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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记事那天起，就听见他他们在谈论“井喷”的事。我们的住宅附近有一口油井，据说有一年发生井喷，毒死了几百人。我们家没什么家具，好一点的东西都装在两口大皮箱里头，皮箱就放在门边，以便万一不幸的事发生就可以提上皮箱逃命。二十多年过去了，不幸并没有发生，油井的设备全换了新的，可是爹妈似乎并没有丝毫放松警惕，仍然神经兮兮的。我虽然在这种末日氛围里头长大，却似乎没有传染上那种危机感，这不免令二老有些失望。他俩在家里谈论危机时总有些不好意思，窃窃私语，避开我。我也搞不清从哪一天起，阿莲就成了他俩的精神寄托。他们并不常去阿莲那里，阿莲也从不上我们家来，可是我知道他们对她魂牵梦萦。“要是井喷的时候阿莲在身边，就不会有什么失误。”妈妈说过这样的话，她又补充说：“阿莲天生就是危难时刻的主心骨。”我一点都不妒忌阿莲，因为我是一个性情随和的人，害怕末日，也不愿老听人谈论。
妈妈送来的糯米食品有好几样，粽子汤圆之类，我坐下来享用。
我已经好些日子没见到阿莲了，她在机关里头混得怎样了呢？要是晕倒，他们会将她送往医院吗？爹爹的计谋成功了吗？前一阵我又出差了，我去的地方是那些贫民窟。那些狭长阴暗的小巷子，每次进去都给人从此出不来的感觉。我是去做统计工作的，我提着我的帆布箱汗流浃背地匆匆行走，看见转弯处的油布棚下面总是站着几个毒品贩子。啊，那些小巷啊，就像蛇洞一样莫测，不断地拐弯，甚至使你产生在往回走的错觉。如果你去向本地人问路，他们每个人都会毫不犹豫地一努嘴，唆使你进入一条暗无天日的巷子，于是你走啊走的，有时你害怕起来，掉转身往回跑。有时你撞上了管事的，那人往往戴一副墨镜，他点一点头叫你同他走。于是你跟在他身后进入贫民窟的内部——那些肮脏的群楼。楼里的电梯总是坏的，住在那种地方，人就得学会攀登，如果你的腿发软，停在楼梯上，就会遭到身后的人的袭击。然而经过漫长的攀登后到达的是什么地方呢？你到达的是另外一个楼梯口，从那里通往楼下。“我是来做统计工作的，我要去居民家中。”有好几次我这样对管事的说。管事的摘下眼镜打量了我一阵，声音小得几乎听不出：“没关系，所有的数据都会有的。”我们就一起下楼了。我一直想从我的工作里头找出一种意义来，我知道它是隐藏了某种目的的。那是什么呢？凭我这平庸的大脑，实在是想不出来。
有人没敲门就进来了，居然是阿莲机关里的处长。
“你这里很好。”她主动坐下来，拍了拍自己那一头烫得像鸟窝一样的短头发。
“杨处长有事吗？”我问道。
“嘿嘿，我昨天从机关里溜出来了，今天也没去，他们不知道，没一个人知道。谁会来追究这种事呢？可以说没人管我。”她颇为自得，“你也可以试—试嘛。”
原来她是来告诉我这件事的。她的话令我想起贫民窟小巷子里的那些贩毒者，我有些紧张。但为什么要紧张呢？看看这个杨处长吧，她不是很放松吗？她用她那双冰冷的灰眼睛盯着我看，似乎有所企盼。这时门外响起了阿莲的声音。
“杨姐！杨姐！”
杨处长站起来，又坐下了。阿莲为什么不进来呢？
“杨姐啊……”阿莲的声音带哭腔了。
我想去开门，杨处长一把将我按在椅子上，她那只青筋凸露的大手在微微发抖。阿莲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了。
“这种夜里，阿莲总是要出来找我，她知道我在你房里。”
“她为什么不进来呢？”
“你不知道吗？阿莲总是这样的。在机关里上班时，她就敲墙，我在隔壁都听烦了。她想让我知道她心里苦闷，可是一见面呢，她又后悔让我知道了她心里的事。”
墙壁上有一个杨处长的影子，那影子在一点一点地长大。一会儿工夫，那黑影就占满了一面墙，头部伸到了天花板上。我感到头晕，身上开始出冷汗。
“你……你……”我昏头昏脑地说。
“哼！”她冷笑一声，坐着不动。
“这屋里真黑啊。”我勉强说出这句话来。
突然，我的脑袋晃动了一下，什么都看不见了。我的上半身伏在桌子上，时而感到她在用脚用力踢我的腿，时而又感到她在离我很远的过道尽头对我喊话，听不清她到底喊了一些什么。后来我又听到我房间的门响了一下，大概是她出去了。
那天夜里，我整整一夜都没想出杨处长的来意。
