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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肃反问题上，徐海东同志对扩大化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鄂豫皖，负责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大搞逼供信，有一次把一个团从政委到排长都打成“反革命”。徐海东同志严肃地批评他：“你有什么根据把他们都打成反革命？”还几次在即将逮捕处决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据理力争，保护了一些忠于党的事业的好同志。在陕北，推行王明路线的戴季英等人，秘密地命令十五军团保卫部逮捕了刘志丹同志。徐海东同志知道后，坚决反对。他说：“刘志丹同志如果是反革命，那还能有陕北根据地！”毛主席到陕北后，经过调查，立即给刘志丹同志平了反，并撤了戴季英的职。直罗镇战役以后，徐海东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了鄂豫皖肃反情况，说还有许多同志被冤枉。毛主席当即指示，要立刻摘掉帽子，党员恢复党籍，团员恢复团籍。并说：这些同志经过长征，一路上吃了许多苦，现在还当反革命，你亲自去解释，安慰他们。徐海东同志向这些同志宣布了毛主席的指示，大家感动得热泪直流。毛主席曾高度称赞徐海东同志坚持反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说：你与张国焘有本质的不同，你拥护中央，张国焘反对中央；你要群众，张国焘不要群众。
徐海东同志立党为公，不谋私利，一贯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从不争个人的兵权。他能上能下，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他搞五湖四海，不搞个人的山头。红二十五军和中央红军会师以后，他主动要求中央派各级干部加强红十五军团。不论干部来自什么地方，他都一视同仁，一样地关心、爱护和帮助。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派到红十五军团工作了一段时间，对徐海东同志这种高尚品德，有切身的体会。他有坚强的全局观念，从不搞本位主义。中央红军刚到陕北时，供给很困难。有一次毛主席派人向红十五军团借二千五百元钱。徐海东同志立即把供给部长找来，问他还有多少钱。那位供给部长说还有七千元。他马上说：“留下两千元，五千元交中央。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绝对服从中央领导。”并且让部队把缴获敌人的武器、弹药、药材、布匹等物品送给一军团，还发动部队给一军团的同志做棉衣。中央供给部的同志们激动地说：“这真是雪中送炭啊！”
徐海东同志常说：“周总理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我要以总理为榜样。”徐海东同志努力学习周总理鞠躬尽瘁为人民的精神。他负伤九次，身患多种疾病，肺大部失去功能，重病三十余年，但是他永葆革命青春，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以忘我的精神对待党的工作。一九四一年五月，他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病倒后，仍然坚持看文件，看报纸，还要做工作。同志们劝阻，他还是坚持这样做。江北指挥部向中央报告了徐海东同志的病情，毛主席立即签署了一封二百余字的电报，并亲笔写上八个字：“静心养病，天塌不管”。徐海东同志把党和毛主席的关怀作为勉励自己前进的力量。他说：“一个共产党员在停止呼吸前，不为党工作，是耻辱，不配做共产党员。”一九五八年，他的病情稍有好转，就主动到湖北去参观访问。他到武钢、鄂城看炼钢炼铁，到夏店地区访问当年游击根据地，还在武汉召集老红军、军烈属开联欢会，持续四十多天，致使心脏病发作。一九六○年，他主动担负领导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的任务。他召集老同志开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与编写的同志一起拟定提纲，并规定：“一定要写党，写毛主席，写人民，写集体，不要突出我，突出个人。”他对工作一丝不苟，十幅战例图，都是他一点一滴回忆，一幅一幅指导画出来的。一九六二年战史编写出来了，他也累得又一次大吐血，病危九天。
