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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装出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
“这里没有女病人，这里是儿科病房，”青年医生说。
“我知道，不过这里有个女人是从监狱里调来担任助理护士的。”
“对，这样的女人这儿有两个。您究竟有什么事？”
“其中有个叫玛丝洛娃的，我同她很熟，”聂赫留朵夫说，“我想见见她，我为她的案子要到彼得堡去上诉。我想把这东西交给她。里面只有一张照片，”聂赫留朵夫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说。
“行，这个可以，”医生态度缓和下来说，接着吩咐一个系白围裙的老太婆把助理护士玛丝洛娃叫来。“您要不要在这儿坐一下？到候诊室去也行。”
“谢谢您，”聂赫留朵夫说，趁医生态度好转，就向他打听玛丝洛娃在医院里工作得好不好。
“还不错，要是考虑到她过去的生活经历，应该说很不错了，”医生说。“喏，她来了。”
老太婆从一扇门里走出来，后面跟着玛丝洛娃。玛丝洛娃穿一件条纹连衣裙，外面系着白围裙，头上扎着一块三角巾，盖住头发。她一看见聂赫留朵夫，脸刷地红起来，迟疑不决地站住，然后皱起眉头，垂下眼睛，踏着走廊里的长地毯快步向他走来。她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本想不同他握手，但后来还是向他伸出手，她的脸涨得越发红了。自从上次他们谈话时她发了脾气又道了歉以后，聂赫留朵夫还没有见到过她。他料想她今天的心情同上次一样。但今天她完全不同，脸上出现了一种新的表情：拘谨，羞怯，而且聂赫留朵夫觉得她对他很反感。他对她说的话同刚才对医生说的话一样。他告诉她他将去彼得堡，并且把装着他从巴诺伏带来的照片的信封交给她。
“这是我在巴诺伏找到的，一张很旧的照片，说不定您会喜欢的。拿去吧！”
她扬起黑眉毛，用她那双斜睨的眼睛惊奇地瞅了瞅，仿佛在问这给她做什么。然后默默地接过信封，把它插在围裙里。
“我在那里看到了您的姨妈，”聂赫留朵夫说。
“看到了？”她冷冷地说。
“您在这儿好吗？”聂赫留朵夫问。
“没什么，挺好，”她说。
“不太苦吧？”
“不，不算什么。可我还没有过惯。”
“我很替您高兴。总比那边好一些。”
“‘那边’指什么地方？”她问，顿时脸上泛起了红晕。
“那边就是牢里，”聂赫留朵夫赶快回答。
“好什么呀？”她问。
“我想这里的人好些。不象那边的人。”
“那边好人多得很，”她说。
“明肖夫母子的事我奔走过了，但愿他们能得到释放，”聂赫留朵夫说。
“但愿上帝保佑，那老太婆人真好，”她说，再次表示她对那个老太婆的看法，接着微微一笑。
“我今天要上彼得堡去。您的案子很快就会受理。我希望能撤销原判。”
“撤销也好，不撤销也好，如今对我都一样，”她说。
“为什么说：‘如今都一样’？”
“不为什么，”她说，用询问的眼光瞅了一下他的脸。
聂赫留朵夫把她这句话和这个眼光理解为她想知道，他是不是坚持他的决定，还是接受了她的拒绝而改变了主意。
“我不知道为什么对您都一样，”他说。“不过对我来说，您无罪释放也好，不释放也好，倒真的都一样。不管情况怎样，我都将照我说过的话去做，”他坚决地说。
她抬起头来。她那双斜睨的黑眼睛又象瞅着他的脸，又象瞅着别的地方。她整个脸上洋溢着快乐的神采。不过她嘴里所说的同她眼睛所说的截然不同。
“您何必说这种话呢！”她说。
“我说这话是要让您明白我的心意。”
“这事您已经说够了，用不着再说了，”她好容易忍住笑说。
病房里不知怎的喧闹起来。传来孩子的哭声。
“他们好象在叫我，”她不安地回头望望说。
“好吧，那么再见了，”他说。
她假装没有看见他伸出手来，没有跟他握手就转过身，竭力掩饰她的得意神气，沿着走廊的长地毯快步走去。
“她身上起了什么变化？她在想些什么？她有什么感受？她是要考验我，还是真的不能原谅我？她是没法把她的思想和感受说出来，还是不愿说？她的心肠变软了，还是怀恨在心？”聂赫留朵夫问自己，却怎么也无法回答。他只知道一点，那就是她变了，她的心灵里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变化不仅使他同她联结起来，而且使他同促成这变化的上帝联结起来。
这样的联结使他欢欣鼓舞，心里充满温暖。
玛丝洛娃回到放有八张童床的病房里，听从护士的吩咐开始铺床。她铺床单的时候腰弯得太低，脚底一滑，差点儿跌交。一个脖子上扎着绷带的男孩，正在休养，看见她差点儿跌交，笑起来。玛丝洛娃也忍不住，在床边上一坐，发出响亮而富有感染性的笑声，逗得几个孩子都哈哈大笑。护士生气地对她嚷道：
