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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多呆一天再走了。”吴老板嘿嘿一乐，拍了拍梅来松软的肩膀，“是我对不起你，让你看鱼档把妹妹给人拐跑了。”梅来错误地理解了吴老板的冷嘲热讽，胆怯地问道：“我今晚就来看鱼档，那半个月的工钱不要了，行吗？”缩在梅来身后的杨树根不识时务地掏出烟，卑微地抖着手递过去，“吴，吴经理，孬烟，抽一枝。”吴老板推开杨树根陌生的胳膊和香烟，理也没理，扔下一句，“回家种地去吧！”说着就扬长而去。
梅来的脸红一阵白一阵，比被拐走了妹妹还要难堪。他木桩似的站在湿漉漉的菜场里，就像一个盛过鱼的旧塑料袋一样被扔在鱼档前血腥的空气中。
3
城市里彻夜回响着寻欢作乐的歌声，有钱的人们沉沦于灯红酒绿的光线中，享受着醉生梦死的幸福时光。
废弃铁道边长满了杂草，潮湿阴暗的小屋里，昏暗的烛光照亮了几只饥饿的苍蝇在发霉的空气中徒劳地盘旋，梅来和杨树根坐在砖铺上如同两块僵硬的砖头沉默不语。杨树根觉得城市是为富人和骗子们建造的，大山才是穷人生根的地方，绝望的心情在梅来被鱼档老板赶走后异常尖锐。梅来在床头的砖头上掐灭了烟头，他故作轻松地说：“没事的，城市大着呢，明天我们出去找活，最好能当个保安，没人敢欺负。”
人才市场比菜市场还要热闹，川流不息的人们穿着干净整齐的衣裳与要人才的单位讨价还价，跟菜市场买菜很相像。梅来和杨树根衣衫陈旧头发蓬乱地混迹其中，人们很警惕地捂紧了自己的口袋，一个拎着警棍的保安，眼睛像刀子一样盯着他们的手势。
梅来很盲目地挤到一家房地产公司招聘台前，对一位穿西服打领带的年轻人说：“兄弟，不，经理，我们想当保安。”
穿西服的年轻人愣了一下，迅速对他们的服饰和表情作出准确判断，年轻人手里转动着一枝黑色水笔，“学历学位证书？技术等级证书？又不是赵本山，玩什么幽默？”
梅来和杨树根面面相觑，他们就像听外语一样糊涂。杨树根反应比较快，他从口袋里掏出身份证，急忙递上去，“有证件。兄弟，我们都是好人，就想当个保安，没别的要求。”
这时又有人递上红本子准备洽谈招聘的事，梅来和杨树根被挤到一边。尾随在后面的保安终于忍无可忍地用电警棍指着二人说：“出去！”
保安的呵斥并没有给梅来带来痛苦和紧张，相反的他正全心全意地欣赏着保安深蓝色的保安服和大盖帽，手中那根警棍让梅来无比神往。此时的杨树根隐隐感受到这里不是他们该来的地方，在梅来陶醉于保安警棍威风的时候，他看到了房地产公司招聘岗位是建筑工程师、环境设计师、销售经理。
杨树根拉了拉梅来忘乎所以的袖子，悄悄地说了声：“大哥，我们走吧！”
正在这时，又一个保安冲了过来扬起手中的警棍说：“想走，往哪儿走？跟我们走一趟！”
两个人被带到了人才中心地下室的一间办公室里。办公室里几个穿保安制服的人反复打量着梅来和杨树根。一个显然是头目的胖保安用警棍顶了顶帽檐，像一个伪军一样围绕着不知所措的梅来和杨树根转了两圈，最后他的目光咬住了梅来衣服上少掉的一个纽扣处。突然他一警棍抽在桌子上，喝道：“快说，皮包藏哪儿去了？！”
梅来一脸迷惘，说：“我们没带皮包，也没有皮包。”
胖保安扬起一颗蛮横的头颅，对身边的瘦保安命令，“把手铐拿过来，给我铐上他们！”
瘦保安进里屋拿手铐的时候，又一个保安边跑边喊着进来了，“找到了，找到了，那个博士将皮包放到小轿车的后备厢里了。”
胖保安此时脸上的表情顿时缓和下来，他连忙掏出香烟给梅来和杨树根递过去，嘴里反复地说着，“误会了，误会了。”
梅来和杨树根顿时全明白了，他们的脸上没有愤怒，只有平反昭雪后的轻松，梅来接过了香烟，但杨树根没接。梅来诚恳地说：“我们只是想找一份保安的活，没想到找错了地方。”
胖保安拍了拍梅来肩膀，一脸平等的表情，“你们确实找错地方了，这是人才交流中心，你们又不是人才；只能去劳务市场、职业中介所找工作。”
杨树根连连说：“对不起，对不起，打扰你们了。”
没有被当作小偷，这使他们很体面地走出了人才中心蓝色的玻璃大门。
回到出租屋后，他们一晚上都很沮丧。杨树根倒在床上，望着阴暗的屋顶回忆起山里风声，他忽然有了一种感觉，穷是有罪的。沉默很久的杨树根从嘴里冒出一句话来，“大哥，人穷被人欺，对吧？”
梅来看到杨树根像一团松软的旧棉花一样躺在床上，他没有说话，然后用勺子搅拌铝锅里的稀饭，稀饭的味道和脚臭味你来我往，心里也就乱七八糟。从那以后，梅来再也没提过找保安工作的事，也没说过“保安”二字了。
