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霎时间，山上山下军号齐鸣，密集的弹雨，铺天盖地的倾泻在凹地里的敌群中。我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和手枪团，从三个方向，居高临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起冲了下来，边射击边喊话：“缴枪不杀！红军宽大俘虏！”“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弟兄不要上蒋介石的当！”敌人毫无精神准备，一下子就乱了营，东逃西窜，鬼哭狼嚎。有的只恨爹妈少生了两条腿；有的又恨地无缝、山无洞，逃不脱、躲不过，转来转去。敌团以下三千七百多名官兵，全都当了我们的俘虏。缴获的大批精良武器，也都给我们部队装备上了，各个连队配备了四至六挺捷克式机枪，几乎全部换上了青一色的捷克式马步枪。
为了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进一步瓦解敌军，除从俘虏中争取了一批机枪射手参加红军之外，其余全部释放，每人还发了一块光洋作路费。我们这样做，在东北军中震动很大。从俘虏的口供中，才知道他们就是东北军一一五师。据侦察员得知的消息，师长虽然带着一部分人逃跑了，但怕上司追究责任，不久就在罗山县潘家店上吊自杀了。
（湖南省军区政治部文化处 潘天嘉整理）
回忆敬爱的徐海东军长 张震东
从一九三二年底到一九三五年，将近四个年头，我和徐海东同志在一起生活、战斗，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参加了保卫鄂豫皖苏区和长征，亲耳聆听过他的教诲，亲身领受过他的关怀，他那非凡的胆略，卓越的军事才能，光明磊落的胸怀，以及密切联系群众，关心下属的高贵品德，永远使我难以忘怀。
尊敬的良师益友
我第一次见到徐海东同志是在一九三三年初。红四方面军西撤时，我挂了花，就转到了红二十五军任七十三师二一○团团长，徐海东同志是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当时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不顾敌我条件，围攻有强敌据守的七里坪，使红二十五军损失很大，处境困难，我们又被迫向鄂东转移。
我们从南溪葛藤山一线出发，过潢（川）麻（城）公路时，在湖北黄土岗，突然和敌三十一师遭遇，我团担负了掩护大部队通过封锁线的任务。吴焕先政委在前头指挥，当大部队基本上过完的时候，敌人象疯狗一样发起一阵猛冲，把我们和前边的部队切断了。敌人兵力很强，一时要想冲过去是不可能的。正在我发急的时候，后边传来了联络号。我忙让司号员吹号联络，原来也是兄弟部队，并招呼我们向后边靠拢。于是，我们就撤到一个山坡上，和后边的部队会合了。这时我才知道，徐海东同志由于身体有病躺在担架上指挥，当时也没能过去，刚才是他让司号员吹号收拢没过路的部队。
天亮之前，我抓紧把部队整顿了一下，原地待命。这时，徐海东同志让他的警卫员通知我立即去一下。以前，我虽没亲眼见过徐海东同志，但是，他的鼎鼎大名我早就晓得了，他的一些传奇故事我早就听说了。人民亲切地称他为“中国的夏伯阳”。国民党反动派惊恐地喊他“徐老虎”。此刻，我非常激动，恨不得一步跨到他的身边。在一片小树林旁，我见到了徐海东同志。他有三十来岁，高高的个头，四方脸膛，样子还象个庄稼人，虽然严酷的战争生活，又加上他当时生病，脸色有些憔淬，但他那大大的双眼，却闪烁着亲切、机智、果断的光芒。
徐军长热情地招呼我坐下，向我了解部队的伤亡情况和战士们的情绪。他问得很详细，很认真，我都一一作了回答。他以浓重的湖北口音说：“我是烧窑的，你是放牛的，以后咱们就在一起搭伙干吧，不管在什么地方，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有决心，就能够胜利。”他看了看其他几位同志，又接着说：“我们离开了大部队，力量薄弱了，但是我们并不孤立，我们还有苏区的群众，有水，鱼就不得死。”他的话说得诚恳，亲切，使我鼓足了勇气，更增加了胜利的信心。
这时，大批的敌人在山下蠕动，正搜捕包围我们，徐海东同志却泰然自若地说：“不要看这些家伙喳喳呼呼的，其实是虚张声势，昨天一夜的战斗，敌人摸不到我们的底，还不敢轻举妄动。”果然不出徐海东同志所料，敌人虽然象蚂蚁一样围在山下，却没有向我们进攻。天黑以后，我们乘机突出包围圈，甩掉了敌人，和皖西道委领导的八十二师会合，在皖西重新组建了红二十八军，徐海东同志任军长。从这时起，我就在徐军长的领导下，进行了保卫苏区的艰苦斗争。
徐海东同志不仅是我们最可信赖的首长，又是令人尊敬的良师益友。在战场上他非常严肃，下了战场却待大家象亲兄弟一样和蔼热情。他平时很关心干部政治上的成长、思想上的进步和指挥才能的提高。经常找干部谈心，了解情况，解决工作、思想上存在的问题，帮助总结经验教训，在战斗中进行传帮带，使我们不断提高军事指挥水平。不仅如此，他还放手让你到实践中去锻炼，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掌握打仗的本领和军事指挥艺术。
