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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他还是成熟多了。《当代》的“编者按”肯定地说，《龙年档案》，一个受人非议的作家的注定要受人非议的作品，这话我信，我想作一番简要的回顾。
1997年的《乔厂长上任记》发表，议论纷纷，说它是民族的脊梁，突破了造神运动，但是呢，生硬冒失，一味地猛打猛冲，包打天下，忽视了人和物。
1984年《新星》发表，出现了新星热。有批评说，李向南解决问题太生硬，是清官意识，靠人格力量，换人而非变法，青天意识就是权力为中心。商品社会中，有一点个人英雄主义唐吉诃德的味道，但是有人非常赞赏，说中国新体制的建立必须依靠有英雄性格的青天式的人物才能完成。
《国画》发表了，一无是处的官场，大面积的审丑，大量床上戏，这是批评意见。《当代》的“编者按”说，真实得叫绝，又真实得片面。
应该暴露，如何暴露，如何写好反腐的英雄，如何有效地防止腐败，人制还是法制，这都是极端重要的大问题。《龙年档案》是又一部反腐倡廉的好小说，它不论在内含、叙述、抒情的技法和艺术家难得的勇气方面都值得称道。我投它的赞成票。
但是我补充地说一句，我得去掉最高分，再去掉最低分。刚才吴天明认为是最高分，我去两头，留中间。
《龙年档案》固然在法制与人制、民主与专断等问题上超过了《新星》，那几个高潮写得何等热闹，十条匿名信的风波在几番折腾之中，全县四大班子的人，一人一个样，其可恶和滑稽的嘴脸暴露无疑，入木三分，这方面写得真是好。罗成在相当险恶的境遇下，既要孤军作战，又要出奇制胜，又要防止李向南的个人英雄主义，让自己老读者一醒耳目，难亦哉呀。
疾恨如仇的罗成，孤胆英雄李向南的再起，依靠合法斗争，终于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戴。
正当反腐现象愈演愈烈，人民群众深恶痛决，人民大众翘首以待，哪怕有一个包公站出来的时候，柯云路给人们先请来了一位早到的县委书记李向南，现在又请来一位迟到的市长罗成，读者之幸，社会之幸。《新星》、《龙年档案》我都拍手欢迎。正当相当的干部走向腐败，形成黑社会性质的关系网，老百姓憎恶地说，一个贪官倒下去，千万个贪官站起来的时候，柯云路以真格的世相图示人，生死已到最后关头，反贪如救火，信不信由你，谁能不赞。
总之，作为被老百姓拥戴的高层次的领导干部，罗成的刻划相当成功，形象十分突出。正像叶眉说的，他使她仍然想起与风车搏斗的堂吉诃德，然而，他毕竟最真实了，而他的存在又很不真实。这几句说得非常好，很有诗意。
可是，《龙年档案》反腐败反来反去，似乎还是缺乏制度上的保证，罗成要是调离怎么办，罗成受处分怎么办？罗成在井里闷死怎么办？谁来监督这些地方官呢？在利用平安保险的套数上，《龙年档案》也难以超越，未可免俗，过分的偶然性和戏剧化使小说更多地向大众化倾向倾斜。要是矿山不淹死人怎么样呢？要是那些人不是作恶多端又怎么样呢？要是天州市不存在黑社会性质的关系网又怎么样呢？罗成嫉恶如仇，变法心切而又坚强如刚，雷厉风行，杀罚决断，多谋善断，快人快语，敢于冒险，敢于牺牲，敢于承担责任，也不乏人情味，他的风格气质，人格魅力，使我联想到我们某些领导人火一样热烈的身影。我很喜欢罗成这种性格的汉子。
龙福海画表排队，心里装着小九九，抽屉里边锁着一个资源手册，曹副部长名下是“胃寒喜红枣”。他把市里四大班子十多个人个个摸得熟透，形成一个强大而灵活的指挥网络，兵来将挡，火来水淹，招之既来，来之能战。还有那个万汉山，太子县的县委书记，一副卖官图，让人开了眼界。股长升副科是一万到三万，副处升正处是八万，干部调动处分补缺等等也要收费，几年加起来，贪污竟达千万元之多。可是，不管是龙福海还是万汉山，总体上看都不是罗成的对手，同《新星》里老奸巨滑的顾荣比，少了些苦闷和顾忌，他们一心一意干坏事，简单化。又如罗成到任前的私访，什么污水问题，危房问题，打白条问题，包括后来的安全隐患问题，挤水分问题等等，一抓一个准，很容易发现问题，得来不大费功夫，又是很顺利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其结果，像罗成同一群草包作战，尽管不是同大小风车作战。罗成说，他磨了十年的脾气今后要含威不露，可是不成，一到天州，他便只能雷厉风行了。罗成到底还是李向南的老脾气，有理想化的痕迹。
《龙年档案》应该说是最棒的一部
林为进：文艺评论家
很高兴又看到了一个我们熟识的柯云路，前几年的柯云路对于我们来说是有一点陌生感的。虽然我觉得认真地搞某一种事情都是很好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希望看到一个我们能够理解的能够判断的东西。而《龙年档案》就是我们能够理解能够判断的一种小说。
