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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最终入选确定22个人的大幅照片，在1962年中旬全部以“标准照”冲洗放大，取代苏联“22个大明星”的大幅照片，在全国各大中小城市、乃至乡镇的电影院里高高悬挂，至到1964年因国家政治形势紧张和大小运动的不断，更主要的是文艺界重点在批判“功利主义”、“名利思想”和“四清运动”的到来，以及受到江青等人的极力阻挠，当年的9月27日，由文化部电影局下达命令，将悬挂在全国各大城镇电影院里的“22大明星”的巨幅照片全部取下。与此同时，本该举办的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活动也被迫取消。
至于说“22大明星”的由来，多年以来，在圈内外一直是众说纷纭，出处不同。除以上有关沿袭我国根据苏联影片中所选出的22个明星为依据之说以外，尚有其他多种不同的版本。有人说，当时所悬挂的明星照片是二十二寸，故此得名；王晓棠仍坚持由苏联“22大明星”脱胎而来的说法，因为周总理对夏衍的一番话，作为国家领导人关心电影界的例证，在当时被作为佳话流传一时；而另据秦怡一说，则是当时根本就没有固定的“22大明星”的称谓，自己的大幅照片以前就曾经在“国泰”电影院大厅里悬挂过，此次对她本人来说，不足为奇，只是不久以后与苏联关系破裂，正逢苏联召开“二十二大会议”，所以，与中国影坛上被评选出来并高挂电影院门前的数目正巧一致，带有某种讽刺意味的“22大明星”一词便在民间逐渐传扬开来；曾经担任上影厂多年厂长的徐桑楚，如今已经年届九旬，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他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和记忆，也证实了当时4大电影厂根据文化部的指示精神，虽然都上报了各自拔尖和重点培养的演员，但最终是出于老中青演员队伍的搭配比例，按照各个厂的分配名额，最终综合评定，当时，也并没有什么“22大明星”一说，只是后来才被热心的影迷朋友根据悬挂演员的人数，通俗、自然地传叫起来，而在民间约定俗成。至于当时被评选上报和入选为“22大”的演员，在此之前，大多都是不知道这其中的缘故，而是后来在电影院里才意外吃惊地发现到的，比如说在1962
年，庞学勤为拍摄《兵临城下》做前期准备工作，路过北京时，电影学校的老同学赵联、李孟尧邀他在北京新街口吃饺子。途中，他们领着庞学勤到新街口电影院大厅里，看到正上方悬挂着“22张大明星”的巨幅照片，真是把庞学勤吓了一大跳，因为事先大家对此都一无所知。而对于这一无尚的短暂荣光，金迪则说道，当时是怎么评的，如何定的，她根本不知道。多年以后，才晓得是周总理逐一挑选、亲自确定的。1961年年底让拍照，对于演员来说，也是很自然的事，只是在第二年的下半年，她到天津去演出话剧《雾重庆》的时候，才非常吃惊地从电影院里看见自己还有那么大的照片悬挂在入场处的大厅里。然而，这样的荣誉并没有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工资也没有多增加一分钱，相反在“文革”运动爆发后，则成为了她的一大罪状，罪加一等地遭受到残酷的打击和无情的迫害。
这“22大明星”的巨幅照片，在全国各地电影院悬挂以后，立即掀起了一股更为庞大的“追星”旋风，由衷喜爱这些明星的广大观众，前往电影院观看电影之前，都会不由自主、约定俗成般地徜徉在他（她）们的巨幅照片前，把他（她）们的闪亮风采与在此之前所塑造的银幕形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22大明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是一个社会的见证，他（她）们作为众多同行的代表，是一组集体荣誉的群雕，也是
梦断“百花奖”
1963年3月1日起，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成功地举办了第一、二届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公开征集选票的活动。三个月回收选票近90万张，共评选出15项45个奖。珠江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南海潮》与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甲午风云》、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停战以后》，获得最佳故事片奖。然而，该届“百花奖”并没有像前两届那样如期地进行公开颁奖，甚至连最后的评选结果，也没有公开公布……