“笑什么？你以为你还在原来那种地方吗！快去拿饭来。”
玛丝洛娃不作声，拿起食具到护士吩咐她的地方去，但她同那个扎着绷带、被护士禁止笑的男孩相互看了一眼，又扑哧一声笑出来。这天白天，当房间里没有人时，玛丝洛娃几次从信封里取出照片，欣赏一下。晚上下班以后，她回到同另一个助理护士合住的房间里，才把照片从信封里取出来，含情脉脉地一动不动仔细察看着照片上的那几个人、他们的服装、阳台的台阶、灌木丛，以及灌木丛前面他的脸、她的脸和两位姑妈的脸，看了好半天。她看着这张发黄的褪色照片，怎么也看不够，特别是对她自己，对她那张额上鬈发飘飞的年轻美丽的脸看得出了神。她看得这样专心致志，连那个跟她同住的助理护士走进屋子，她都没有发觉。
“这是什么？是他给你的吗？”身体肥胖、心地善良的助理护士弯下腰来看照片，问道。“难道这是你吗？”
“不是我又是谁？”玛丝洛娃笑吟吟地瞧着同伴的脸说。
“那么这是谁？就是他？这是他母亲吗？”
“是姑妈。难道你认不出来？”玛丝洛娃问。
“怎么认得出来？一辈子也认不出来。整个模样都变了。
我看离现在都有十年了吧！”
“不是几年，是隔了一辈子，”玛丝洛娃说。她的活泼样儿顿时消失。脸色变得阴郁，眉毛之间凹进去一条皱纹。
“怎么样，那边的生活一定很轻松吧。”
“哼，轻松，”玛丝洛娃闭上眼睛，摇摇头说。“比服苦役还要苦。”
“那怎么会？”
“就是这样。从晚上八点钟忙到早晨四点钟。天天这样。”
“那大家为什么不抛下这种生活呢？”
“抛是想抛的，可是办不到。说这些做什么！”玛丝洛娃说着，霍地站起来，拿起照片往抽屉里一扔，好容易忍住愤怒的眼泪，砰地一声带上门，跑到走廊里。刚才她瞧着照片，觉得自己似乎还是原来的样子，迷迷糊糊地想象着她当年是多么幸福，现在要是同他在一起又将是多么幸福。同伴的话使她想起她现在的处境，也使她想起当年在那边的生活——那种生活的痛苦，她当时只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却不让自己去深入思量。现在她才清楚地想起那些痛苦的夜晚，特别是谢肉节的夜晚，她在等待那个答应替她赎身的大学生。她想起那天她穿着一件酒迹斑斑的袒胸红绸连衣裙，蓬乱的头发上系着一个大红蝴蝶结，精疲力竭，浑身虚弱，喝得醉醺醺的，直到深夜两时才把客人们送走。趁跳舞间歇，她在那个瘦得皮包骨头、满脸粉刺的给小提琴伴奏的弹钢琴女人旁边坐下，向她诉说自己的悲惨遭遇。弹钢琴女人也诉说她处境的苦恼，很想改变环境。这当儿，克拉拉也走到她们跟前。她们三人立刻决定抛弃这种生活。她们以为这个夜晚已经过去，刚要走散，忽然听见有几个喝醉酒的客人在前厅喧闹。小提琴手又拉起前奏曲，女钢琴师使劲敲着琴键，弹奏卡德里尔舞①曲第一节，用的是一首欢乐的俄罗斯歌曲。一个穿燕尾服、系白领带的矮小男人，满头大汗，酒气醺天，打着饱嗝，走过来一把搂住她的腰。到弹第二节时，他又把燕尾服脱掉。另外一个留大胡子的胖子，也穿着燕尾服（他们刚从一个舞会上出来），搂住了克拉拉的腰。他们旋转，跳舞，叫嚷，喝酒，闹了好一阵……就这样，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过着同样的日子。一个人怎么能不变！归根结蒂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对他的旧恨顿时又涌上她的心头。她真想把他训斥一番，痛骂一顿。她后悔今天错过机会没有再对他说：她知道他是个怎样的人，她决不受他欺骗，不让他在精神上利用她，就象从前在肉体上利用她那样，也不让他借她来显示他的宽宏大量。她又是怜惜自己，又是徒然责备他。她很想喝点酒来浇灭心头的痛苦。要是她此刻在监狱里，她就会不遵守诺言，喝起酒来。在这里要喝酒，除了找医士，没有别的办法，可是她害怕医士，因为他老是纠缠她。现在她厌恶同男人来往。她在走廊长凳上坐了一会儿，然后回到小屋子里，没有答理同伴的话，而为自己饱经沧桑的身世哭了好半天。
①四人组成两对的舞蹈，包括六个舞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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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聂赫留朵夫在彼得堡有三件事要办：向枢密院提出上诉，要求重新审查玛丝洛娃案；把费多霞的案子提交上告委员会；受薇拉之托到宪兵司令部或者第三厅去要求释放舒斯托娃，并让一个做母亲的同关在要塞里的儿子见面。为了这事薇拉给他写过信。这两件事他并在一起，算作第三件。再有就是教派信徒的案子，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