徐海东同志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艰苦朴素，克己奉公。他对同志满腔热忱，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爱护。一九四七年，他在大连疗养时，发现由老根据地转移来的一批干部家属生活非常困苦，就主动地帮助她们克服困难，把自己的生活费分给大家用，把自已的警卫员派到张茜同志那里去。他说，党中央一时照顾不过来，我应尽力为党做点工作。就在这时，我因公到大连，曾三次看望他，相见之下，他那种真诚的亲切的同志之情，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建国初期，有的同志刚进城就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中，徐海东同志对此深感不安。每逢有同志去看他，他总是必问三条：政治上犯错误没有？经济上有没有贪污？同老婆离婚没有？并语重心长地叮嘱：“不要忘记今天的胜利来之不易，不要忘本。要按毛主席讲的办，将革命进行到底。”日久天长，形成了习惯，去看望他的同志一见面就主动向他讲这三条。在北京期间，我同他的接触中，同样感受到他的关怀、鼓励、帮助和教育，至今仍深深地铭记在心中。
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
对于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徐海东同志，无产阶阶的领袖们信任他，关怀他，广大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尊敬他，爱戴他；而资产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却仇恨他，迫害他。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四人帮”就捏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诬陷徐海东同志参与所谓“二月兵变”，“黑手伸到全国全军”，“夺总参和军兵种的权”。他们采取种种卑鄙手段：停发文件，拆除电话，监视徐海东同志的活动，禁止他同外界来往，关起门来整徐海东同志。一九六七年武汉“七·二○”事件发生后，他们无中生有地说徐海东同志是“黑后台”，公开抛出了“打倒徐海东”的口号，惨无人道地搞“床头批斗”，几十个人围着卧病在床的徐海东大吵大叫，甚至用拳头顶着他的头逼他承认所谓“罪行”。他们指使一些坏人抄了他的家，把他的两个孩子隔离审查。林彪一伙明明知道，徐海东同志患有心脏病，一天二十四小时离不开氧气，竟丧心病狂地下令中断医疗，停止供氧。徐海东同志用个人的工资买氧气，林彪一伙就冻结存款。徐海东同志的亲属向党中央、中央军委请求“急速解决氧气”，林彪死党恶狠狠地说；“假的！不理！”由于得不到充足的氧气，徐海东同志的嘴唇、指甲憋得发紫，心绞痛发作。一九六九年，党的“九大”以后，林彪一伙仍然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继续迫害徐海东同志，说徐海东“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是给出路”。他们以“战备疏散”为名，强迫徐海东同志离开北京到郑州去，指使他们在河南的死党置徐海东同志于死地。他们让徐海东同志住在寒冷潮湿的屋子里，不仅必需的医药卡了又卡，连粮油、蔬菜也不能保证供应。一次，同住的一位老红军帮助买了五十斤萝卜，竟被加上“同徐海东划不清界限”的罪名受到批斗。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在徐海东同志生命垂危时，林彪一伙竟指使其死党，撤掉了特护，不许会诊，不准枪救，致使他病情恶化，于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含恨逝世。穷凶极恶的林彪一伙还不放过，悍然规定五个“不准”：不准登人民日报，不准登照片，不准送花圈，在骨灰盒上不准覆盖党旗，不准写评价。徐海东同志遗体火化时，他们不准群众送别。老战友发来唁电，他们扣住退回。他们采取这些卑鄙、毒辣的手段，妄图抹煞徐海东同志的光辉形象，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狰狞面目。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面对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徐海东同志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铮铮铁骨。文化大革命初期，徐海东同志就写信向毛主席建议，选接班人一定要选符合五条标准的。趁毛主席和各位老首长健在，要把埋在中央的定时炸弹统统挖出来，以防后患无穷。党的传统、作风传给下一代有一个过程，毛主席亲自培养教育几十年的老干部不宜换得过多。这封信与林彪“大升一批，大罢一批”的反革命论调针锋相对。林彪一伙就诬蔑徐海东同志写这封信是“逼毛主席交出中央领导权”。一九六六年，林彪伙同江青、陈伯达等人恶毒攻击几位老帅，大反所谓“带枪的反动路线”的时候，徐海东同志气愤地说：“他们为什么对老帅们这么咬牙切齿！
六届六中全会对陈伯达的审查是对的，我现在还怀疑他是特务。”有人造谣说林彪是贫农家庭出身，徐海东同志气愤地说：“放屁！他是恶霸地主兼资本家出身。我两次带人打进林家大湾，他家十多台织布机就是我们亲手分给穷人的。当了副主席也不能改变出身成分。出身不好，只要努力改造世界观，可以背叛本阶级变成革命者；出身好，不注意改造自己，也会变成反革命。”在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