《南海风云》的最初萌芽
1948年下半年，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之际，为了迎接全国解放，适应全国解放后新的政治形势的需要，许多文化工作者纷纷准备进入解放区，同时除了一部分继续留下坚持工作之外，大部分都先后撤离上海，南下香港。
郭沫若、茅盾、夏衍、林默涵、邵荃麟、冯乃超、叶以群、周而复、司马文森、洪遒等文化名人参加了设在香港的“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香港分会”。而在电影界享有“三老”之尊称的阳翰笙、蔡楚生、史东山连同欧阳予倩、于伶、张骏祥、柯灵、王为一、白杨、舒绣文、陶金等一大批电影界人士以及属下的“昆仑影业公司”，也都前往香港，开辟那里进步的电影阵地。此时，蔡楚生便想把自己早年完成的一部旧稿《南海风云》拿出来，作为在香港成立的“南国影业公司”的开门作品。于是，蔡楚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利用空暇时间修改原稿，并将之改编成电影分镜头导演工作本。
此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急剧变化，转眼间，中国内地几乎全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蔡楚生等人迅速被上级召回北京，去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建国大计。蔡楚生被委以重任，担任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艺委会主任等职务。所以，把《南海风云》拍成电影的事情，就自然先搁置下来了。南国影业公司同时为了配合大陆解放，开拍了由陈残云编剧、王为一导演的粤语片《珠江泪》，主创人员把摄制组拉回到刚刚解放的广州，进行实地拍摄并如期公映。
建国以后，尽管百业待兴的繁忙事务让蔡楚生分身乏术，但他的心里仍一直牵挂着那件拍摄《南海风云》的未了之事。一是作为广东潮阳人，他一直想继自己早年轰动国内外的《渔光曲》之后，再拍摄一部描写南海人民在苦难生活中奋起抗争的故事影片，二是他曾成功的编写、并与郑君里合作导演的《一江春水向东流》自1947年放映以来，一连数月持续不衰，时隔几年以来一致好评如潮，这也更加激励和鼓舞他一定要拿出新作，向新中国的电影银幕报到和汇报。于是，蔡楚生便与仍在上海电影界工作的郑君里主动取得联系，希望这位曾与自己有过密切而友好合作过的伙伴，能了却他心中的夙愿。
郑君里闻之，当然也是喜不自禁，立刻一口答应下来。谁知，紧接着由他在1952年导演的《我们夫妇之间》，连同《武训传》、《关连长》、《夫妇进行曲》、《影迷传》等一批上海私营厂出品的影片，遭到了当时文艺界的错误批判，执导影片的导演当然是在劫难逃受到了株连，几乎被剥夺了继续执导拍片的权利，投拍《南海风云》一事，无奈而被迫再次停了下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运动不断，使身居要职的蔡楚生，更加公务繁忙，再加上外界种种原因的导致，《南海风云》就这样一直处在难产的状态，而蔡楚生的心头抑郁难结。
早在1951年、1956年分两次开始筹建的广州珠江电影制片厂，作为华南片区的重要腹地，又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高潮声中，进行了再次建厂。蔡楚生对这部一往情深的《南海风云》一直痴情渴望，他马上在脑海里闪现这样一个念头：这部戏无论是故事情节、还是地方特色都非常适合在珠影厂进行拍摄。经过十多年的变化，中国的政治形势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原剧本中的“风云”，现在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浪潮”，于是，蔡楚生激情难抑，远在北京的他似乎马上可以联想到影片投入拍摄时镜头中所要表现出那种波澜壮阔的气势。此时，蔡楚生需要马上增加新的情节，以适应新的形势，丰富其故事的整体内容，以力争使该片更加富有气势，更加充满戏剧化的演变，同时也更好、更浓郁地赋予其鲜明的南国地方特色。蔡楚生便同同从香港回到广州担任华南文学艺术学院秘书长、后任宝安县县委书记的著名作家陈残云进行了促膝畅谈，蔡楚生开门见山请陈残云对此剧本进行大刀阔斧地修改，以增加新内容为主。在华南地区与著名作家黄谷柳、欧阳山合称为“广东名家三巨头”的