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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万不能忘本呀！
1955年军衔评定后，有一些同父亲共患难的战友，感到自己吃亏了，军衔评低了，到父亲面前诉说。一次，一位叔叔来看望父亲，为自己军衔评低了感到委屈，又讲了一些过头话。这时，父亲语重心长地对这位叔叔说：“咱俩都是穷人出身，我是窑工，你是贫农，咱们都是党解放出来，是党把咱们培养成为军队的高级干部。咱们能有今天，是无数革命先烈和战友们用鲜血换来的。咱们是幸存者，千万不能忘记他们。今天，党和人民已经给了咱们这样高的荣誉，你还争军衔高低，这是很不对的，是错误的。你是忘了本呀！”这位叔叔听了深受感动，流着泪说：首长，我是忘本了，你的教育我永远记在心中，请首长看我的实际行动吧。我还要作与我有同样错误认识人的工作，把首长对我讲的话转告给他们。”这位叔叔讲到做到，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此事，彭德怀伯伯知道了，他特别表扬了父亲带重病为党做了很好的思想工作。
父亲艰苦奋斗、艰苦朴素的作风保持了一生。他最爱穿的还是那几套普通军装。衬衣都是补了又补，被子也要用到不能再用了才换新的。一次警卫员看不过去，劝他换新的，顺口说了一句：“您这不有点儿像叫花子了？”父亲听了后，态度很严肃，但用教育的口吻批评说：“叫花子就不光荣了？穷人就不光彩了？我从小穷得连衣服都没穿的，你这种思想就是忘本，千万不能忘本呀！”
爱之深 教之严 徐文伯
我爸爸徐海东，在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已经含冤去世十多年了。我每想起爸爸的时候，总要念起他老人家对我的慈母般的爱和严师般的教育。
爸爸长期为革命出生人死，驰骋疆场，在党和人民的哺育下，从一个穷窑工成为红军的高级将领。我生于部队，长于部队。爸爸不论在戎马倥偬的时候，还是到后来由于九次负伤而不得不休养的时候，对我的管教始终是抓得很紧的。他是我真正的第一位老师。
从我很小的时候起，爸爸就给我规定了一条纪律：每次外出必须向爸妈请假，回来还得销假。每天晚上，爸爸还要我向他汇报这一天做过些什么，学了点什么。我在七机部工作的时候，单位离家四十里地，靠登车子往返。晚上遇上单位里开会或其他活动，要深夜才到家。爸爸还是在等着，要让我把这一天的情况向他说了才睡。我没到家，他是睡不着的。爸爸这样，对于我来说，该是多大的温暖啊！他的爱浇灌着我的心。但这同时也象给了我一面生活的镜子，促使我必须经常检点自己，切莫做爸爸不让做的事，让爸爸放心。
爸爸一生光明磊落，性格爽朗，敢于说真话，最恨讲假话。他也一直教我要这样。要是我在汇报中撒了谎，他是不允许的。有一次，我还在念书的时候，没请假就与同学一起去看电影，回家晚了。我怕爹妈批评，就撒了一个谎，说因电车停电耽误了。爸爸发现我说话的神情不大对头，请警卫员去了解，知道我说了假话，就生气的把我叫去，要我站到一边去想想我说假话对不对，为什么要撒谎。半小时以后，我走近他，检讨说：“爸，我错了，撤谎是不对的，今后保证不重犯。”这时候，爸爸的脸色转和善了，说：“孩子，你该知道，讲假话会把你毁了的。你一定得做老实人！”打这以后，我再也不敢撒谎了。不过，那时候我心里却嘀咕，丁点小事就这么认真，爸爸对我未免太严了。随着年岁的增长，我才越来越明白爸爸做得对，该从小事抓起，要小题大做。小事不抓，可要大事犯过啊！在文化大革命中，面对着“四人帮”的凶横，我坐在牢里都没讲一句假话，这是爸爸教我的。
爸爸的老战友常说他“上战场是凶老头，下战场是好者头”。的确，爸爸打起仗来，浑身是胆，对敌人狠极了；可是对同志却一视同仁，没半点架子，亲呢得象一家人。平时他也总是用这种平等待人的精神教育我。一次，爸爸正在休息，睡着了。一位通讯员来给爸爸送信，妈没叫醒他，把信收了下来，让通讯员回去了。爸爸醒来，见信不见通讯员，很不高兴，批评妈妈没有群众观点，说：“以后不管我在干什么，只要有下面的同志来，一定要让他们来见我，我要见到他们。”他身边的随从人员如警卫员等，他也是不准我叫名字的，年岁大的非得叫叔叔，年岁小的也必须叫哥哥。一位警卫员叔叔跟我开玩笑，我当真了，急得顺口骂了他一句。爸爸知道了，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还让妈妈带我去向那位警卫员叔叔当面赔礼道歉，承认错误。