我休假了。我计划在假期里头重返我出差时访问过的那些地方。这个主意其实是杨处长提出来的，她还要同我一道去旅游呢。那天夜里，在惨白的日光灯下面，阿莲和她看上去就像两个鬼。我们是坐在阿莲的办公室里，我在那里头找来找去的，却没有发觉地板上的那个破洞。也许办公室的地板已经换过了吧。后来不知怎么，我糊里糊涂地就答应了同杨处长一块出游。阿莲在一旁眼珠鼓得老大，拍着手说：“好——啊！”她本来坐在桌上，说这话时忽然栽到地板上，身体蜷作一团。
“阿莲你没摔坏吧？”
“你别管我，”她挥开我说，“你可要好自为之啊。去吧，去旅行吧。你记住，中途我也会来加入你们的。”
真荒唐，这个杨处长，模样古板、内心莫测的半老女人，她居然使得我同意了她的莫名其妙的旅行计划。我隐约记得一开始我们根本不是在谈论旅行，而是在谈论乌龟背甲上的花纹。
当时阿莲很健谈，因为在这方面她见多识广。从乌龟我们又谈到了海龟，杨处长胸膛里涨满了思乡之情，她说她出生在海边的小渔村里。然后话题就转到了旅行上头。杨处长说她要了却她的夙愿，实施一种“隐性的旅行”。我问她什么是“隐性的旅行”，她就话题—转，怂恿我去向公司申请休假，然后和她—缈外出。
杨处长的双手背在背后，绕办公室走了一圈。我觉得她那种老派样子特别好笑，就忍不住笑了起来。为掩饰自己我又假装在咳嗽。但阿莲还是觉察到了。
“忆莲表姐你笑什么呢？”她责备地说，“现在还没开始旅行呢。”
“我听不懂你的话，阿莲。”
“那你就回家好好想想吧。杨姐在生活中可不是个逗笑的人。怎么说呢，杨姐，她差不多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那天从阿莲的办公室回去，下着小雨，路上特别黑，好几次我的脚都踩进了水洼里，这使我的情绪沮丧到了极点。
上午我去公司告了假，一回家就接到阿莲的电话，说是杨处长已买好了火车票，下午五点钟在候车室等我。我感到很疑惑，怎么不是杨处长自己打电话来呢？阿莲说，杨处长在家里从来不打电话的，她怕别人知道她的行踪。接着她又在电话里头补充了一句：“你昨天晚上表现得很自负嘛。”放下电话后一种不祥的感觉向我袭来。我到底去还是不去呢？犹豫了好一会儿，我决定打电话给爹爹。已经是中午了，爹爹似乎还在阴暗的大卧室里陷在混乱的梦中，他磨蹭了五分钟才开始说话。
“是阿莲通知你的吗？太好了。忆莲啊，到了外头，事事都要用脑子，我和你妈老了，快要活够了，我们帮不上你的忙。”
他的口气就好像我是去上战场似的，我记起他年轻时打过仗，大腿上中过一颗子弹。和他通过话之后，不祥的感觉更厉害了。我胡乱将旅行用品塞进一个箱子里，坐在房里发呆。电话铃忽然又响了，吓得我一脸发白，手发抖。又是阿莲，她向我说起这一阵她在机关上班的体会，她说她已经“豁出去”了，晕倒就晕倒，让别人将她抬到旁边的长椅子上躺下。现在大家也习惯了她的怪病，不再大惊小怪。阿莲干吗这时在电话里说她的事？
“忆莲表姐，你在听吗？我觉得你根本没听！”她忽然发怒了，“咔嚓”一声挂了电话。
我本来也可以不去，可此时的氛围好像不允许我不去似的。另外，我也觉得自己过于担忧了，不就是出去旅行吗？杨处长一个女人家，又不是老虎，还能吃了我？
候车室里稀稀拉拉的并没有坐多少人，杨处长不在里头，难道她到了这个时候还不能暴露自己的行踪？这就是“隐性的旅行”吗？我气鼓鼓地坐下来。
车快要开时她才来。穿一件黑风衣，戴着黑风帽，像—只老乌鸦。
我们的卧铺是面对面的两个下铺。处长将自己的小皮箱往铺下一塞，然后端坐在铺上看着窗外一动不动了。她的样子显得有点紧张。
“杨处长，阿莲要我一路上听您的吩咐呢。”
她忽然笑起来了，她的笑声居然像小狗的叫声一样，怪怪的，弄得我害怕起来。过道里有人经过时，那人总忍不住朝她看，于是我感觉好像自己做错了事一样将脸转向窗外。她笑了又笑，没个完。我开始怀疑她是不是神经错乱了。
后来列车员来了，列车员很严肃地对我说话。她问我杨处长是我妈妈吗？我说是朋友。她要求我马上制止她发出这些怪声。可是我们说话时，杨处长已经停止了发笑，她站起来，傲慢地用身体撞开列车员，径直往厕所走去。
“我们躲过了一关。”她重又回到卧铺上时紧张地对我说，“你想想看，这里头什么人没有？比办公室里还险恶。在办公室，那些面孔你至少还熟，这里啊……”
她将枕头被子拢到一块，靠在上头，一瞬间就睡着了。她的模样像是累坏了。
杨处长的风衣掉在地上，我弯下腰帮她捡起来。风衣的料子有一种奇怪的手感，那不像是布，倒像是小动物的柔软的皮，一没抓稳就又从手里滑到了地上。我将抓衣服的右手凑到亮处去瞧，看见手板上沾了一些黏糊糊的东西。
由于我弄出了响动，杨处长睁开了眼睛。
“你不要动我的衣服，你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