一九三四年初，我们红二十八军从熊家河一带向鄂东北运动，准备和红二十五军会师。在麻城附近，发现“广西军”占据了交通要道。由于广西军装备较好，又善于爬山作战，当时我们都称他们是“广西猴子”，是比较难对付的。徐军长立即命令部队就地停下来，占领了附近的有利地形，作好了战斗准备。接着，徐军长的通讯员喊我去，我随着徐军长来到了前沿，隐蔽起来。只见他一边观察，一边沉思，然后指着前边两个犄角样的山头说：“这上面驻着敌人一个团，是我们的拦路鬼，必须拿下才能通过，这个任务交给你们团了。”以往军长布置战斗任务，总是把作战方案定好，再向部队下达战斗命令。这次我也象往常一样，等待他布置战斗方案。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两眼闪出热情信任的光芒，语重心长地说：“不能老靠着拐棍走路，这次作战方案你自己订，有困难吗？”我明白了他的意思，说：“请军长放心。”他满意地说：“我的位置就在这儿，准备好立即向我报告。”
受领任务回来，我向团里几位领导同志传达了军首长的指示，反复研究制订了一个作战方案，报请军首长审批。徐海东同志仔细分析了敌我双方情况，又对方案作了订正补充。我们决定以小部分兵力，佯攻敌右山头，吸引其火力，拿两个营先攻下左山头，然后顺手牵羊，再取右山头之敌，后边留一个营作为预备队。徐军长又安排其他团给我们接应，他自己就在离前沿一、二百米的地方督战。战斗打响了，我们把善于进攻的一、二营作为主攻营。狭路相逢勇者胜，我军打的英勇顽强，敌人还没有弄懂我们的意图，一个加强团的“广西猴子”就被我们打垮了，为部队打出一条通路。
战斗结束之后，徐军长表扬了我们团，并热情地鼓励我，他说：“作为一个指挥员，要培养自己独立分析敌情，判断敌情，制订战斗方案的能力，这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这几句既是鼓励又是鞭策的话，使我非常激动。在和敌人的浴血战斗中，我从军长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
徐海东同志是部队干部战士的良师益友，也是人民群众的贴心人。他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很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在坚持鄂豫皖的斗争中，每到一处，他就去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帮助群众解决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问题。徐军长还经常对部队进行人民军队与人民战争的教育，亲自帮助地方党组织恢复和健全红色政权，成立地方武装。他常说：“红军是鱼，群众就是水，没有人民群众，就没有红军。”在徐军长的带动下，全军上下人人都当宣传员，个个都做群众工作。群众对红军也象自己的亲人一样，在敌人最疯狂、最野蛮的日子里，人民群众依然冒着满门抄斩，割头活埋的风险，为红军通风报信，送衣送食，掩护伤员。
徐海东军长对干部战士，也象亲兄弟一样关怀、体贴、爱护。一九三四年底，在独树镇的激战中，我的下肢负了重伤，参谋长戴季英硬要把我们一些受伤的同志送到附近村里先隐蔽起来。我一听说很急火，就说：“我不能离开部队，没有担架，我爬着走也可以。”这时，正碰上徐军长在找我，我说明了情况，他很难受地说：“怎么能这样对待同志呢？这儿不是我们的苏区，没有基本群众，国民党民团搜得又紧，把伤病员送去，不是白白地给敌人杀吗？我们的干部、战士，都是浴血奋战从老区出来的，都是革命的宝贝，一个也不能丢下。”他批评了戴季英同志并下了一道动员令：“受伤的战士能走的扶着走，轻的骑牲口，不能骑牲口的上担架。我当时骑在牲口上，怕腿流血过多，就用绷带把小腿吊起来，挂在脖子上。徐军长看了看我的伤势，从后边叫来了一副担架，硬把我按在上面。他自己却不顾身体有病，跑前跑后，询问伤病员情况，有时候还亲自抬担架。他的牲口，早就让给轻伤员骑了。我躺在担架上，看着他来回奔忙的身影，想着长征以来他和战士们同甘苦共患难的事迹，我的眼睛模模糊糊地潮湿起来。
卓越的指挥才能
徐海东同志是我们党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无产阶级的军事家。毛泽东同志称赞他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他大胆沉着，英勇善战，头脑冷静，不论多么狡猾的敌人，他都有一套对付的办法，一提到徐海东同志的名字，敌人就有点闻风丧胆。
一九三三年九月，我们被截在潢麻公路以东之后，随徐海东同志转回皖西北，虽和皖西北区委的部队重建了二十八军，但人数不足二千，而皖西围剿的国民党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