近年来长篇小说最基本上就是两种，一种就是所谓新英雄主义，或者叫反腐倡廉，我觉得像《绝对权力》，《省委书记》，一直下来，《突出重围》，包括《抉择》，基本上就是延续了柯云路《新星》的一些写法。作家有一个很主观的很理念的英雄，这东西跟我们这个时代有一点关系。改革开放让人的能动性增多了，对人的主动的能力，人的做法有一种新的看法。事还是要靠人为的，无论怎么体制，就算是美国这种体制，不同的总统他得出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这是很能理解的。
那么究竟谁是反英雄，包括《国画》这些作品，原则上各有各的好处，艺术上各有各的长处。
在所谓新英雄的小说创作中，我觉得柯云路的《龙年档案》应该说是最棒的一部。最棒就在于，它首先是作家的创作。很多小说在我们看来跟政客的创作差不多，绝不是纯作家的创作。柯云路是很真诚的一种创作，起码很尊重读者，不像一些别的创作把读者的智商看得太低了，也把故事里面的人物智商看得太低了。柯云路是作家的创作，保持了作家的一种良知，社会责任感。仅仅说好话是容易的，也能够得到社会赞赏，但是真正对于社会有什么好处就很难说了。
我认为：第一，英雄是否在今天存在？第二，所谓的英雄对这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能否起到作用？都是两说。某些小说中的人物，连老婆贪污偷人他都不知道，对他的智商我都表示怀疑，其余更空泛的东西就更不用说了。
另外我觉得，《龙年档案》是一部比较艺术的小说，它的情节性很强。动作小说并没有什么不好，你要达到金庸的小说这种成就就非常之棒。会写故事，有情节的创造力，这是一个作家的最基本的能力。有人连故事都写不下去，情节的创作都没有，很难说是一部小说。
《龙年档案》跟很多小说相比，人物也是很多的。这些人物都是有作用的，四个市委副书记，四个副市长，首先是中国特色。中国人太多了，安排的位置，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作用。像许怀琴这个市委副书记，中国有很多这样的人，就是专听第一把手的，第一把手要她就是要她那一票。贾尚文原来是反对罗成去的，到最后慢慢地转向罗成，这里说明基本的人心还是向善的，如果有一种比较好的东西，还是能够征服人的。
第三，我觉得《龙年档案》是一个中年人的小说。
所谓中年人的小说，首先是跟《新星》相比。《新星》是柯云路很年轻时候的一种创作，有一种锐气，有一种勇气，李向南是一个很理念的形象，很理想主义的东西，李向南作为一种新干部的典型，我们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经过十几年的民间的沧桑以后，柯云路在这种年龄应该认识到，中国的现实问题不仅仅是一两个清官能够解决的，更不是很容易地解决的。它有希望，但是要经过很艰苦的努力。
再就是罗成的整个表现，实际上比李向南更显示出一种智慧。他不仅仅像李向南一样无遮无挡地猛冲猛打，他是很有智慧的，有理有力有节。在权力这个游戏场中，他很懂得运用规矩。像匿名信出来以后，他就带着它到常委会去，你龙福海不是很会利用常委会操纵多数票，这里面挺有学问。柯云路对这种官场琢磨得很透，所谓常委会，所谓民主集中制，是我们一个伟大的创制，归到底要怎么玩，谁玩得好，这里有很大的弹性，有很微妙的东西。
首先，谁进常委会，谁决定谁进常委会，就是一个问题。所以权力圈小集团多，小帮派多，这都有关系，因为关键的时候，如果多有一票投他，就羸了。掌握多数票不仅能够在必要的时候打败对手，关键的时候还可以用来推卸责任，这是集体决定的，实际上是他玩的猫腻。
柯云路写出的东西是很丰富的，他写出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的关系，实际上也是一种中国的特色，所谓一哥玩二哥怎么相处的问题。第一把手要为难起第二把手，第二把手是很难受的，干好了也不是，干不好也不是，是中国一个很有特色的东西。小说中很尖锐地揭示了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很有价值的。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柯云路的创作是很理性的，带有理性的色彩。是不是这就不好？反过来说，所谓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有几部不是理性演绎的东西？十九世纪很多经典名著实际上都是理性演绎的东西。一方面，我觉得它起码有社会内容社会分量的东西在里面，另外，起码应该有一点作家的思想在里面，它比纯粹感性纯粹感觉的小说在某些方面有更重一点的分量，更符合我们的需要。
《龙年档案》这部小说的情节线很单一，矛盾也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