自从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后，我家的生活条件宽裕多了，但爸爸艰苦朴素的作风没有丢。他最爱穿的还是那几套普通军装，破了补，补了穿；被子也非用到不能再用时才换新的。警卫员看不过去，劝他换新的，顺口说了句：“您这不有点象叫化子？”爸爸批评他说：“什么叫化子不叫化子的，穷人就不光彩了？你这是忘本！”见爸爸老是那么朴素的穿着，我也就不爱穿新衣服。我上北京念书的时候，妈给我做了几件新衣服，我怎么也不好意思穿出去，还是愿穿供给制时部队上发的衣服，那上面尽管有补丁，可穿着觉得舒服。我要结婚了，爹妈给我做了两套料子好一点儿的中山装，我也一直让他躺在箱子里没穿，现在人胖了，已经小得没法穿了。我上学的时候，爹妈每月给我的零用钱，我也舍不得乱花，剩下了就存银行，到学期结束，又全数上缴给爹妈。爹妈为了使我长好身体，也注意我的营养，可爸爸总是提醒我说：“党和人民给我这么优厚的待遇，我很惭愧，你就更不该享受了。给你吃好一点，是为了把你的身体搞好，到将来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工作。你享受好一点儿，是欠了人民的债的，该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去偿还这笔债。”他还说：“人好歹不是天生的，天下根本就没有什么‘自来红’，所以你无论如何不要自以为特殊。要说你有什么特殊的话，那就是你受党和人民的教育多一些，政治觉悟该比别人高一些，要求该比别人严一些，别的任何特殊都是不应该的。”因此，我十六岁还在念初中二年级的时候，爸爸就要我认真学习党的基本知识，要我按照党员的条件严格要求自己，还要向党组织打申请入党的报告。在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十八岁那一年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爸爸很高兴，送给我一本党章，并亲笔在扉页上给我题了字。他说：“你一定要做到在思想上真正入党，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要忘记了自已是个共产党员。”
考验终于来了。一九六五年，我们单位原是部队编制，要改为非部队编制了。部队对我的教养，使我舍不得脱下军装啊！想调到别的部队单位中去。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爸爸。爸爸严肃地批评我说：“你怎么一事当前就先为自已打算呢？你忘了自己是个共产党员了。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干部的子弟，应该事事、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坚决服从革命需要，服从组织决定，万万不能搞特殊！”是啊！爸爸他自己不正是这样做的吗？他参加会议，喝了公家的茶，总要放一毛钱的票子在茶怀底下。一年夏天，他去怀仁堂开会，顺手把公家的一把扇子摇回家了，还专门派人送回去；总理为了让他有一个固定的适合于养病的地方，一再要为他盖一所房子，他也坚决谢绝了。象爸爸这样对革命有大功的人，都不要特殊，我能吗？爸爸的榜样给我以力量，使我战胜了私心杂念，不再要求调动了。我要求在脱下军装以前，爸爸跟我合拍一张相片留念，爸爸高兴地答应了。爸爸管教我固然很严，但对我也讲民主，常征求我对他有什么意见，意见对的他也接受。有一天，他不知从哪儿听到反映，说我在单位里搞特殊，就狠狠地批评我。这不是事实，是别人传错了的，我受不了这委屈，私下哭了。后来爸爸问我对他有啥意见，我说爸爸主观，听了反映不调查研究就批评人。爸爸接受了，并说遇到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批评意见时，还是要采取“无则加勉”的正确态度。
爸爸是永远离我而去了，但是，他对我的教诲却永远与我同在；他的那一颗火热的心，也永远与党同在，与人民同在！
“请您代我投票”——徐海东和王震 徐文伯
每当看到我父亲徐海东与王震叔叔这张合影时，我禁不住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徐大哥”和“王老弟”的亲切称呼在我的耳边回响，一件件感人的往事就浮现在我的眼前。
那是党中央到达陕北以后，1936年10月，父亲奉党中央命令率红十五军团去迎接红十、四方面军，实现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父亲首先迎接到的是红二方面军王震等领导的红六军团。王叔叔和父亲过去长期分别征战在大江南北，虽互相久闻其名，却不曾相联系识。如今，在经历了万里征程之后，能在陕北相会感到格外亲切。在军团司令部，他们一见如故，热烈地拥抱，互致问候。两人初次见面就无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