是很自然的。要是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自认为高人一等，他可答不上来，因为他这辈子并没有什么出众的地方。他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和德语，身上的衬衫、衣服、领带、袖扣都是头等货，但这些都不能成为他地位优越的理由。这一层他自己也明白。然而他无疑还是以此自豪，把人家对他的尊敬看作天经地义。要是人家不尊敬他，他就会生气。在陪审员议事室里，恰恰有人不尊敬他，使他很不高兴。原来在陪审员中有一个聂赫留朵夫认识的人，叫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聂赫留朵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