此后的日子里，梅来和杨树根分头去大街小巷的黑中介去登记，登记一次要交二十或三十块钱不等的中介费。没登三五次，梅来口袋里的钱只剩下六十多块钱，吃饭已成了最严峻的现实。梅来将最后三十块钱交给了一个号称“为民中介所”的老板娘手里，老板娘是一位粗俗而臃肿的中年妇女，她嘴里嗑着瓜子对梅来说：“再过三天来看看，会帮你找到活的。”梅来有些急了，“大嫂，我四次都交了一百二十块了，每次你让去面试的单位都不合格。”老板娘吐出的一粒瓜子壳从梅来的耳朵边飞过，她大着嗓门说：“没问题，这次准成。”
梅来最初看上这个中介所是因为门头上挂着“为民”的塑料门匾，他读过小学四年级，知道“为民”就是
“为人民服务”的意思。所以倍加信任这位臃肿得跟门板一样粗糙的老板娘，梅来觉得她像山里人，肯定不会坑人。但前三次给他推荐的单位都在郊区的一些旧仓库或废弃的厂房里，坐车要花一个多小时，而面试的人怎么看都不像正经办工厂的人，让他回去等消息，待他到职介所来问时，答复是：不合格。梅来曾问过老板娘，“合格的条件是什么呢？”老板娘说：“不知道，那是厂里的事。”以梅来的城市经验，他根本不可能破译黑中介欺诈的任何一个细节。他一次次责怪自己没有文化，因而就更想挣钱让念小学的一双儿女将来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可他想不通的是，他本来找的就是没有文化不需要技术的苦力活，为什么不合格呢？
杨树根独自一人在这个不属于自己的城市里四处找工作，但所有的工地和工厂都拒绝了杨树根从一双开了裂的解放鞋和一头乱如稻草的头发里酝酿出来的城市妄想。他有些灰心了，他想回家，他想也许梅花已经回到家里了。梅来说：“不行，混不出名堂回去要被人笑话的。”说完这话时，梅来的口袋里只剩下三块六毛钱了，他买回三斤面条，日子从这个晚上开始陷入绝境。杨树根对这摇摇欲坠的晚上充满了忧虑，他觉得让梅来以这种惨淡而危险的方式为梅花赎罪是不公平的，所以就说：“大哥，就是梅花再也不回来了，我也不会怪你们家的，明天让家里寄些钱回来做路费。回去吧！”
梅来很夸张地作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我早就跟你说过，天无绝路之人，不对，是天无绝人之路。”说这话时，他的口袋里只剩下三角儿硬币。
三天后的早晨梅来没吃饭就出门了，他将最后一点面条留给了杨树根，他对杨树根说：“我出去买早点吃，你吃面条吧。今天你再到东大桥那里碰碰运气，看那里有没有要搬运工的。”走上大街，整个城市都在吃早点，然而所有的早点铺子对梅来几乎是形同虚设，三角钱硬币在他裤子口袋里如同三粒毫无用处的沙子。
午后的阳光照耀着梅来缺了一粒纽扣的皱巴巴的卡其布中山服和脚上一双张开嘴的旧皮鞋，这是一个标准的城市盲流和乞丐的形象，没有人注意到他脸上还残存着最后的倔强和不服输。在一个苍蝇很多的小吃部前，梅来的肠胃在食客们大吃大喝的声音和姿势的暗示下咕咕噜噜地叫了起来，他一闪身挨进了店内，目光瞄准了已经站起身来的妇女和小女孩，小女孩的一大碗面条吃了还不到三分之一，正在桌上冒着热气，梅来咽了咽唾沫，眼睛都直了，扎着蝴蝶结的小女孩站起来的时候还对梅来甜甜地说了一句，“叔叔再见！”梅来当然没听到，他在母女俩还没有完全转身的时候，一屁股坐下来风卷残云般地卷进了面条和汤，整个过程不到三十秒钟。一个跑堂的姑娘走到他面前，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梅来感到脸在发烧，身边的一位牙齿残缺的老太太将一块啃了一口的烧饼递给梅来，梅来没接，低着头敏捷地逃出了小吃店。
逃出小吃店的梅来，轻一脚重一脚地走在大街上，他感觉到了自己被抽去了筋骨，像一片没有重量的树叶。
黄昏时分，梅来穿过狭窄而凌乱的巷子来到了“为民”中介所。那位嘴里依然嗑着瓜子的老板娘一见梅来就非常痛心地对梅来说：“你来晚了，城里的一个烧锅炉的岗位被人家刚拿走，还有一个饲料公司的岗位给你吧。”
梅来一听火了，“又在郊外，又要面试，是吗？我不去。”
老板娘吐出一粒没嗑完的瓜子，“招工总是要面试的。你又没电话，好岗位跟你又联系不上。怪谁？”
梅来觉得被耍了，他伸出粗糙的手，“你哪次面试让我过关的？我不要你中介了，你把钱给我。”
老板娘将手里剩余的瓜子扔到地上，“不行，给你介绍工作你不去就是你违约。一分钱也不退。”
梅来往地上一蹲，“你不退钱，我就不走。”
这时从里屋出来两位留着一小撮胡子的男人，他们一身横肉，脸色阴沉，目光锥住梅来，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